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潰讀書筆記

　　《天朝的崩潰》告訴我們，凡事都應懷著一種批判的精神去對待。教科書所說的未必就是對的，歷史的真相只有一個，而對歷史的解讀卻是五花八門。下面是小編向各位推薦的，希望對各位能有所幫助!

　　篇一

　　鴉片戰爭在中國近代史上影響重大，有關著述已出版不少。《天朝的崩潰》的研究可謂推陳出新，它的出版廣受讀者的歡迎，這是史學著作中少有的現象。作者一系列獨到創見可能在學術界引起爭議，但這種爭議將有助於深化中國近代史研究。《天朝的崩潰》是作者系統研究鴉片戰爭十餘年所得的成果。作者詳盡考訂了與戰爭相關的一系列重要史實，力圖以當時的道德觀念、思維方式與行為規範去理解歷史，使許多在今人看來是荒謬的現象得以顯示其在當時環境中的“合理性”。同時，通過對有關人物及其言行活動分析，觀察清王朝在歷史轉折關頭的作為，揭示歷史程序中的偶然與必然。《天朝的崩潰》對我的歷史觀和對鴉片戰爭的理解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下面將從這兩大方面談談我的收穫。

　　一、關於歷史

　　鴉片戰爭中，清朝的潰敗是註定的，但在我們以往所接觸的歷史教科書中，存在這樣一種現象：它在總體方面承認鴉片戰爭的失敗在於中國的落伍;在具體敘述上又認定，落伍的一方只要堅持抵抗，就有可能獲得勝利。歷史是客觀存在的，而歷史的敘述卻存在很大的主觀性，因為史學家們身上也有著很大的階級屬性，特別是在古代或近代的中國社會，其所寫的論著往往會服務於他本身的價值觀，使得歷史變為一種宣傳工具。這樣一來，瞭解歷史的真面目變得絕非易事。

　　茅海建老師的《天朝的崩潰》正是出一種學者的理性與嚴謹，儘量收斂自己的情感，盡最大的努力還原歷史的真相而著的一本書。

　　《天朝的崩潰》一書的很多觀點與我們所受的傳統教育的教科書上的觀點大有不同，比如說歷史書中所批判的琦善並非絕對意義上的賣國賊，三元里人民的抗爭也不一定是出於整個民族存亡。今天我們所瞭解的琦善是經過放大後的琦善，他原本只是個妥協派代表。在那個時期，對琦善之流的批判無疑是對當時一切主張妥協投降的人們發出的警告。這已經把歷史給扭曲了。而《天朝的崩潰》試圖與逝者對話，引導我們切身體會歷史人物所面臨的情境。

　　在我們今天看來，當時很多人的行為都為我們所不解，比如說戰功赦赦的果勇侯楊芳居然會選擇妥協賣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們對鴉片戰爭中清政府的行為的批判都是屬於事後諸葛亮的行為，雖符合一定規律，但不一定符合當時人們的心態。而《天朝的崩潰》不僅只是批判這樣做有什麼不好的影響，更多的是增加對歷史人物心思的理解，來揣測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理解歷史方能總結歷史。歷史也並非理性可以演繹。在很多史學著作中，我們常可以看到一種先入為主的觀念，大家似乎在尋找一種模型來模擬歷史本應的發展方向。天底下沒有絕對的聖人，事情的發展也總有它的道理。

　　在讀完《天朝的崩潰》後，會發現很多歷史現象並沒有傳說中的如此神話，林則徐不是神，歷史人物的決策是在特定的情況下，出於人性的考慮而做出的一種行為。歷史的主體是人，分析歷史應該像茅海建先生一樣，不要人為拔高，而應回到一種尊重事實的理性。

