天津歷史文化
天津是北方地區媽祖文化的中心，故有“南有湄洲媽祖廟，北有天津天后宮”之說。媽祖文化是天津歷史文化的重要淵源之一。“先有娘娘廟，後有天津衛”的民間諺語，充分說明媽祖文化在天津文明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天后宮為中心的古文化街已經成為享譽中外的觀光勝地和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以文化街和海河為依託，舉辦首屆天津媽祖文化旅遊節，有利於保護和挖掘天津的歷史遺存，發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有利於增強同全世界華人，特別是港、澳、合同胞的感情交流，加強海峽兩岸的友好往來與合作；有利於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影響力，帶動文化、旅遊事業和地區經濟的加快發展。天津市人民政府將舉辦天津媽祖文化旅遊節列入今年市政府20件實事，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和海內外的積極響應。經初步接洽，臺灣、香港、澳門和福建地區的民間組織和旅遊部門將組織近千人來津赴會，共襄盛舉。
天津歷史文化漫步。
（1）古代天津，據發掘出土文物的考證，早在戰國時期已形成若干先民的聚落點。然而，在西漢時發生過一次大範圍的海浸，濱海平原淹沒，汪洋一片，荒無人煙。爾後，隨著海河水系的形成，聚落始繁。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村落名曰“直沽”，位於海河匯流源頭的三岔口，故又名“三汊沽”。後人曾形象地稱海河為“母親河”，稱三岔口為“天津的搖籃”。比喻生動親切，深入人心。
（２）直沽依河生息，先民除農耕外多以捕魚為業，故史書稱“初僅一漁堡耳”。早期人文心態如何，文字記載闕如。直沽地處北陲，遠離中原文化，發展滯後。先民無法解釋許多自然現象而產生一種恐懼心理，遂以敬神驅鬼、祈福消災的迷信活動作為精神支柱。這一點，從許多墓葬中隨葬的神佑與避邪的祭物，可略見其端倪。
（３）隋唐時期佛教文化已傳佈北疆。唐貞觀年間李世民率師遠征遼東，奏捷回朝途經直沽，駐蹕於海河岸邊的慶國寺，同行的鄂國公尉遲敬德在廟中掛甲，李世民遂敕賜更名為“掛甲寺”。這一掌故未見正史記載，屬口碑史料，縣誌對此有所記述，足以憑信。由此可知，至遲在唐朝初年佛教已傳佈直沽，寺廟當不止慶國寺一處。據史書記載，元至正年間，有天竺（印度）僧人海會結庵於城西北海會寺，說明直沽當時的佛教已形成一定氣候。明清時期，佛寺香火日熾，城廂內外寺廟多如繁星，《津門保甲圖說》中有圖為證。 清康熙年間，天津有兩位詩僧：一是大悲院的世高，一是海光寺的成衡，結交名士，吟詩作畫，傳為禪林佳話。近代又出現兩位高僧：一是弘一（李叔同），一是倓虛（王福廷），修持謹嚴，造詣厚重，前者被尊為“南山律宗第十一世祖”，後者被列為“天台宗第四十四世法嗣”，聲名遠播海內外。因此，天津的佛教文化淵源不容忽略。
（４）元朝定都於大都（今北京），糧食、布帛皆仰給於江南，為此開闢了海上運輸線，漕運文化、媽祖文化伴隨而來。直沽是漕運的終點碼頭，為祝禱航行安全，在大、小直沽先後建造了兩座天妃宮（天宮後），每當漕船抵達，官員隆重舉行酬神祭典，成為直沽社會生活的一大盛事，從而活躍了天妃宮周邊的商家生意。天妃宮的建立，可視為天津城市發展的歷史座標，故古諺有云：“先有天后宮，後有天津城。” 天妃即媽祖，傳說中的護航“女神”，在“落戶”直沽以後，又演化為兼司護佑婦嬰包括生兒育女的“子孫娘娘”，成為津沽婦女至尊至愛的膜拜偶像；後來又被頌為“三津福主”，儼然天津城的保護神了。至康熙年間，又推出“天后出巡散福”盛會（皇會），屆期全城載歌載舞，萬人空巷，猶如西方的“狂歡節”。媽祖文化滲透民俗民風領域，構成直沽文化的一大特色。
（５）明朝永樂二年（１４０４）天津命名，設衛築城，奠定了城市發展的基石，再過兩年，就迎來建城６００週年。天津設衛，成為拱衛京師的屏障，軍旅常駐，商販雲集，流動人口激增，顯現出移民城市的特徵，文化上亦然。
《天津衛志》載稱：“天津近東海，故荒石蘆荻處，永樂初始闢而居之，雜以閩、廣、吳、楚、齊、樑之民。”也就是說，天津接納了戍邊、漕運、經商、逃荒的大批移民，伴隨而來的是軍旅文化、運河文化、江淮文化、閩粵文化、伊斯蘭文化，尤應提出的是語言文化。據語言學家考察，別具特色的天津話，母語源於江淮，人口構成的變化鑄造了天津方言。伊斯蘭文化是隨同回民遷徙而傳入的，設衛之初落戶津北天齊廟、穆莊子（後合併稱天穆村），建造了清真寺，清真菜餚也逐漸推廣開來，成為天津飲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方雜處，風情各異，移民文化豐富了天津歷史文化的內涵。
