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歐債危機的論文

　　歐債主權債務危機自2009年爆發以來，對歐洲乃至全球形成了極大的負面作用，國際金融系統穩定性受到衝擊，全球經濟復甦受阻。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參考。

　　範文一：歐債危機對經濟安全執行的啟發

　　歐盟1997年通過了《穩定與增長公約》，為了防止歐元區通貨膨脹，歐盟特別強調了歐元區各國政府的財政赤字不得超過當年GDP的3%、公共債務不得超過GDP的60%的規定。但歐盟的這一規定未能真正限制成員國在經濟不景氣的時期利用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增長的做法。以引發歐債危機的希臘為例，希臘在2001年加入歐元區後，利用歐元區當時實行低利率政策之便，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通過舉債搞投資，刺激經濟發展。從2001年到債務危機爆發前的近8年間，希臘經濟增長主要是靠借貸拉動。希臘人濫用廉價資本帶來的便利、拼命舉債的結果是對生產要素的過度的透支，一旦遭到外來的衝擊，經濟增長將很快出現停止，抗風險能力極其脆弱。為了維持日益增長的高福利和社會保障，政府舉債規模不斷擴大，造成財政入不敷出。當政府債務風險積累到一定臨界點，導致危機的爆發。

　　從表面上看，歐債危機是歐洲國家高福利政策導致的政府債務負擔問題，但從實質上看，一是世界主要經濟體核心利益衝突的必然結果，二是部分歐洲國家未能處理好經濟增長方式選擇、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社會福利政策的關係協調問題。就前者而言，眾所周知，美元的強勢地位是美國確保其對世界金融體系操縱的基礎。歐元的問世在為歐元區帶來一系列有益的變化的同時，卻對美國構成了一系列的威脅:削弱了美元的地位，影響了美元長期左右國際大宗商品定價權的格局;隨著美元強勢地位的弱化，其他經濟體對美元儲備數量調減，美國通過發行貨幣所獲得的收益減少;作為同樣是債務依賴性很強的美國和歐洲，歐元的地位越強大和穩固，越會在債券資源爭奪中處於有利地位，美元的弱化，將使美國逐漸失去對債務的自由稀釋便利。也就是說，歐元的問世對美元構成了直接的挑戰，歐元的問世促進了國際金融格局的調整，卻削弱了美元的霸權地位，降低了國際社會對美元的依賴程度。因此，阻止歐元的擴張，確保美元的地位

　　不被削弱是美國強權經濟的核心利益所在。從這個角度思考，美國對於歐元的擴張存在戒備心理，在必要的時候，通過對歐元的狙擊來捍衛美元霸權地位是維護美國核心利益的必要手段。就後者而言，一國經濟的增長和持續發展離不開實體經濟的壯大和合理的產業結構，一旦脫離實體經濟，必然出現產業空心化格局。南歐國家在“去工業化”過程中逐漸脫離製造業，片面發展服務業和地產業，形成了不合理的產業結構。缺乏堅實的產業根基，將削弱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併產生嚴重的對外依賴。在此情況下，隨著工資和物價的上漲，勞動成本增加，產業競爭力進一步減弱，加上老齡化和經濟增長方放緩，政府維繫高水平的社會福利的基礎越來越脆弱，導致經濟自身執行所創造的財富無法維持高福利，需要通過舉債維持日益艱難的收支平衡。

　　歐債危機的原因分析

　　引發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部因素、內部體制、不平衡的經濟發展、失衡的產業結構、難以協調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老齡化趨勢、難以持續的高福利政策等各種因素交織在一起導致了歐洲主權債務危的爆發。歐債危機雖然是內、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結果，但主要原因還在於歐洲的內部問題。

