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物件選擇中的新聞倫理
General 更新 2024年11月30日
2010年12月13日，某大型媒體黑龍江分支機構作出決定，鑑於某記者有部分稿件把家人作為採訪物件，違反了新聞報道的有關規定，停止該記者採訪報道工作，調離記者崗位。
這是到目前為止，記者因為將家人或者親友作為採訪物件，而被停止報道工作的個案。但此現象並非個別，而是普遍存在。有關能否將本報員工或者記者個人親友作為採訪物件的爭議，在業界一直存在。雖然普遍認為記者將親友作為採訪物件有違報道的客觀公正原則，但在實際操作中卻沒有一定之規。且有些報道並未構成失實，沒有上升為法律問題，也就一直沒有得到太多的重視。
筆者認為，此問題應該列入媒體的報道手冊，成為採編人員道德自律的一部分。凡違反規定者，無論是否違背法律，均應負道義上的責任。
“心神不寧”事件背後的媒體倫理缺失
2009年6月18日，某大型媒體機構刊播的專題節目中，一位名叫高某的大學生接受採訪時痛斥了谷歌中國連結色情資訊，說黃色資訊害得他的同學“心神不寧”。這番話受到了觀眾的唏噓，高某本人遭***，因此一炮而紅，被網民稱作“純情的大學生”。其間提到的“心神不寧”等詞語一時間成了網路熱詞。
事後，有認真的網友發現，高某本人確實是一名在校生，但當時其人正在這家媒體機構實習，因此是半個員工。一般來說，媒體採訪自己的員工，多在評論節目中出現，極少出現在新聞節目中。至於主持人連線記者時採訪在現場的記者，其實是另一種表達形式，其實質仍然是通過現場記者的採訪，來還原當時的情況，現場記者並非新聞當事人。
雖然被人揭示，但高某事件並未得到充分發酵，有關媒體機構也沒有作出任何解釋，此後便不了了之。
同是這家機構，終於為此類不負責任的行為付出了代價。某女記者將其男友的兄長作為採訪物件，並接受了男友一輛車的饋贈，終被以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判刑。
撇開饋贈與受賄的界限不說，其報道男友兄長的案件，一點也不避嫌，自然難脫偏袒的嫌疑。其報道的客觀公正性，更無從體現。
實際上，此次處分採訪家人的記者，並非來自行業自律或者主動發現，而是網友們通過總結髮現的。這名記者的丈夫先後以高校教員、哈爾濱市民等身份在報道中不斷出現，甚至其父也以“顏大爺”的面目出現。這反映了媒體在審查記者的稿件時，核實環節不得力。
無法核實的採訪物件應認定為虛假採訪
有關採訪物件的倫理困境不僅限於採訪其家人親友，更惡劣者，乾脆虛構採訪物件。相較真名實姓採訪家人的情形，這種情形更惡劣，卻並不為人所注意。
比如“張大媽”、“王大爺”之類的人物，根本無法核實，其是否真實，存在很大疑問，頂多算“道聽途說”。再如“業內人士”、“相關人士”之類的，更是生造的採訪物件。
有些乾脆不交待訊息來源，比如“據瞭解”應該是“據記者向XX瞭解”，而“據瞭解”三字，貌似交待了訊息來源，實際上只交待了這是記者瞭解到的訊息，至於訊息來源，成謎。這樣的訊息來源交待，還不如不寫，因為肯定是記者瞭解到的訊息，是句廢話。
媒體上經常會有“相關部門負責人”這樣的說法。按照新聞操作規程，必須列出具體的機構和負責人名稱，以便編輯和讀者核實。否則，這個訊息來源是經不起推敲的。
如果有關負責人不願意具名，則應在報道中說明，這也是向讀者的一個交待。有人戲謔，“相關部門”已成為中國權力最大的部門，不管發生任何事情，都由“相關部門”出來說話。在這個笑話當中，媒體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記者要麼乾脆沒有采訪，以“相關部門”指代，貌似採訪過了，編輯也無法核實，因“相關部門”畢竟不是真實存在，即使這是記者生造的，“相關部門”也不可能站出來否認。
筆者在與國外同行交流時發現，他們非常重視對採訪物件的選擇，並且一定要親自採訪當事人。即使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通過電話進行三方通話，也要進行直接採訪，絕不借助第二手訊息，以保證採訪物件的真實存在。美國《職業新聞記者協會（SPJ）職業倫理規範》第三條就是：“任何可能的時候，都要指明訊息來源。公眾應該有儘可能多的資訊來判斷訊息來源的可靠性。”