（６）清雍正二年（１７２５）天津改衛為州，旋又升州為府，強化了天津的城市地位。天津“地當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車”，有利於商旅往來與物產集散，是北方重要的水陸碼頭。咸豐十年（１８６０）開埠以後，內外貿易迅速增長，碼頭經濟更趨活躍。經濟發展擴大了文化發展空間。
自清代中葉以來，碼頭周邊陸續出現了許多茶館、書場、戲園，外地伶人紛至沓來，名曰“跑碼頭”。原來農村的野臺子戲班走進城市舞臺，評戲、河北梆子等地方戲紮根天津，唱遍北方，因此視天津為“發祥地”。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各種鼓曲走俏津門，名角輩出，為此贏得“曲藝之鄉”美譽。獨具地方風格的社火（民間集體遊藝活動）由來已久，代代相傳，活躍於鄉里。民間習武之風始終不衰，武林高手霍元甲、曹金藻被稱為“回漢雙俠”，聞名遐邇。民間工藝精美無比，楊柳青年畫早在清初就已經遠銷“三北”地區；張明山家族的泥塑，雅俗共賞，譽滿三津；磚雕、木雕、風箏、絨花、剪紙的製作，都有獨到之處。凡此種種，無不具有碼頭文化的魅力。尤應提及的是，民國以後，武俠、言情、警世、評書之類的通俗小說，覆蓋文化市場，並造就出一批通俗小說作者，其中名家如劉雲若、還珠樓主、鄭證因、宮白羽等人的作品，膾炙人口，暢銷一時，天津因此被稱為“通俗小說北方創作中心”。碼頭文化具有平民性與親和力，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又稱市井文化。
碼頭文化屬於俗文化範疇。曾有這樣一種說法：具有俚俗特色的天津文化可稱之為“衛派”文化，與“京派”文化、“海派”文化形成鼎足之勢。
（７）天津歷史文化沿著兩個層面發展，既有“下里巴人”，又有“陽春白雪”，即儒雅文化。
在“康乾盛世”時代，天津文壇欣欣向榮，一派生機，這與富有鹽商對文化的投入有直接關係。其時，鹽商與縉紳熱衷於築造私家園林，不下二三十處，著名的如張霖的問津園、龍震的老夫村、查日乾的水西莊、安尚義的沽水草堂的豔雪樓；這些園林不僅花木蔥翠，亭榭玲瓏，令人賞心悅目，而且是人文薈萃之所。莊園主人廣為接納文士賓客，詩酒酬唱，揮毫潑墨，切磋學問，賞玩珍品，極盡風流雅興。其中尤以佔地百畝的水西莊為最，與揚州小玲瓏山館、杭州小山堂並稱為運河三大私家名園，或曰運河文化的三顆燦爛明珠。這種人文薈萃之風一直保持了數十年而不衰，許多馳譽南北的文宗、名流蒞臨津門，有的過境小住，有的落戶久居，推動了天津文壇的勃興。道光年間，詩人梅成棟編成《津門詩鈔》一書，內收元、明、清以來四百多位詩人、三千多首詩作，毓秀鍾靈，蔚為大觀，堪稱天津文壇的詩品總彙。鄉邦學人查為仁、金玉岡、康堯衢、崔旭、樊彬、華長卿、楊光儀等皆飽學之士，有文集傳世。在書畫藝術方面，天津也是人才濟濟，名家輩出。
文人結社之風在天津一直延續到上個世紀３０年代，雖不免曲高和寡，但始終獨領風騷。
（８）１８６０年天津開埠，列強佔地開闢租界，清朝統治集團興辦“洋務”也以天津為基地，從而西方文化次第湧入，諸如基督教文化、近代科技文化、西方教育模式、西方建築文化、競技文化、音樂美術、娛樂文化等等，天津得領風氣之先。當時國家處於政治動盪的歷史時期，思想觀念的變化，有助於對封建社會制度的批判，也有利於向城市近代化的過渡。１９世紀末被稱為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嚴復，在天津譯書著文，宣傳資產階級“西學”，大聲疾呼“變法”、“救亡”、“競存”、“自強”，振聾發聵，喚醒國人，影響了整整一個時代的青年知識分子。
晚清統治危機四伏，列強侵略得寸進尺，妄圖變中國為殖民地，在天津曾三次掀起聲勢浩大的反帝風暴，即火燒望海樓教堂、義和團運動與老西開事件，驚天動地，可歌可泣!這是侵略與反侵略的政治鬥爭，但可巧都是因為外國傳教士的狂妄不軌而造成的導火索，也可說是中西方文化猛烈碰撞。雖然不排除其中帶有某種程度的“排外”色彩，但鬥爭矛頭直指列強侵略，敢於鬥爭，無所畏懼，發揚了天津人民的愛國愛鄉精神。
綜上所述，天津歷史文化源遠流長，紮根民間，兼容並收，異彩紛呈。過去曾有“天津是文化沙漠”的說法，顯然不切合歷史實際。
“吃的講究，穿的時髦”，希望天津什麼都比外地好。在當時已成為天津人的追求。
老天津風俗畫，當時的天津已展現出令人稱羨的近代文明。
maqloveqx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