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徹是如何蛻變成漢武帝的

　　一代開皇皇帝創下赫赫功績，他是怎麼樣一步一步走向失敗的呢?以下是小編給大家蒐集的關於漢武帝的評價，歡迎大家參考借鑑!

　　漢武帝的評價1

　　衛氏一門榮耀都跟衛子夫有關，可謂漢武一朝衛氏外戚支柱。原本是漢武帝大姐平陽公主歌女的衛子夫 ，因絕色美貌得到寵愛，並且因皇后陳氏***成語金屋藏嬌中的女主角***無法生育，而衛子夫被“大幸”、“尊寵日隆”後生下三女一男，最終被冊封為皇后。

　　衛子夫得寵直接促使衛氏家族興旺，衛青和長子衛伉、次子衛不疑、幼子衛登、霍去病、霍嬗等6人封侯，衛青還娶了漢武帝同胞姐姐平陽公主。衛氏因衛子夫名聞天下，時人唱：“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生兒子的別高興太早，生女兒的不要生氣，你要看到衛家因為一個女人而“霸天下”!

　　衛子夫的兒子劉據被立為太子後。元朔六年***前123年***，王夫人成為漢武帝新寵。隨後李夫人、尹婕妤、鉤弋夫人得到寵愛，衛子夫被遺忘。史書曾記載衛子夫失寵、衛青和霍去病死後也一直受漢武帝信任。

　　不過，作為大漢皇帝，漢武帝並非不知道外戚的厲害。在冷落衛子夫的同時，是不是也有意同時冷落衛青?因此，我們不得不來說一說漢朝外戚的那些事。

　　漢武帝的評價2

　　漢朝的建國與外戚密不可分

　　漢朝建國與外戚密不可分，呂后一家始終是劉邦平定天下坐江山的重要力量。正是因為忌憚外戚的勢頭，劉邦曾立誓：“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不是姓劉的不能稱王，誰要是以有功為藉口提出稱王，天下人共誅之!劉邦把劉氏子弟全部封王，封到各地為劉家看守天下。

　　但劉邦一嚥氣，呂后就開始“上位”，臨朝稱制，行皇帝職權，追封已故的大哥為悼武王，二哥為趙昭王，隨後封侄子呂臺為呂王，呂產為樑王，呂祿為趙王，侄孫呂通為燕王，追父呂文為呂宣王，封女兒魯元公主的兒子為魯王，封二哥的兒子為沛侯，封外甥為扶柳侯，封其妹呂嬃為臨光侯……大有取代劉氏的勢頭。

　　等到了呂后嚥氣，呂氏外戚被滅後後眾臣議立新帝，都說呂氏有野心、非忠良，劉邦嬪妃薄姬有仁心，所以迎立代王劉恆為帝***漢文帝***，尊劉恆生母薄姬為太后，史稱薄太后。雖然薄太后被後世稱“母德慈仁”，沒有太過干政，但仍封了自己弟弟薄昭為侯，出任車騎將軍。車騎將軍次於大將軍、驃騎將軍，與三公同列。重要的是掌管著京師衛軍。

　　漢武帝的評價3

　　薄太后也不省油的燈

　　史書有個薄昭之死的記載：漢文帝推新政，受到以薄昭為首的皇親國戚阻撓。將軍鍾毓奉命外出平叛，在太原把薄昭的侄子薄貴斬殺。薄昭則把凱旋的鐘毓抓捕起來，威逼對方認罪無果而斬於自家屋前。漢文帝下旨處斬薄昭。薄太后聞訊後找到兒子，痛斥皇帝無情無義……

　　當然，最終薄昭沒有逃脫處罰，自殺了事。由此看出，皇舅爺的威勢有多大，竟可以把奉命外出平叛的將軍抓起來私下處斬。而薄太后死後又出現一個跨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三朝的女人——竇皇后、竇太后、竇太皇太后。

　　熟知漢武歷史的人們知道，喜好黃老之學的太皇太后在漢武帝初登皇位時沒少干涉朝政。史書記載：漢武帝推行新政，一年後竇老太太找藉口把新政骨幹趙綰、王臧下獄***二人均自殺***，丞相竇嬰、太尉田蚡被免職，新政被廢除……

　　這是多大的權威啊!以漢武帝的性格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因此，改變漢朝立國以來“外戚干政”傳統不是選擇題，是必答題，是漢武帝必然要解決的問題!

　　漢武帝的評價4

　　“巫蠱之禍”最終成為導火索

　　專權近半世紀的衛氏外戚，最終因“巫蠱之禍”被撥除。“巫蠱之禍”的導火索是公孫敬聲引燃的。公孫家同屬衛氏外戚集團，公孫敬聲的父親叫公孫賀、母親叫衛孺，而衛孺是衛子夫的姐姐。公孫敬聲被人誣告與陽石公主私通、行“巫蠱天子”之事。隨後公孫賀被抓，父子倆死於獄中。史載，太子劉據朝堂上再無外家，再沒有母親家的人為他撐腰。

　　“巫蠱之禍”涉案人員諸邑公主、陽石公主被處死，衛青長子衛伉連坐被殺。衛不疑、衛登等被奪去王侯之位。漢武帝寵臣江充構陷太子，逼迫劉據起兵誅殺了江充等人，漢武帝則“發兵討逆”，劉據兵敗自殺。

　　在劉據“謀反”中衛子夫曾把皇后璽綬給兒子，助他起兵，此時漢武帝要衛子夫交回璽綬，衛子夫則自殺明志。至此，衛氏外戚最大一棵樹倒下，讓漢武帝耿耿於懷的“外戚干政”煙消雲散了。

　　漢武帝的評價5

　　那麼，在明知《漢武故事》一書存在嚴重問題的情況下，司馬光為什麼還偏偏要採錄這些“誕妄”的記載呢?這一點殊為令人困惑，恐怕不會如明人王禕所說的僅僅是“《通鑑》誤取”這樣簡單。其實關於《通鑑》的史事取捨，前人早就有過議論，如南宋時人胡寅，即謂“司馬氏史學尤精，而《通鑑》去取有難喻者”，說明驟然視之，著實不易得其要領。為準確回答這一問題，讓我們先來看一看，前人是怎樣評價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鑑》的材料取捨準則。司馬光撰著《資治通鑑》，雖然有著明確而又強烈的用世意圖，卻沒有過分刻意地運用所謂《春秋》筆法，通過“書法”辭例來體現其褒貶意願，而是重在史事的取捨剪裁，試圖通過具體的史事，來說明其國策人格的是非高下，此亦遵循孔夫子所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當然，從另一方面來說，《通鑑》記述戰國以來一千三百多年間史事，紛繁複雜，事實上恐怕也很難確定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