　　1.歐債危機的外部原因

　　就外部因素而言，次貸危機是歐債危機的主要外部原因。次貸危機迅速波及全球，歐洲在很短時間內遭受了雙重影響。一方面，為了應對危機，歐洲各國不得不救助處於困境中的銀行業，使政府負擔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激增。當美國次貸危機波及歐洲短期資金市場時，造成流動性緊缺，一些銀行融資出現困難，引發了擠兌現象。2009年6月，歐洲央行公佈的資料顯示，2008年，歐元區綜合性銀行大集團的資產大幅減少，各大銀行在債務期限陸續臨近時，普遍面臨週轉困難，加劇了歐洲銀行資本金短缺的壓力。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後，歐盟各國提供的金融救市資金總額累計接近3.5萬億歐元[1]，其中，絕大部分用於提供擔保以擴大銀行資金，緩解信貸緊縮的局面。另一方面，歐洲向美國提供救助造成一定程度的“失血”，從而使歐洲在隨後面對自身的債務危機時顯得捉襟見肘。次貸危機改變了歐洲各國的收支狀況。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從2008年10月起，歐洲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在經歷了十年的高速增長後出現急劇下滑。經濟增長減緩，造成消費需求減少，政府收入隨之下降。與此同時，為了應對次貸危機，全球許多國家紛紛出臺了各種各樣的龐大支出計劃，歐洲也不例外。歐洲一些原本是小政府的國家也開始向大政府轉變，以拯救經濟為由，各國政府開支急劇增加，進一步加大了原本巨大的政府債務，致使天量債務加身。各經濟體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就業和經濟增長，加大了財政負擔，從而導致了主權債務風險的積聚，不斷演化為危及全球經濟的主權債務危機。

　　2.歐債危機的內部原因

　　一是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原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認為，歐元區北南之間在競爭力方面存在巨大差異是歐債危機的根源。包括希臘、義大利、葡萄牙等國家在內的“地中海俱樂部”成員國經濟競爭力一直低於德國等歐元區北部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歐元區國家為了維持社會福利，導致政府負責攀升，形成鉅額政府赤字，政府為了救助處於危局的銀行業也加大了財政負擔，政府的過度負債行為導致歐債危機的爆發。

　　二是失衡的產業結構。劉明康分析認為，一些南歐國家產業畸形發展，服務業和地產業快速發展，實體經濟相對脆弱，出現產業空心化狀態，產業競爭力嚴重削弱[2]。無論是引爆歐債危機的希臘，還是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存在明顯產業畸形發展的傾向，其脆弱的實體經濟和不合理的產業結構難以抵禦外來因素的衝擊。

　　三是歐元區統一的貨幣政策與分散的財政政策的矛盾。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勇從深層次分析了歐債危機的原因，他認為，歐盟內部的結構性問題是引發危機的根本原因。歐元區實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各成員國自主決定財政政策，使歐元區國家在面臨經濟問題時只能採用財政政策手段，造成鉅額赤字和政府債務[3]。歐元區的制度缺陷使成員國不能通過獨立的貨幣政策而只能片面通過財政政策對經濟進行調控，造成政府對債務的高度依賴[4]。歐元區統一的貨幣政策與各成員國自主的財政政策之間的矛盾，造成了在貨幣聯盟條件下各成員國只能通過擴大財政赤字的方式刺激經濟增長、增加就業。儘管《穩定與增長公約》對成員國的財政赤字規定了上限，並對超過上限的成員國採取相應的制裁手段，但在統一貨幣政策框架內，成員國的財政赤字一旦超過限度，會迫使聯盟內利率上升，財政政策擴張所產生的負面溢位效應可以使成員國將財政赤字的代價轉移到其他國家，從而加大成員國之間的財政壓力。就歐元發行機制而言，作為歐元區的成員國，必須接受歐元的發行機制，而這一機制會使各成員國政府債務失去在極端情況下的解除機制。加入歐元區後，不能通過增發政府債券的方式實現展期限，用跨期手段為解決危機爭取充足的時間，也不能運用貨幣政策手段增加貨幣發行，通過貨幣貶值減輕債務壓力。缺乏統一的財政政策使主權債務危機無法通過財政轉移手段加以解決。

　　四是老齡化與高福利政策。李勇認為，危機爆發的社會原因是為了支撐高福利而導致剛性的社會保障支出。劉明康認為，南歐國家存在崇尚高工資、高福利、高稅收、高消費、高舉債的通病，使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的國家經濟發展缺乏可持續性。由於歐元區各國缺乏必要的協調，統一的貨幣政策與分散的財稅和社會福利政策相牴觸。隨著人口的老齡化，國家的產業競爭力受到削弱，長期形成的高水平的社會福利只能通過政府舉債支出加以維持，造成財政赤字擴大、政府債務增加。社科院學部委員餘永定認為，巨大的政府福利支出使政府財政狀況惡化，在沒有獨立的貨幣政策，不能執行擴張性貨幣政策，在缺乏足夠經濟支撐能力的高福利制度下通過財政緊縮削減工資和福利，必然加劇社會矛盾。[5]

