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之比較

   　摘　要:在近代中國,文化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畢競共棲一世,因而在思想上就難免有同為一爐的印跡:強烈的民族憂惠意識;一定的文化決定論傾向;與現代性的相伴而生。然而,從另一角度講,文化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由於時代感悟的不同,必定有其不同的特徵:相異的文化取向;不同的現代性追求方式。
　　關鍵詞:文化民族主義;自由主義;文化;現代性

　　文化民族主義是一種以文化為旗幟的民族主義,就是通過對本民族文化獨特性的強調和對民族文化自我認同意識的創造、維持及強化,以增強民族的凝聚力,並謀求民族文化保留、復興與壯大的一種心理狀態與行為取向。民族自我意識是文化民族主義萌生和發展的內因,民族主義的高漲意味著民族自我認同意識的凸顯與強化。民族自我認同意識被社會整體共有時,既有通過抽象的、不可觸控的“民族精神”、國民性、思維方式等來表現的場合,也有通過藝術、文學作品、歷史研究等具象性的文化專案來表現的場合。兩者不是相互排他的,後者有時可作為前者的具象化之物來理解。近代中國民族自我意識的表現手法是對二者的綜合運用。在保護民族語言、弘揚民族精神、主張國與學共存亡、鼓吹民族文化復興論等主張中,體現著文化民族主義強化民族文化認同的本質性特徵。
　　“自由主義”的詞源來自拉丁文Liberalis,原意為尊重個人自由、思想寬容,等等。西方自由主義運動從17世紀的英國革命開始,中經18世紀的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至19世紀以後終於擴充套件到廣大的非西方地區,成為席捲全球的一股思想洪流。自由主義觀念包括以下幾個要素:它是個人主義的,因為它主張個人對於任何社會集體之要求的道德優先性;它是平等主義的,因為它賦予所有人以同等的道德地位,否認人們之間在道德價值上的差異與法律秩序或政治秩序的相關性;它是普遍主義的,因為它肯定人類種屬的道德統一性,而僅僅給予特殊的歷史聯合體與文化形式以主要的意義;它是社會向善論,因為它認為所有的社會制度與政治安排都是可以糾正和改善的。正是這一關於人與社會的觀念賦予自由主義以一種確定的統一性,從而使之超越了其內部巨大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20世紀中國自由主義的產生如同保守主義一樣,是西方文化對中國的衝擊造成的後果,其思想資源則主要來自西方,所以中國的自由主義同西方的自由主義存在著某些“家族相似性”,但在基本文化性格上,它卻深深地烙上了中國社會歷史傳統和思想文化環境的印痕。在中國現代史上,自由主義以胡適、陳序經為主要代表,他們以自由主義為理想,一方面全盤否定與取消中國固有文化,一方面全盤吸收西方文化,最終重建中國文化的價值,進而改塑中國的政治、經濟乃至社會。從某種角度講,在近代中國,文化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畢竟共棲一世,因而在思想上就難免有同為一爐的印跡。這裡所談的自由主義主要是中國近代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的自由主義。
　　
　　一、共棲一世的印跡
　　
　　第一,都有強烈的民旗憂患意識,一定意義上,都有民族主義傾向。
　　民族主義通常導致人們尊重傳統、尊重權威,然而近代以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方面受到民族主義情緒的鼓舞,另一方面又大多提出過反傳統的偏激口號。應如何看待在他們身上所表現出來的民族主義與反傳統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從表面上看上述兩者之間是—個悖論:即民族主義者一般是不反傳統的,而反傳統主義者,很難能被理解為是民族主義的要求。然而,在近代中國的特殊背景下這一切卻的的確確是統一的。
　　在中國從傳統走向近代的過程之中,“民族主義”的方式是中國適應現代化的重要方式之一。這主要與兩個事實相關,首先是外部列強入侵使中國面臨瓜分與滅亡的生存危機;其次,這種民族危機的產生一定意義上是政府腐敗與賣國造成的,於是,對外抗爭的民族主義激情轉為對腐敗內政的批判與否定。當時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具有這樣的共識:只有重新建立政權,才能團結全體民眾,一致對外;也只有解決了內部問題,才能有效地抵禦外來侵略。於是一場以徹底批判封建傳統文化的新文化運動便轟轟烈烈展開了。從這個意義上說,自由主義者倡導批判封建道統和個性的自由解放,也完全是緣於民族主義的熱情與要求。自由主義反思民族性與國民性並不是一個偶然的對傳統採取過火行為的運動,恰恰相反,這是一場蘊含著關懷民族命運的強烈感情的自我批判的覺悟運動。在此基礎上,反傳統主義與民族主義獲得了內在的先後一致。
　　由此,自由主義對中國固有文化的全盤否定與取消,對西方文化的全盤吸收並不是要讓中國文化完全成為西方文化的附庸,而是強調要通過“全盤的西化”來振興“中國文化”乃至中華民族。正是在這裡,自由主義西化派表現出了鮮明的民族意識與民族主義情懷。在陳序經看來,民族意識與特定的民族文化傳統之間並非內在的關聯在一起,而是可以分離的。在他看來,把特定民族的特定文化看作是其靈魂或生命,認為丟棄了自身的文化就是丟棄了自己民族的靈魂或生命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文化的本身,是整個人類所共有共享的東西,而不是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的專有或專利品。所以,文化亡,並不見得民族也隨之而亡”。立足於這樣的認識,他進而認為,全盤西化正是在當今世界足以真正激起中華民族與時代要求相適應的“民族意識”的不二法門。由此,他一方面不遺餘力地倡導“全盤西化”,另一方面又滿懷信心地宣稱:“自信中國將來的文化,不但可以和歐美並駕齊驅,且可以超越歐美成就之上。”而由於他認定“中國的問題,根本就是整個文化的問題”,因而這裡所表現出來的對於未來之“中國文化”充滿自信的“文化意識”,其中也就可以說是內在地包含了昂揚的民族意識了。由此可以看出,儘管文化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西化派一者以保持對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認同為基本的理論立場,而另一者則視否棄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為中國文化與社會走向現代的當然前提,但兩者卻又均表現出了鮮明而自覺的民族主義情懷。鄭大華曾指出,“文化保守主義也好,西化派也好,馬克思主義者也好,在本質上都是民族主義者。”
　　第二,都有文化決定論傾向。文化民族主義和文化自由主義相同的一點是都是試圖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具有強烈的文化優位意識。這一方面,源於傳統的一元論思維模式,同時也源於中國近代社會器物層代中國愛國主義以及民族主義演變的歷史,我們可以初步得出這樣的結論:只要中國的現代化程序沒有完結,現代性就永遠是民族主義的靈魂。
　　自由主義的現代取向是不言而喻的,其在政治、文化方面對西方文化的全面追逐,體現了其對自由、民主、平等的強烈訴求及其工具理性的現代取向。

宗族勢力和鄉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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