　　二、關於鴉片戰爭

　　1失敗的必然性。歷史是人創造的，但其發展又有著其客觀規律。是不是讓伊里布、琦善等人變得跟林則徐一樣的清廉負責，歷史就會改寫，天朝就不會崩潰呢?《天朝的崩潰》並不急於從當時的要員下手分析戰爭失敗的原因。它先從總體上介紹了清朝的軍事力量。武器上的落後，及管理上的效率低下使得清朝必敗無疑。物理學上習慣用整體法來分析自然現象，這於歷史也有它的相通之處。戰爭最基本的實質只是兩支軍事力量之間的對抗，表現為兩個國家綜合實力的較量。從整體的角度看，英國已處於初步發展的火器時代，而清軍仍處於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這是一場實力懸殊的戰爭。無論內部結構的怎麼優化，它都無法超越這個集體本身的侷限性。除非內部元素可以打破傳統的束縛而凌駕於集體之上，實現新的突破。

　　戰敗是避免不了的，因為要在短期內改變一個民族，使這個整體有一個質的飛躍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可以思考，在這一戰爭中，什麼因素導致天朝如此的不堪一擊呢?

　　2天朝的盲目自大。盲目自大是當時整個社會的一個通病，也是清軍節節崩潰的一個重要原因。

　　1840年6月21日，出任英國遠征軍海軍司令伯麥率由印度開來的艦隊駛到。但這支強大的軍隊，並沒有立即向虎門或廣東其它地區發動進攻而只是採取了相當軟弱的對策。英軍的這一舉動讓林則徐等人自認為是自身的強大及良好的設防震住了英軍，以致於後來的定海的失陷都歸結到沒有像林則徐那樣採取有效的措施。“處在失敗中的人們，找不到勝利的跡象，最容易產生某種希望。而且，局勢越危急，戰爭越失利，這種希望之火就越放光芒。”這種貼切的心理分析很好地解釋了全朝上下的心態。天朝的盲目自大可謂病入膏肓。在接連的戰事失敗之後，仍未能清醒。1841年，顏伯燾雖全力傾注於廈門的防務，但廈門仍失陷。天險加上人的重視，戰爭仍取得了失敗。這對當局者或其它的指揮官都應是個清醒劑，而很遺憾地，我們沒有看到官員的覺醒。在不久的定海之戰中，裕謙的定海防禦工程在堅固、火力諸方面均遠不如顏伯燾的條件下，仍豪言壯語一點也不遜於顏伯燾。他不願承認區區夷人居然敢跟天朝作對，更不願相信他們能把天朝打敗，把原因歸結于軍隊士氣低落及將領的無能。結果定海失陷。天朝節節潰敗。

　　這種自大的心態，導致當時的人們不願意去認清事實，他們不想打破自己心中的那股希冀。“知識給人以力量，愚昧也給人以力量，有時甚至更大的力量。然而，愚昧的力量再強大，仍只是妄動，妄動能產生強大的破壞力，使國家和民族蒙難，但卻不能戰勝近代化的敵人。”雖然戰事的節節失利，但清官員們對英軍的認識始終未能進步多少。英軍的同一種戰術在多個戰場竟都能湊效。就英軍的戰術而言，其在廈門之戰如同廣東諸役，都是以優勢艦炮對清軍各炮臺，陸軍從炮臺翼側登陸攻擊。在定海之戰中，英軍採用的依舊是戰艦轟擊正面、陸軍側翼抄襲。在這些戰役中，英軍都取得了大捷。如果他們能夠重視每一場戰役，及時總結，並加強溝通，或許天朝就不用崩潰得如此之猛烈。

　　這種自大的心態是全民性質的，引發了一系列惡果。上到道光帝，下至普通老百姓，對夷人基本都是蔑視的態度，這直接導致戰略上的忽視，在沒有知此知彼的情況下，閉門造車，制定戰術。戰爭失敗了，前線的指揮官不願承認，道光帝更不願承認。道光帝對天朝的自信，又加深官員對失敗的恐懼感，不敢直面慘淡的戰果，採取了瞞報謊報的方法。顛倒戰果，誇大事實，反過來加強道光帝的自大的心理。在這種強烈的惡性迴圈中，整個天朝體系一觸即潰。

　　三、結語

　　近代中國歷史是一部血與淚的歷史，回首過去，華夏民族有著切膚之痛。但這種痛不能阻止我們正確去認識歷史，相反，正是因為這種痛，我們才更要客觀理性地去認清歷史，以史為鑑。正如作者所說，鴉片戰爭的史料可謂汗牛充棟，對鴉片戰爭的研究著作也不少。但對史作的閱讀，我們必須保持著理性與批判。