　　五是缺乏有效的監管。劉明康認為，在缺乏有效監管情況下的金融創新增大了金融系統風險，從歐盟層面看，金融監管欠缺力度。《社會科學報》報道，美國《外交政策》雜誌2011年4月7日發表了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沃爾夫岡•明肖的文章，他認為，危機的起因是歐洲大陸巨集觀經濟的失衡與未能受到有效監管且過分資本化的銀行體系聯合作用的結果。[6]

　　歐債危機對加強我國經濟安全執行的啟示

　　通過對歐債危機進行深入分析，對我國加強經濟安全執行有諸多啟示。

　　1.把握合理的巨集觀政策刺激尺度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一個主權國家調節經濟執行的兩個最主要政策工具。兩種工具通過鬆緊搭配的多種組合可以對經濟執行實施有效調節，以求達到既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正如美國投資家索羅斯所言，任何一種成熟完善的貨幣體系都離不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共同作用，在出現困局時，央行提供流動性，財政部門負責處理公共債務[7]。歐債危機的爆發告訴我們，保持巨集觀經濟穩定的基礎需要審慎的巨集觀經濟政策，寬鬆的政策雖然可以刺激經濟增長，然而，一旦投資規模脫離了實際，必將隱藏巨大的風險。因此，中國面對危機衝擊和經濟下行風險而出臺相應的刺激政策時一定要掌握一個合理的尺度，既要防止因刺激而造成的產能過度擴張和政府負債的過度膨脹，又要防止政策的脈衝式調整對經濟所產生的過大波動。如前所述，歐元區統一的貨幣政策與分散的財政政策的矛盾是引爆歐債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一事實告誡我們，無論是動用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一定要充分考慮兩種政策的協調性，對國民經濟執行狀況的調控必須適時、相機、協調使用兩種政策手段，才能達到理想的調控效果。

　　2.加強監管，防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是當前我國經濟存在的一個突出的焦點問題，雖然，地方政府債務在公益性基礎建設、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推動城鎮化建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時存在比較一些突出的問題。一是政府違規擔保，二是一些地方政府超越自身財力舉債，使政府償債率高企[8]。到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債務餘額大幅增加到10.7萬億元，佔當年GDP的27%。雖然總量可控，總債務比也低於國際警戒線標準，但我國地方政府違規擔保問題比較嚴重，且地方融資平臺的資金絕大多數來自於銀行體系，存在巨大的結構性風險。隨著地方政府債務的激增，一旦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引爆風險，不僅會加重各級政府財政負擔，還勢必對我國金融系統造成巨大沖擊。鑑於歐債危機的深刻教訓，我們應認真審視政府債務問題。雖然這幾年我國的財政赤字從逼近3%的國際警戒線回落到2%左右，赤字佔GDP的比重也遠低於國際公認的風險臨界點，但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地方債務迅速擴張所隱藏的問題卻不容忽視，應注意風險防範，特別是加強對潛在風險的防範，強化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的管理，增強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做好地方政府債務的風險防範工作應側重思考:加強和規範債務管理，建立整體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框架，掌握各類債務的具體情況，理順和清晰界定投融資平臺與政府的關係;加強發債管理，嚴格控制地方政府無償還能力的負債;適當調整地方和中央收入分配結構，適當增加地方財政的收入分配比例;對地方政府性債務進行全面審計，實行動態監管，要防止地方債務導致的銀行體系的系統性風險，應加強對平臺融資專案的跟蹤監測，落實專案資金的用途;建立健全規範的舉債融資機制，把地方債務收支分類納入預算管理;嚴禁融資平臺公司的相互擔保，重點關注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債務風險以及由此引發的信貸風險和財政擔保風險，深入探討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轉變為金融風險和財政風險的傳遞路徑，建立風險預警指標體系，防範系統性風險;嚴控借新還舊的做法;加強地方債務發債主體的培育，改變現有的單純依靠銀行信貸的籌融資方式，逐漸向市場化籌融資方式轉變，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投資，降低銀行風險和國家信用風險的機率，促進地方債務融資平臺投資主體的多元化;明確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逐步從競爭性行業退出，通過出售具有一定商業價值的經營性專案的方式，償還公共產品投資專案的負債，降低地方政府債務率。

