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中國高等教育論文

　　新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經過六十多個春秋，成績斐然，問題嚴峻。然而我們該如何寫有關中國高等教育的論文呢?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推薦的，希望大家喜歡!

　　篇一

　　《中國高等教育歷史演變》

　　提要：高等教育哲學是指從哲學角度認識、理解、解釋高等教育。本文試圖以兩種高等教育哲學來審視中國大學百年發展歷程，希望探索出有益於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某些哲學啟示。

　　關鍵詞：高等教育哲學;認識論;政治論

　　中圖分類號：G640文獻標識碼：A

　　高等教育哲學，顧名思義，就是應從哲學角度認識、理解、解釋高等教育。布魯貝克在《高等教育哲學》中指出：“在20世紀，大學確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徑有兩種，即存在著兩種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學。一種哲學主要是以認識論為基礎，另一種哲學則是以政治論為基礎。”縱觀中國大學百年曆史，便正是在這兩種高等教育哲學交替助推下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本文試圖以兩種高等教育哲學來審視中國大學百年發展歷程，希望探索出有益於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某些哲學啟示。

　　一、政治論：高等教育哲學的順承

　　中國大學濫觴至今的歷史是百年，還是千年?儘管對中國大學起源存在很大爭議，但就現實而言，中國近代最早官辦大學應當是北洋大學堂1895年天津中西學堂改辦，如此算來，中國大學的歷史應該是百年，而非千年。中國近代大學從創立之初就是建立在堅實的政治論高等教育哲學觀基礎之上。歷史總是驚人的巧合，甲午戰爭失敗的這年正是北洋大學堂成立的那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國人對不過是個蠻夷小小島國的日本開始刮目相看。中國的仁人志士為此苦苦思索日本強盛的根源，發現原來光有西方的船堅炮利、聲光化電是遠遠不夠的，還要像日本一樣學習西方制度。於是，在吸取了洋務學堂教訓的基礎上，北洋大學堂、南洋公學、京師大學堂等一批新式資本主義學堂相繼紛紛，其建立目的不只是培養“西文”、“西藝”人才，還要培養真正懂得西學、學貫中西的通才。

　　新式資本主義學堂廣興之時，便是清朝舊式與科舉取士制度相配套的書院教育制度淡出歷史舞臺之日。書院改制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國近代大學初期發展在政策和制度上有了推行的可能，由此正式拉開了中國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序幕。1905年廢科舉、興學堂可以說是一條劃時代的分界線，它標誌著中國近代人才培養與選報制度的根本變革。科舉制的廢止使學堂和學生數量的迅猛增長、對教育行政體制改革產生關鍵性影響、對清末大學教育培養目標發生了深刻變化、為留學教育掃清了障礙，在更大程度上促進了中國近代大學的發展。

　　二、認識論：高等教育哲學的迸發

　　認識論高等教育哲學觀揭示了高等教育自身發展規律中兩個最重要的元素，一是學術的自主性，即蔡元培在北大改革過程中提倡的“學術自由”;二是學術的平等性，即蔡元培在北大改革過程中提倡的“相容幷包”。

　　反觀1916年蔡元培掌權北大至1946年西南聯大解散這段歷史，不能不承認這段歷史是北大和西南聯大最自由的時候，但同時也是北大和西南聯大最缺乏資源的時候，更是在認識論高等教育哲學強勢迸發、反彈的張力下政治論高等教育哲學觀黯然淡出的時候。這段歷史時期北大、西南聯大之所以最自由，在於北洋軍閥忙於爭權奪利沒有太多心思去關注北大，抗日戰爭如火如荼地進行，國民政府無暇顧及西南聯大。北大自由之程度可以從其網路眾家，連宣揚具有革命性質的、意在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北洋軍閥政府統治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陳獨秀、李大釗都敢容納。1939年秋至1940年，陳立夫以教育部部長的身份曾三度訓令西南聯大務需遵守教育部核定應設的課程，統一全國院校教材，舉行統一考試等新規定，由於此訓令的目的顯然是加強蔣政權對高等教育及高知的思想統治，聯大教務會議以致函聯大會的方式，憤然抵抗駁斥陳立夫的三度訓令，拒不執行，僅僅此例足見西南聯大學術自由程度之高。

