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說時代研究存在的問題
我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即夏朝以前）有“三皇五帝”之說。“三皇”、“五帝”各有多種說法，但都有一個共通的特點即伏羲大體上都排在“三皇五帝”之首，按太皞與伏羲合併、炎帝與神農合併（這樣合併的原因目前尚不是很清楚）、少皞即帝摯（從袁軻說），“三皇五帝”的總體排序為：伏羲（太皞）、神農（炎帝）、黃帝、少皞***帝摯***、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唐堯、虞舜（女媧為伏羲妻或妹，同時代；祝融、共工約在伏羲神農與堯舜之間）。以前的學者多把這些傳說時代的帝王視為同一時代的人物或部族，筆者認為它們大體上是有一個先後時序的，是古人努力建立的一個有時序的古史體系，即伏羲上承燧人氏、有巢氏、盤古氏（這幾位曾被一些史學家當作古人***史的證據之一，但從另一個角度看，說明古人是在努力建立一個有時序的古史體系），堯、舜下接禹、啟、商、周。從這個角度看，我國對傳說時代的研究、對“三皇五帝”的年代、地望的認識非常混亂，以下以“伏羲”為例說明之。
一些學者認為“伏羲時代”即距今四、五千年前或籠統地稱之為原始社會末期、新石器時代晚期等，如：李儼和蕭稚輝先生認為“伏羲活動於公元前2852年到公元前2783年，是古代中國一個部落的著名酋長，姓風名伏羲，這個部落名太皞族”（蕭稚輝著《中國計算科學史》（上古——秦漢），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謝端琚、葉萬鬆先生認為“伏羲的時代相當於馬家窯文化時期。天水地區是馬家窯文化的主要分佈區。相傳伏羲的故里在成紀，即今甘肅天水”（謝端琚、葉萬鬆《簡論我國中西部地區彩陶》，《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１期）；餘敦康先生認為“據考古發掘，人類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就利用占卜來預測吉凶了。《周易》的發生史可以追溯到這個時期，相當於傳說中的伏羲時期”（餘敦康著《易學今昔》2頁，新華出版社1993 年12月版）；徐旭生和李西興先生認為，伏羲是中國傳說時代南方苗蠻集團的始祖，相當於原始社會末期（李西興《淳化縣出土西周陶罐上易卦數符管見》，《文博》1990年第6期）；嚴文明先生據《左傳》、《漢書·地理志》有關記載，認為太皞、少皞兩個集團都是東夷的先祖，太皞的時代大約在大汶口晚期，因為只有這時大汶口文化才分布到淮陽一帶，而太皞的後人既多在山東，說明有北遷的趨勢（嚴文明《東夷文化的探索》，《文物》***第9期）；欒豐實先生也認為大汶口文化是太皞和少皞部族所創造的文化，太皞部族對應於豫東、皖北和魯西南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它們很可能來自蘇北和魯東南地區南部，而少皞部族則對應於泰山南北地區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遺存（欒豐實《太皞和少皞傳說的考古學研究》，《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2期）；逄振鎬先生認為大汶口墓地 M26：16鏤雕象牙梳雕刻圖案是“原始八卦”的起源，因此畫八卦的伏羲、太皞在大汶口文化時期，而且應是東夷人（逄振鎬《論原始八卦的起源》，《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黃國卿先生援引霍想有先生編《伏羲文化》一書有關專家的研究，認為伏羲的主要漁獵活動區域在渭水以北，秦安大地灣新石器時代遺址可能是歷史傳說中伏羲生地古成紀，“伏羲時期約存在於大地灣文化第五期，距今約5000年左右”（黃國卿《對天水卦台山伏羲畫卦傳說的新思考》，《周易研究》1999年第2期）。