迴避規則適用於新聞採訪
就在前些天，筆者在編輯版面時，否決了一張小狗穿衣服迎大雪的照片。因為此類照片雖然可以保證其真實性，但此風一開，有可能會造成記者跟風模仿，根據自己想像的情景製造和導演新聞事件。
有段時間，一家報紙經常刊登有趣的車貼，以及寫在牆上的標語口號，筆者認為這是很不應該的。連新聞事件都有可能是記者導演，此類簡單的事情，更無法杜絕記者本人一時興起，自己製造自己報道，自己直接就成了採訪物件。
美國《職業新聞記者協會（SPJ）職業倫理規範》認為，除了公眾的知情權之外，新聞記者不應該對任何其他利益負有責任。新聞記者應該避免自己的利益與採訪發生衝突，不管是現實的利益還是可能的利益。
而採訪物件的選擇，本身就有利益牽扯。比如上文提到的被調離報道崗位的女記者，事前就被網友懷疑，其丈夫的升職，與女記者在文章中渲染其先進性有關。作為被媒體屢屢報道的人物，其丈夫理所當然地具有比別人更高的知名度，再加上夫妻之間，其在傾向上只可能大加讚美，而不可能批評。這樣的話，報道的公正性早已蕩然無存。
建議，一旦記者發現有其家人或者親友參與的事件很有新聞價值，應該請求報社派他人採訪報道，以避免倫理困境。
實際上，國際上一些大牌媒體，均有編輯核實這一環節，以防止記者可能的粗疏造成當事人意思的曲解，或者記者個人的***或者其他有違職業倫理的情形。但在國內，很少有媒體能夠在核實環節對採訪物件的真實性作核實。
南方一家媒體就曾經發生過一起笑話：有人以某市委宣傳部部長的身份接受了採訪，刊發後才發現，那人根本不是宣傳部長，而是冒充的。
可見，我們的編輯核實環節，往往側重於對事件本身的核實，但對採訪物件的身份、以及記者與採訪物件的關係極少作了解，或者以事實本身無誤為由，放任記者放棄工作迴避原則。
尤其在中國這個溫情脈脈的社會環境中，更應堅守比歐美國家更嚴格的迴避制度，最大限度防止有可能出現的傾向性報道，這應該成為我們新聞倫理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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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到目前為止，記者因為將家人或者親友作為採訪物件，而被停止報道工作的個案。但此現象並非個別，而是普遍存在。有關能否將本報員工或者記者個人親友作為採訪物件的爭議，在業界一直存在。雖然普遍認為記者將親友作為採訪物件有違報道的客觀公正原則，但在實際操作中卻沒有一定之規。且有些報道並未構成失實，沒有上升為法律問題，也就一直沒有得到太多的重視。
筆者認為，此問題應該列入媒體的報道手冊，成為採編人員道德自律的一部分。凡違反規定者，無論是否違背法律，均應負道義上的責任。
“心神不寧”事件背後的媒體倫理缺失
2009年6月18日，某大型媒體機構刊播的專題節目中，一位名叫高某的大學生接受採訪時痛斥了谷歌中國連結色情資訊，說黃色資訊害得他的同學“心神不寧”。這番話受到了觀眾的唏噓，高某本人遭***，因此一炮而紅，被網民稱作“純情的大學生”。其間提到的“心神不寧”等詞語一時間成了網路熱詞。
事後，有認真的網友發現，高某本人確實是一名在校生，但當時其人正在這家媒體機構實習，因此是半個員工。一般來說，媒體採訪自己的員工，多在評論節目中出現，極少出現在新聞節目中。至於主持人連線記者時採訪在現場的記者，其實是另一種表達形式，其實質仍然是通過現場記者的採訪，來還原當時的情況，現場記者並非新聞當事人。
雖然被人揭示，但高某事件並未得到充分發酵，有關媒體機構也沒有作出任何解釋，此後便不了了之。
同是這家機構，終於為此類不負責任的行為付出了代價。某女記者將其男友的兄長作為採訪物件，並接受了男友一輛車的饋贈，終被以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判刑。
撇開饋贈與受賄的界限不說，其報道男友兄長的案件，一點也不避嫌，自然難脫偏袒的嫌疑。其報道的客觀公正性，更無從體現。