　　正是在認識論高等教育哲學觀所揭示的高等教育自身發展規律兩大重要元素“學術自由”、“相容幷包”的觀念影響下，北大在蔡元培的領導下一改往日“師法墮落，學術消沉”的舊面貌，由一個官僚養成所變成了名副其實的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名師薈萃，各學派、學術“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為儲存中華民族教育精華免遭毀滅，北大、清華、南開三所著名的高等學府於1938年4月遷至昆明，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後，彙集了一批著名專家、學者、教授，師資充實，人才濟濟。他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嚴謹的治學態度，樹立優良學風，是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著名高等學府，雖然三所名校聯合後各自獨特的經歷和各自的教學作風在衝擊、碰撞、交匯中不斷變革、更新、轉換，但三校對於認識論高等教育哲學觀所蘊含的“學術自由”、“相容幷包”的觀念卻都是始終如一地認同、奉行、維護。

　　三、兩種高等教育哲學的交織

　　正如布氏所言：“儘管對高等教育來說，以德國研究大學為榜樣的價值自由的認識論的邏輯非常具有吸引力，然而歷史看起來明顯有利於高等教育的政治論哲學。”新中國成立後，以明確的培養目標、嚴密的教學計劃和既定計劃規範下的教學活動為主要內容的專門人才培養體系，優先考慮的是為國家培養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建設的急需人才。在1952年按照前蘇聯的大學模式對我國大學教育體系進行院系調整之後，我國的大學教育發展一下子再次被推上了以政治論高等教育哲學觀為主的軌道。1956年制定的《高等學校章程草案》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學校的基本任務，是適應著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培養具有一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實際工作所必需的基本知識、掌握科學和技術的最新成就和理論聯絡實際的能力、並且身體健康、忠實於國家、忠實於社會主義事業和準備著隨時保衛祖國的高階專門人材。”1961年制定的《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開頭即為：“高等學校的基本任務，是貫徹執行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培養為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的各種專門人才。”從以上兩條不同時期的政策檔案、法律法令中，我們均可以看到政治論高等教育哲學觀的影響和體現。

　　在注重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的政治論高等教育哲學觀的影響下，認識論高等教育哲學觀被淡化，建國後至改革開放前這一歷史時期的我國高等教育與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中國大學史上最輝煌的建國前北大、西南聯大相比，的確是無法望其項背，何況期間我國高等教育還出現了一段時間停滯不前的時期。但建國後至這一時期我國高等教育對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建設的發展，對實現中國近代科技本土化確實做出了許多不可否認的貢獻。

　　改革開放，高校迎來了春天。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在突破過去三十年形成的蘇式體制同時也在向歐美高等教育發展模式靠攏，即由過分注重一元政治論高等教育哲學觀逐漸向並重二元的政治論、認識論高等教育哲學觀過渡，在過渡過程中碰到了諸多問題。這些問題集中表現在：如大學合併引發高等教育發展趨同導致我國高等教育辦學缺乏特色;大學擴招引發高等教育整體教育質量嚴重下滑和大學生社會就業壓力增大;大學城的競相湧現引發眾多高校債務劇增;過分注重學術定量指標的大學排名標準引發學術垃圾的猛增等等，這些問題中尤以大學擴招最為突出。

　　四、高等教育哲學對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哲學啟示

　　現在擺在中國高等教育面前最備受關注、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問題莫過於如何滿足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這一迫切的需求。究竟是應重政治論高等教育哲學觀還是應該重認識論高等教育呢?布魯貝克在總結高等教育哲學時說：“我不打算為所有的學術機構提出一種共同的哲學。我更不會相信會有一種可以通過共同捍衛其純潔性而永世可靠的、單一的、不變的、理想的大學教育‘觀念’。當今的大學和學院，為變革中的人民的多種多樣的利益服務。在這裡，關鍵的哲學問題並不是尋求各種答案的共同基點，而是尋求各種問題的共同基點”。同時，他還指出：“我們確實在某些時候是從某一方面取得高等教育的合法地位，而在另一些時候是從另一方面做到這一點的”。的確，不同的哲學觀點側重於高等教育的不同功能，所以我們應該讓高等教育發揮多元化功能。哲學的多元化應該是高等教育發展的現實選擇。“哲學必定是世界頂尖大學上懸掛的一顆巨星。”中國大學要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在對待兩種高等教育哲學觀這個問題上，要摒棄非此即彼、二者擇一的價值選擇和思維方式，從高等教育哲學政治論、認識論都是為了推動高等教育向前、向上發展這一共同最終作用結果來看，二者之間並不存在根本的對立。“兩者全都要，而且都要最好的”，將“政治論”、“認識論”二者中只要有利於高等教育向前、向上發展的部分就把他們融合起來。在融合的過程中，我們應根據我國高等教育自身發展的實際，以及各個大學自身不同的發展歷史和發展背景，建立多元化發展觀。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高等教育的發展既要考慮其外在的需求動力，也要考慮到其內在的發展邏輯;既要重視文化功能，又要重視社會功能;既需要精英教育，又要發展大眾化教育。

　　作者單位：陝西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1]約翰・S・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M].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