有些學者確定的“太皞、伏羲氏”的年代則比較早，如：樑一川先生認為“伏羲氏時代相當於考古學分期上大約一萬八千年前的‘山頂洞人’至大約一萬年前的裴李崗文化這一時期”，田合祿、田峰先生對此表示認同，認為把伏羲氏時代延伸到距今8000年前的裴李崗文化是合理的（田合祿、田鋒著《中國古代曆法解謎》 381頁，山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４月版）；吳釗先生認為“大約在距今8000年前（相當於裴李崗文化時期），在現在的淮河中上游支流沙河、洪河流域，生存著一個經濟、文化相當發達的人類群體，他們有可能就是古史傳說中東夷集團的太皞氏部落”（吳釗《賈湖龜鈴骨笛與中國音樂文明之源》，《文物》1991年第3期）；王大有先生在《中華龍種文化》一書中認為距今“9000—7000年間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文化是太皞氏（伏羲氏）遺存”（中國社會出版社2000年5月版，60頁），在《三皇五帝時代》一書中則認為伏羲時代大約跨越距今10000—7000年前（中國社會出版社 2000年5月版，602頁）；江國樑先生說：“從整個歷史系年斷代看，一般人認為，‘伏羲－女媧’時代，是屬於舊石器時代，仍然屬於‘山頂洞文化’範圍，稱之為新人，距今約一萬年以上”（江國粱著《周易原理與古代科技》42頁，鷺江出版社1990年2月版）；劉志一先生在《“血緣旋渦”形成中華民族》一文中說：“這幾個血緣集團構成中華大地‘血緣旋渦’的基礎……在中原地區形成了融合中心，誕生了生產技術、經濟生活、科學文化高度發達的大皞伏羲氏（族）及中央政權，時間約距今8000年前左右”（《社會科學報》1991年4月4日）；史式先生認為“大約在一萬年前，我們的先民逐漸從漁獵、採集生活轉入農耕生活，開始定居，進入母系社會。因為食物有了保障，農閒之時可以發明創造，改進工具，發展生產。從此跨入了‘文明’的門檻。這是傳說中的伏羲、神農時代”（史式《五千年還是一萬年——中華文明史新探》，《新華文摘》1999年第9期）。孫新周先生援引劉堯漢先生的研究，認為伏羲是遠古羌戎虎氏族部落的圖騰名號，仰韶文化臨潼、姜寨等遺址出土的虎首類人面彩陶葫蘆瓶很可能是遠古羌戎虎伏羲氏族部落的遺物，是伏羲的祖靈象徵（孫新周著《中國原始藝術符號的文化破譯》112頁，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3月版）；韓永賢先生認為 “中國有記錄的歷史遠在甲骨文之前，至少應從伏羲時代算起，可估計距今大約八千年左右”、“中國自然科學史，應從八千年前的伏羲時代算起”（韓永賢《破釋周易》上冊63頁，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4年8月版）；田曉岫先生認為伏羲的“歷史跨度大約相當於考古學上中國舊石器時代晚期或中石器時代”，當時“以採集和漁獵經濟為主，還沒有出現農業。工具以打製石器為主，用間接打擊法制作的典型細石器盛行。陶器還沒有產生。如陝西大荔沙苑遺址、河南許昌靈井遺址、山東臨沂鳳凰嶺遺址等”（田曉岫著《中華民族發展史》28頁、32頁，華夏出版社2001年8月版）；張振犁先生說：“伏羲所處的時代，一般都認為在舊石器時代（此時以漁獵為主）。中國的漁獵經濟在農業經濟之前，而在伏羲的神話裡卻可以包括新石器時代（以農業為標誌）的一些生活內容”（張振犁、陳江風著《東方文明的曙光—— 中原神話論》91頁，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2月版）；白劍先生說：“在中國史前傳說中，太皞又稱伏羲，被認為是華夏民族最早的始祖，其記在《竹書紀年》的首篇，按現有歷史傳說推算其時距今至少有6000——8000年以上了”（白劍著《文明的母地》172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曾祥委先生認為河圖、洛書最可能的產生年代是公元前4500年前後，“這正是古人傳說的伏羲、黃帝時代，亦即通常所稱的‘新石器時代’”（曾祥委《河圖、洛書是新石器時代的星圖》，《周易研究》1995年第4期）。
僅從以上有限的例舉來看，從4000年前到18000年前，幾乎每一個千年紀都被學者們認為是伏羲（太皞）時代。關於伏羲的地望（或文化），則有西部仰韶文化說、西部馬家窯文化說、東部大汶口文化說、中原說、中原裴李崗文化說。此外，伏羲的地望（或文化）還有其他種種說法，如：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綱要》認為“在長江流域，在今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一帶，有許多苗蠻部落的活動。伏羲和女媧是這些部落中的著名首領”（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綱要》
4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主長江中游湖南、湖北說的還有陳建憲、馮天瑜等學者（陳建憲著《神祗與英雄：中國古代神話的母題》34