　　3.發展實體經濟，促進地方經濟增長

　　實體經濟和製造業的發展狀況是一個國家經濟興衰的基礎，歐債危機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些歐洲國家的經濟失去了實體經濟和製造業的支撐。以引爆歐債危機的南歐國家為例，產業結構不合理，片面發展服務業，實體經濟脆弱，經濟遭受外來衝擊時，缺乏維持經濟增長的實體經濟的支撐。相比之下，同樣是歐元區的德國，其建立在先進製造業和高科技產業基礎之上的發達而穩固的實體經濟不僅使其具有較強的自我修復能力，能夠迅速消除危局的影響，而且其明顯的產業競爭優勢能夠使之成為穩定歐洲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的中流砥柱。可見，只有發展實體經濟，才能夯實經濟增長的基礎，才能增強抵禦外部衝擊的能力，同時，只有發展實體經濟，拓寬地方財政收入渠道，才是地方經濟發展的基礎，才能實現地方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發展實體經濟，壯大製造業的實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是打造產業競爭力的基礎，也是應對外部衝擊的根本保障。

　　4.調結構，促轉變，優化經濟增長方式

　　長期以來，投資和出口是我國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人口紅利不復存在、資源供給日漸短缺、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的緊迫形勢下，怎樣改變過度依靠投資和過度消耗資源拉動經濟增長的做法，儘快調整經濟增長結構，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是我國經濟未來是否平穩發展的關鍵所在。保持我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最關鍵的就是要通過建立良性的機制，提高研發投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降低資源消耗，提高生產效率。雖然歐債危機對我國的對外貿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這次危機也為我們提供了促進我國改變依賴出口的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的機會。避免依靠增加投資和過度消耗資源的粗放式經濟增長，儘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依靠外需向以內需為主轉變;通過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增加公眾收入預期，減少支出預期，提高內部需求，為經濟增長提供更強大的內生動力;通過合理的機制消除內外資之間的歧視，啟用龐大且日益邊緣化的民間資本，降低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資本的形成有擠出效應，使民資成為推動經濟進一步增長的新的活力;加快調整出口戰略，從主要依靠歐美市場向更具廣闊市場空間的新興經濟體市場轉變;加快產業升級的步伐，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調整產品結構，加大自主研發和科技創新能力，壯大製造業，培育產業核心競爭力。

　　5.加快健全社會福利制度，構建多重社會保險體系

　　隨著老齡化程序的加快，加快健全社會福利制度已是一項緊迫的任務。雖然高福利支出是主權債務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應認識到，富裕的民眾是保持社會穩定、避免社會危機的基礎。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雖然十分嚴重，但都沒有引發社會危機，其重要原因就在於美國和歐洲的民眾自身具有很強的抗風險的經濟基礎。相比之下，處在發展階段的我國，長期以來處於高稅收、低福利的狀態，這種狀態雖然不會重演建立在高福利基礎上的歐債危機，但我國抗擊債務風險的民眾基礎極其脆弱。一旦出現系統性經濟危局，就可能因缺少福利環節的緩衝而直接引爆社會危機乃至導致社會動盪。與福利國家相比，低福利的我國民眾更缺乏安全感，這也是制約我國公眾消費、內需低迷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通過加大福利投入，儘快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健全社會福利制度，解決民眾的後顧之憂，提高民眾抗風險的經濟基礎，才能從根本上拉動內需，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