實際上，此次處分採訪家人的記者，並非來自行業自律或者主動發現，而是網友們通過總結髮現的。這名記者的丈夫先後以高校教員、哈爾濱市民等身份在報道中不斷出現，甚至其父也以“顏大爺”的面目出現。這反映了媒體在審查記者的稿件時，核實環節不得力。
無法核實的採訪物件應認定為虛假採訪
有關採訪物件的倫理困境不僅限於採訪其家人親友，更惡劣者，乾脆虛構採訪物件。相較真名實姓採訪家人的情形，這種情形更惡劣，卻並不為人所注意。
比如“張大媽”、“王大爺”之類的人物，根本無法核實，其是否真實，存在很大疑問，頂多算“道聽途說”。再如“業內人士”、“相關人士”之類的，更是生造的採訪物件。
有些乾脆不交待訊息來源，比如“據瞭解”應該是“據記者向XX瞭解”，而“據瞭解”三字，貌似交待了訊息來源，實際上只交待了這是記者瞭解到的訊息，至於訊息來源，成謎。這樣的訊息來源交待，還不如不寫，因為肯定是記者瞭解到的訊息，是句廢話。
媒體上經常會有“相關部門負責人”這樣的說法。按照新聞操作規程，必須列出具體的機構和負責人名稱，以便編輯和讀者核實。否則，這個訊息來源是經不起推敲的。
如果有關負責人不願意具名，則應在報道中說明，這也是向讀者的一個交待。有人戲謔，“相關部門”已成為中國權力最大的部門，不管發生任何事情，都由“相關部門”出來說話。在這個笑話當中，媒體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記者要麼乾脆沒有采訪，以“相關部門”指代，貌似採訪過了，編輯也無法核實，因“相關部門”畢竟不是真實存在，即使這是記者生造的，“相關部門”也不可能站出來否認。
筆者在與國外同行交流時發現，他們非常重視對採訪物件的選擇，並且一定要親自採訪當事人。即使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通過電話進行三方通話，也要進行直接採訪，絕不借助第二手訊息，以保證採訪物件的真實存在。美國《職業新聞記者協會（SPJ）職業倫理規範》第三條就是：“任何可能的時候，都要指明訊息來源。公眾應該有儘可能多的資訊來判斷訊息來源的可靠性。”
迴避規則適用於新聞採訪
就在前些天，筆者在編輯版面時，否決了一張小狗穿衣服迎大雪的照片。因為此類照片雖然可以保證其真實性，但此風一開，有可能會造成記者跟風模仿，根據自己想像的情景製造和導演新聞事件。
有段時間，一家報紙經常刊登有趣的車貼，以及寫在牆上的標語口號，筆者認為這是很不應該的。連新聞事件都有可能是記者導演，此類簡單的事情，更無法杜絕記者本人一時興起，自己製造自己報道，自己直接就成了採訪物件。
美國《職業新聞記者協會（SPJ）職業倫理規範》認為，除了公眾的知情權之外，新聞記者不應該對任何其他利益負有責任。新聞記者應該避免自己的利益與採訪發生衝突，不管是現實的利益還是可能的利益。
而採訪物件的選擇，本身就有利益牽扯。比如上文提到的被調離報道崗位的女記者，事前就被網友懷疑，其丈夫的升職，與女記者在文章中渲染其先進性有關。作為被媒體屢屢報道的人物，其丈夫理所當然地具有比別人更高的知名度，再加上夫妻之間，其在傾向上只可能大加讚美，而不可能批評。這樣的話，報道的公正性早已蕩然無存。
建議，一旦記者發現有其家人或者親友參與的事件很有新聞價值，應該請求報社派他人採訪報道，以避免倫理困境。
實際上，國際上一些大牌媒體，均有編輯核實這一環節，以防止記者可能的粗疏造成當事人意思的曲解，或者記者個人的***或者其他有違職業倫理的情形。但在國內，很少有媒體能夠在核實環節對採訪物件的真實性作核實。
南方一家媒體就曾經發生過一起笑話：有人以某市委宣傳部部長的身份接受了採訪，刊發後才發現，那人根本不是宣傳部長，而是冒充的。
可見，我們的編輯核實環節，往往側重於對事件本身的核實，但對採訪物件的身份、以及記者與採訪物件的關係極少作了解，或者以事實本身無誤為由，放任記者放棄工作迴避原則。
尤其在中國這個溫情脈脈的社會環境中，更應堅守比歐美國家更嚴格的迴避制度，最大限度防止有可能出現的傾向性報道，這應該成為我們新聞倫理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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