頁、192頁，三聯書店1994年11月北京版；馮天瑜、何曉明、周積明著《中國傳統文化淺說》10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這種說法與徐旭生的“三集團”說有關。陳連開先生在《論中華文明起源及其早期發展的基本特點》以及《中國遠古的各部落集團》文中認為伏羲、女媧神話起源於長江下游
（《中國遠古的各部落集團》，《中華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史式先生認為伏羲、神農的地望均在南方，司馬遷《史記》獨尊源出西北相對晚出的黃帝給後世留下了後遺症（史式《五千年還是一萬年——中華文明史新探》）。王一兵先生認為“伏羲文化當於長江中游
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中尋找。從目前情況看，1980年發掘的重慶江津縣王爺廟遺址較為接近”（王一兵《“三皇五帝”的考古學文化》，《文史知識》2002年第11期）。鄭若葵先生認為“黃河流域仰韶早期文化、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北辛文化等，從碳14斷代以及文化內涵看，均大體與傳說的庖犧、神農文化相對應，而仰韶晚期文化、龍山文化等則基本與黃帝、堯、舜、禹文化相對應”（鄭若葵《長江中游地區史前農業文化與古苗蠻文化關係初探》，《華夏考古》2000年第2期）。張振犁、陳江風等著《中原神話論》說：“女媧母系部族最早可能活動於中原北部太行山地區，後來在中原廣大地區曾與東方族團伏羲部族發生了融合，進而與炎黃集團發生過大的融合
”（張振犁、陳江風著《東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話論》67頁）。除了長城以北，中國所有的地域幾乎都被學者們認為是伏羲或伏羲神話的發源地。但是，長城以北也與伏羲有關：董萬崙先生援引董立章先生的研究說，小朱山下層與新樂下層文化是伏羲（太皞）女媧文化與華胥文化融合北上進入燕遼地區，與當地土著文化融合而成。華胥集團核心在河南，其考古文化為裴李崗——磁山文化。伏羲（太皞）集團消滅華胥集團向北發展，進入華北、燕遼（董萬崙《華夷、華夏、漢人在東方》，《北方文物》2001年第4期；董立章《三皇五帝史斷代》，白壽彝總主編、蘇秉琦主編《中國通史·遠古時代》51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且遼西地區出土的紅山文化女神像，也被學者們認為是“女媧”（傅朗雲《牛河梁“女神廟”族屬考》，《北方文物》1993年第1期；陸思賢著《神話考古》第二章“女神廟的發現和女媧神話”，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版）。可見學界對伏羲（太皞）的年代、地望、文化的認識之混亂。
與伏羲的情況類似，學界對炎帝（神農氏）、黃帝等傳說中的遠古帝王或部落領袖的認識也是同樣的混亂：炎帝（神農氏）的地望有黃河上游說、中原說、黃河下游說，有長城以北紅山文化說，有長江中游湖南、湖北說；黃帝的地望有陝北說、渭水流域說、中原說、華北說、長城以北紅山文化說，甚至也有黃河下游說（何新），去年又有人研究黃帝還巡視江南，5000年前“曾經在浙江永康的石城山生活過，並且以石城山為中心，足跡遍及浙江的金華山、仙華山、仙都山，安徽黃山、江西廬山、廣東鼎湖山等地，在南中國撒播了華夏文明的種子”（新華社杭州2002年2月19日電）。同是中原說，又有不同的區分，比如黃帝的文化、年代，學界的主流認識是龍山時代中原的某種或某些考古學文化，又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是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張振犁先生則認為“黃帝和炎帝（神農）部族，最初都是在中原新鄭、新密一帶，由少典部族派生的兩大部族集團”、“新鄭、新密的廣大山嶽、丘嶺地區，之所以堪稱黃帝文化的中心，就在於距今約8000年前的新石器早期裴李崗前後的文化遺址，都集中在這裡”（張振犁、陳江風等著《東方文明的曝光——中原神話論》110——112頁）。如果單看某專家在某篇文章中對某“帝”的研究，還都有點道理，至少大多數情況下你還不能說他沒有道理，因為他有文獻依據，有神話傳說，有古代遺蹟、民俗民風，甚至他還有文化人類學、經典作家的“國家”形成理論作依靠，有的也
有考古材料充塞其間。但是如果將學界關於“三皇五帝”的研究成果彙集到一堆來，那不搞得你眼花繚亂、暈頭轉向才叫怪！