　　當然，推進福利制度建設、增加社會福利支出要把握合理的尺度。隨著各項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推進，相關的福利支出也會越來越大，政府加大社會福利支出需要把握合理的尺度，福利支出的增長要建立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要與經濟增長相適應，實現福利增加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平衡，否則就會加大政府的支出壓力。雖然政府是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主導力量，但如果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完全由政府負擔，勢必加重政府支出的壓力。歐債危機的一個主要教訓就是政府為維持高福利支出而揹負巨大的財政包袱。因此，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應充分動員社會各方的參與，除了政府以外，要充分藉助市場和社會的力量，構建相互結合的多重保障體系。在這個多重保障體系中，由政府負責最基本的保障，由市場和社會各方負責商業保障和補充保障。

　　範文二：世界經濟歐債危機分析

　　一、歐州債務危機的爆發

　　2009年12月，國際金融評級機構下調了希臘的主權評級，歐洲債務危機開始顯現。由於當時絕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希臘的債務危機僅僅是希臘國內的經濟出現的一些波折，更認為希臘的經濟規模較小，其債務危機的影響不會進一步擴大，因而沒有給以足夠的關注與重視，更沒有及時採取救助措施。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2011年1月11日，穆迪公司警告葡萄牙，假如不採取有效措施控制其國內的赤字，將調降該國的國債信用評級。至此，希臘已非危機主角，整個歐洲都開始受到債務危機的影響，即使像比利時這樣的外界認為經濟較為穩定的國家，以及歐元區內經濟實力較強的西班牙，都被髮出預警，稱其在未來三年中的赤字將會居高難下。隨著事態的進一步發展，德國等歐元區的經濟龍頭強國也開始受到危機的影響。這時，在國際外匯市場，歐元匯率大幅下跌。隨著投資人對經濟前景的信心降低，歐洲股市遭受重挫，整個歐元區跌入了成立以來的冰點。對於愈演愈烈的歐債危機，歐盟成員國財政部長於2010年5月10日凌晨，達成了建立一個總額高達7500億歐元的救助基金的共識，以構建新的歐元區金融市場穩定機制，避免危機更進一步的蔓延。但是這些努力與救助收效甚微，2010年9月20日，標普公司下調義大利主權信用評級，展望為負面。義大利高築的債臺令市場感到擔憂，該國負債達1.9萬億歐元合2.6萬億美元，相當於義大利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近120%。這使得義大利想要再融資變得十分困難，其抗金融風險的能力極為脆弱。高盛GoldmanSachs表示，在2012年結束之前，義大利有將近3800億美元的債務需要進行展期。至此，歐債危機全面爆發。

　　二、歐債危機形成的原因

　　一歐債危機的發生與歐元區形成的歷史和制度設定有著密切的關係

　　歷史上，歐洲經濟版圖內，西歐的發展水平要遠遠高於東歐各國。在歐盟擴容之初，其設想是期望把東歐作為新興經濟體而讓其發揮作用:一方面為西歐的產品提供市場，另一方面向西歐提供豐富的廉價的勞動力。但事實上，東歐國家加入歐盟後，普遍選擇的是加速提高國家的福利社會建設，對盟內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並不明顯。制度方面，在2002年歐元代替了12個歐盟國家的貨幣，並作為唯一貨幣通行進而形成歐元區後，其區域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制度設定，也為這次歐債危機留下了隱患。歐元區雖然有統一的央行和一體的貨幣政策，卻沒有制定與之相適應的一體的財政政策。這種制度的框架，讓眾多的成員國遇到外部衝擊時如金融海嘯，很難靈活的根據本國的經濟結構、經濟發展的特點，及時採取相應的、能夠對危機有應急作用的貨幣政策。例如，當希臘遭遇債務危機時，不僅不能通過貶值貨幣來刺激出口貿易振興經濟，在國內也不能增發貨幣以此來減少政府的債務。加之歐元區各成員國多年來對《穩定與增長公約》中關於政府財政的約束性條款，幾乎置若罔聞，等閒視之，致使歐元區各國政府債臺高築，積重難返。歐元區經濟制度的設定，已經非常不利於歐元區內各國採用靈活的政策辦法與措施，來調控指導經濟的發展，而歐元區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具體制訂和實施更加劇了歐元區的債務危機。從貨幣政策來說，由於統一的歐洲央行ECB，受到原先德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影響———以維持物價穩定為首要目標。這便導致了貨幣政策的僵化，特別是在面對經濟危機時，ECB對利率的反應速度和調整力度遠遠不及美國圖1反映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歐元區和美國的利率調整情況，甚至對比歐盟內的瑞士、挪威、英國、瑞典，注入流動性也顯得相對不足圖2。從財政方面來說，其財政困難主要來自於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貨幣聯盟的制度安排，意味著ECB不可能允許以通貨膨脹的方式緩解各國的財政壓力;其次，因為歐元區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愈不發達國家愈難以通過經濟發展來不斷降低債務佔GDP比例，即“分母策略”的不可行;第三，歐元區國家的公共債務比率越高，主權信用評級越低，其借債的利息成本越高，這就更加提高了債務償還和展期的難度。這些歷史和制度方面的因素形成了歐債危機爆發的前提。