　　《天朝的崩潰》也告訴我們，凡事都應懷著一種批判的精神去對待。教科書所說的未必就是對的，歷史的真相只有一個，而對歷史的解讀卻是五花八門。在與史打交道的時候，自己需保持著理性的思維。對絕大多數人來說，讀史並不是要還原歷史的真相，而是要從史中有所思考。茅海建老師的《天朝的崩潰》正是教會了我們這一點。

　　篇二

　　清朝傲視“四夷”的“天下”觀念，部分是因為儒家文化的優越和外傳的歷史傳統，部分是由於長期以來中國社會經濟水平，並不低於西方。十六世紀西方人初至，中國仍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十七，十八世紀之交，康熙大帝的文治武功，使中國進入一個新的“盛世”，即使實在十八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前，中國的社會生產力仍不低於西方各國，生產總量則遠遠超過之。至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確確實實是落後了。但是，由於文化背景的不同，英國最先進的事物，經過儒家教義的折光，頓時變為最荒謬不堪的東西。君主立憲，在皇權至上面前，有如大臣擅權;經商貿易，在農本主義面前，顯為捨本求末;追逐利潤，在性理名教面前，只是小人之舉;助於女王主位，男女不辨，更是牳雞司晨之類的“夷俗”，即便令人興嘆的西方器物***鐘錶，玻璃，呢羽等***，想用賞玩收藏之餘，仍可斥之為“壞人心術”的“奇技淫巧”。無怪乎海通200餘年後，中土的官僚士子們並未折服於西方，反堅信於中華文物制度遠勝於“西夷”，儘管他們在一個事實方面已經達成了共識;西方“船堅炮利”。

　　忠奸理論所能得出的最終結論是，為使忠臣得志，奸臣不生，就必須加強中國的綱紀倫常，強化中國的傳統。也就是說，鴉片戰爭所暴露出來的，不是“天朝”的弊陋，不是中華的落伍;反而是證明了中國的聖賢經典，天朝制度的正確性，壞就壞雜在一部分“奸臣”並沒有照此辦理。於是中國此時的任務，不是改革舊體制，而是加強舊體制。

　　忠奸理論和“奸臣模式”，並非是鴉片戰爭史獨有的現象，而是中國傳統史學的常用方法。正是它具有掩護君主，掩護傳統的特殊功能，因而屢屢被官僚士子們用來解釋那些他們不能解釋或不願解釋的歷史現象。這種理論和模式，經過他們長久的宣教，成為老百姓耳熟能詳，最易接受的歷史分析方法。並在今天仍有影響力。

　　問題的核心在於：在當時的情況下，中國能否取得鴉片戰爭的勝利?這是一場勝或負的結局皆有可能操作的戰爭，還是一場必定要失敗的戰爭?如果戰爭必敗，我們又該如何評價這段歷史?

　　毫無疑問，歷史不會改變，戰爭的結局也不會改變。但是，歷史學家在研究，分析，評價歷史時，總是會主義到當時未被採納的建策，未被利用的條件，總是會注意到歷史可能出現但未能出現的轉機。也就是說，他們心中有許多“如果”，“可能”，“萬一”之類的假設，離開了這些，他們無法研究歷史，而只能成為歷史的宿命論者。

　　當然，我們也有理由將一切責任都推給歷史。事實上，我們也從歷史中找到許多無可辯駁的原因：西方列強的侵略，經濟底子薄弱，人口基數太大，等等。但是，我們在歷史中看得最少的是，中國人在這個過程中究竟翻了拿些錯誤，儘管歷史已經明白無誤的說明，我們犯過錯誤。

　　歷史學最基本的價值，就在於提供錯誤，即失敗的教訓。所謂“以史為鑑”，正是面對錯誤。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個民族從失敗中學到的東西，遠遠超過他們勝利時的收穫。勝利使人興奮，失敗使人沉思。一個沉思著的民族往往要比興奮中的民族更有力量，歷史學應當提供這種力量。歷史學家生來具有無可派遣的民族情結，不應當演化為歷史研究中對本民族的袒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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