根據中國的古代文獻、傳說以及有關遺蹟、民俗研究中國的傳說時代，有時還會推出一些怪相（雖然研究者常常也結合考古材料說事，但迄今為止現代考古學對史前文化的識讀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甚至其理論和方法本身都是有缺失或缺陷的，比如對史前紋飾的釋讀和理解，現在的考古學基本上無能為力，更談不上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因此也可以說考古材料在考古界自身都沒能很好地消化，更遑論考古界之外的學者），或者說它必然會出現一些怪相。在此舉一個例子說明：史樹青先生據文獻記載“舜生姚丘”、“舜生姚墟”之說考證，認為“從河姆渡遺址中出土的黑陶、骨鏃以及稻穀、稻秸等遺物，可看出當時私有制已經萌芽，與姚墟的地望和歷史變化有許多相似之點，故提出了河姆渡遺址為姚墟的觀點”（陳旭欽、黃勉免《中國河姆渡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文物》1994年第10期）；同時，何新先生依據文獻和一些考古材料研究認為“黃帝和伏羲實際上是同一個人”、“黃帝作為歷史上實有的人物，就是起於東夷的舜”、“神農炎帝就是《尚書》中所記中國最早的君主——堯”、“距今4000——6000年，這正是傳說中的黃、炎帝時期”（何新著《諸神的起源》62頁、69頁、213頁、338頁，時事出版社2002年1月版）。僅將一些有代表性的觀點一匯合，我們就會看到：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伏羲、黃帝、舜共同生活著，當舜到4000多年前的山西陶寺去接堯的班的時候，伏羲和黃帝也跟著舜去接堯的班；在四、五千年前的海岱地區，伏羲、黃帝、舜、少皞、太皞、炎帝、蚩尤（後面幾位也被不少學者認為對應於東夷文化）共同生活在一起，當炎黃大戰發生時，也就是伏羲或舜戰勝了堯、殺了蚩尤，但是堯從華北平原下來到山西南部，與這些帝王根本沒有接觸就打了一場大敗仗，這件事情同時也可發生在七、八千年前，而且還可以發生在一萬年前或一萬八千年前，因為伏羲的年代可以早到那個時候；這些事情同樣可以發生在渭水流域、中原、長城以北地帶、長江中游湖北、湖南、重慶江津等等。這種聯想和類推當然是荒謬的，可能也很少有學者這樣去聯想。但這恰恰可以說明，我們關於傳說時代的研究、關於“三皇五帝”的研究，也許人人都有自己的道理和論證，然而所有的研究成果加在一起只是一個0或者是一個負數。
上面的說法並不在於要全盤否定專家們的研究或者認為那些研究毫無價值。價值還是有的。但所有的研究成果最終還是要做加法的，而且通過做加法才能得到最終的驗證和認可，即任何一個傳說中的帝王必須置於整個傳說時代古史體系的框架中去觀照，任何一種與傳說中的帝王相對應、比照的考古學文化必須置於整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體系中去觀照，研究某個傳說帝王實際上是研究全體，研究某個考古學文化實際也要研究全部考古學文化。這要求研究傳說時代的學者要熟悉和研究整個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文化，而且要深入研究整個古史體系、框架，如果不這樣做，那結論可能是非常危險的。但是目前中國的學者少有人這樣做。
“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已經啟動，它將可能是一個較長時段的研究過程。集體研究有它的優勢所在，但個人思考、獨立思考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可或缺的，甚至重要或重大契機的產生往往是個人思考的結果。如果每個研究中國傳說時代、史前文化的學者都能更多地瞭解和熟悉相關的領域，將自己思考、研究的問題置於整個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框架和整個中國古史傳說的背景下去思考研究，那我們或許會事半功倍。有些考古學者認為史前史可以或者應該撇開中國關於遠古時代的傳說和文獻資料，這一點筆者是不贊同的，一方面史前考古、三代考古已經使中國古史傳說和文獻記載中的一些東西得到證實，另一方面我們不可以也沒有理由將中國自新石器時代初以來的歷史截為兩段，而讓普通大眾除了閱讀一部自三代以來的歷史書外，還去學習一部用考古學術語撰寫的中國新石器時代歷史（實際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概論”之類）。
中國國學大師之馬失前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