　　二近年來歐元逐漸大幅升值，成為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的誘因

　　1999年歐元作為通行於世界的貨幣開始了流通的歷程。其兌美元的比價先從1.01貶值到0.85的低點，之後一路升值到2008年7月的1.58，其間累計升值達86%，與歐元誕生之日相比已升值了50%還多。歐元幣值大幅提升的直接後果，就是歐元區各國政府發行的債券受到投資人非理性的追捧，這就造成歐元區各國政府相應的舉債成本十分低廉。像高盛等投行為了自身的利益，還幫助希臘政府做假賬，粉飾掩蓋其真實的財政狀況，為希臘政府舉債鋪就便利通道。這就更加促使歐元區各國政府不負責任的濫性舉債。而自歐債危機爆發以來，世界資本市場對歐洲經濟前景很不看好，再加上歐元又大幅貶值。其兌美元的比價一度下跌至2010年6月份的1.20附近，為近四年來的最低點見圖3。這就直接導致了這些舉債過度的國家難以持續借債以延緩危機。

　　三歐洲銀行業超越自身能力進行信貸擴張，從而大大增加了經營風險

　　歐洲銀行業信貸擴張最明顯的指標是歐洲銀行業的槓桿乘數即總資產與核心資本之比甚至超過受次貸衝擊的美國銀行見圖4。儘管歐盟在2011年7月23日公佈的壓力測試結果顯示，在91家受測的歐洲銀行中，只有7家未能達標。但由於歐盟在此次測試中，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地未將至關重要的GIIPS國家主權債務違約的風險列入測試內容，而其最低核心資本率tier-1capitalratio的設定也遠遠低於全球銀行同行的水平，因而不能消除市場對歐債危機向歐洲銀行業蔓延的擔憂。

　　四近年來歐洲人口老齡化現象嚴重，使得歐元區國家的勞動力市場逐漸喪失了競爭活力

　　歐元區各國政府實行超越本國經濟實力的福利制度，極大地抑制了歐元區經濟競爭力的提升，並導致歐元區國家長期的結構性的經濟發展的低增長與高失業。事實上，在歐債危機爆發之前，歐元區的經濟增長率就遠低於美國，而失業率指標遠高於美國。這就像一個人借了大量的債務，但卻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償還債務，這是歐洲債務危機產生的深層次的原因。

　　三、歐州債務危機對世界經濟發展的影響

　　首先，歐債危機直接地影響了歐洲經濟的發展。由於歐債危機直接涉及到歐元區的金融行業:一方面，歐元區銀行大都持有政府債券，而其持有的其它債券也由政府直接或間接提供擔保，因而主權信用降級損害了市場對歐洲銀行的信心。而且，一些國家的借款成本因財政困難而攀升。由於擔心交易對手的信用情況，歐洲銀行間市場風險上升。這兩項因素都抬高了歐洲銀行業在資本市場和銀行間市場的融資成本。另一方面，歐洲銀行業的困境，又加深了市場對歐元區國家主權信用的疑慮，因為歐元區內的一些政府原本已經承受著鉅額赤字，而且難以控制公共債務的膨脹，但需要其救助的銀行卻越來越多。這個惡性迴圈很難自我終止，即使是歐洲的大型商業銀行，其信用資產的CDS報價目前也居於高位。這就導致了歐洲金融行業面臨著比較高的系統風險，而且一旦金融行業風險加劇，購買了大量歐元區國債的美國金融行業也面臨著極大的風險，這有可能會再次形成全球的金融危機，從而導致全球經濟的二次探底。歐州的債務危機不僅威脅到了歐洲的金融行業，而且已經蔓延到了實體經濟，並對實體經濟造成了損害。由於債務危機直接導致歐元區政府所發行的債券收益率攀升，使得政府的融資成本大幅上升。而企業債券和CDS價格的制定，通常把國債收益率作為無風險risk-free的標準收益率參考。所以歐元區各國國債收益率飆升的直接後果，就是其國內企業在債券市場的融資成本提高。歐元區各國主權債務的信用危機嚴重影響到市場，給這些國家的巨集觀經濟執行帶來了較大的負面影響，使得這些國家的企業信用評級也大幅下調，致使其融資成本極大的提高，進而推高其產品價格，降低在世界市場競爭力，使其實體經濟受到極大的戕害。處於歐債危機中的各國政府財政惡化，迫使其融資需求大幅提高，極有可能在資本市場對非政府掌控部門產生“擠出效應”，間接地抑制民間投資，阻滯了經濟增長的步伐。

　　第二，歐債危機的爆發給美國經濟的復甦造成了負面的影響。2011年以來，歐元對美元已累計貶值15%以上，這種情形已經抑制了美國對歐洲的出口。美國自身的經濟復甦正處於步履維艱的階段，現在又受到歐洲債務危機、歐洲經濟復甦程序放緩的拖累，其對歐洲的貿易受到了更為嚴重的打擊，貿易額持續走低。這兩個因素的疊加，必然導致美國經濟復甦的程序大為放緩。不僅如此，歐債危機還給涉入其中的美國銀行帶來巨大的違約風險，大大降低了其資產質量。一些美國的大型投資銀行，深陷歐債危機的漩渦之中，面臨嚴峻的考驗。如摩根大通在GIIPS五國的風險敞口為363億美元，約為其核心資本的28%。而摩根士丹利在五國的風險敞口為324億美元，佔其核心資本的比重高達69%。這不僅引發了市場對這些銀行的資本結構的擔憂，更引起了人們對美國的銀行業可能會出現多米諾骨牌式的垮塌效應的聯想。事實上，自2011年四月以來，隨著歐債危機的發展與蔓延，以上兩家公司的股價，在一個季度內下跌了近20%。受其拖累，同期的道瓊斯指數也出現寬幅波動，並結束了近一年來的上漲行情，在一個季度內下跌了10%以上。這預示著歐債危機確實已經影響到了美國經濟。根據上述分析，可以這樣認為:雖然歐洲債務危機對美國經濟發展的影響還未全部展現，但是由此引起的對未來經濟發展的恐慌與憂慮，勢必給投資人帶來消極負面的影響，並將會給美國經濟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

　　第三，歐債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不容低估。歐債危機對我國巨集觀經濟的發展有著消極與負面的影響，從短期來看，無論是通過金融渠道還是貿易渠道，歐債危機會給中國乃至世界經濟復甦帶來阻礙。因為歐債危機仍在持續與發展，如果危機進一步傳導，那麼法、德等歐洲核心國家的主權債務就會引發深層次的危機，其債務風險的敞口可能會成倍的放大。假如政府債務違約，將可能出現銀行以及其它債權人因遭受損失進而連環套似地違約，甚至破產。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必將惡化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更增加中國經濟軟著陸的困難。從中長期看，由於歐盟的政治體制與經濟結構等多方面的原因，歐元區的復甦會相當緩慢，甚至出現反覆。這就要求我國在儲備貨幣多元化方面必須進行適度的調整並採取新的應對措施。對外貿易方面，由於歐元的持續走弱，歐洲各國對外需求下降的情況在短期內不可扭轉，過度倚重對歐出口將會給我國經濟的長期走勢帶來不利影響。因此，中國應努力拓展國際市場，特別是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以分散市場風險，優化對外貿易結構。

　　總之，歐債危機的爆發給世界經濟蒙上陰影，同時也給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我們要認真分析研究歐債危機發生髮展的趨勢，並努力做出較為準確的判斷，以便採取較為正確的政策與措施消除其負面的影響，使中國經濟在健康順暢的軌道上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