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真實的愛情文章

　　偉大的愛情像一座山峰，需要兩個人慢慢地往上爬。一下子爬到山的頂峰容易，但一直保持在頂峰就很艱難了,很多近代名人的愛情，卻成為很多人理解愛情的一種源泉，卻成為很多人對於愛情的一種理解。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的相關資料，供您參考!

　　篇【1】：愛德華八世和辛普森夫人

　　這是近代以來最被人們津津樂道的一個愛情故事，直到如今還被廣為流傳。在不列顛帝國將近千年的歷史中，還沒有一位國王會主動遜位。而他下臺的原因卻是為了兩個字——愛情。這位使得他拋棄自己應有政治地位的女人，竟然是一位離過兩次婚的美國女人。

　　這件事在歐洲的上流社會眼裡，無異於大逆不道。在當時的歐洲主流社會，人們還無法給這件事情以充分的寬容和認同。成千上萬國王的支持者聽到了收音機裡傳來的國王退位的宣告，淚流滿面地癱倒在地。也許他們的舉動裡面還包含有對這份愛情極大的敬意，他們是懷著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情看著自己愛戴的國王走下王座的。但任何事情就是這樣，有一得必有一失。國王失去了他的王位和他的王國，得到了他最珍視的——愛情。

　　辛普森夫人後來以溫莎公爵夫人的身份把自己丈夫的遺體送回英國，參加國葬。整個英倫三島舉國上下一片悲聲。在那個時候，認同他們愛情的人，已經比幾十年前要多許多了。人們把他們看作是為愛情獻身的經典。現在想起來，沒有他們的愛情，整個歷史也許會被改變，現任的女王也許永遠不會出現。為了愛情而拋棄王位的君主，從國家民族的角度來看，是不負責任，從人的角度來看，是把愛情當作自己畢生的信仰，是“人”這個概念的最完美的詮釋。

　　結論，有代價的愛情，愛情的代價在蔑視愛情的人的面前是泰山，在珍視愛情的人的面前什麼也不是。

　　篇【2】：莫瑞爾和保羅

　　沒有人會否認母愛的偉大，但母愛是單方面的。如果母愛可以得到回報，那也只能是來自兒女的兒女之愛。但勞倫斯在“兒子與情人”中，對這一觀念進行了強有力的挑戰。沒有人會否認勞倫斯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文學家，也沒有人會否認弗洛伊德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心理學家。但能夠對這部作品所講述的故事公開表示認同的，恐怕遠遠不如對這部作品進行研究的人多。

　　莫瑞爾太太把自己身上湧動的激情，傾注到了自己的兒子身上，自己也從兒子的身上，獲取從自己丈夫身上得不到的愛情感覺。對於這位莫瑞爾太太來說，在她心底裡，早已把自己的兒子當作自己理想中的愛人，她照顧他，撫養他，所做的一切，都超出了一位母親所能做的一切。她是真正把自己的兒子當作了自己愛的物件，這種愛，不是單純的親情之愛，更大程度上來說是一種愛情的體現。而保羅，也在心目中把自己的母親當作了自己的愛人，以至於他覺得，只要他母親在，他在次生就不可能找到自己的愛人。因為這個愛人就在他身邊，那就是他的母親。

　　在這部爭議很大的作品裡，人們探討的更多的是心理層次和社會層次方面的東西。很多的時候把融在裡面的愛情，解釋為一種情節***Odipus Complex***，這個源於古希臘的英語詞彙，雖然歷史很悠久，但卻讓人們研究了幾千年，直到今天，還沒有一個真正的結果。也許人類不敢正視自己身上存在著的和現實社會不協調的東西，也許這個社會已經形成了一個定勢，沒有人能夠去打破。我們只有沿著自己為自己設定的道路，走下去，永不回頭。

　　結論，最有人倫的不倫之愛，這是一種愛情，最起碼也要算是愛情之樹上的一個分叉。

　　篇【3】：孫中山宋慶齡的初見與愛情

　　由於宋慶齡的父親宋嘉樹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堅定支持者，故宋慶齡在兒時常聽父親講起孫中山的英雄事蹟，其為國為民的理想與革命精神都給宋慶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併產生了崇拜欽佩之情。實際早在1894年，孫中山就在宋家見到了只有一歲多的宋慶齡，只不過未料到兩人後來竟成為夫妻。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流亡日本，宋嘉樹也在日本幫助孫中山籌集革命經費，並安排大女兒宋靄齡擔任孫中山的祕書。1913年8月，宋慶齡從美國威斯理女子學院畢業後，抵達日本與父母匯合，並於9月16日隨同宋靄齡第一次拜訪孫中山，與姐姐一起協作孫中山工作。之後，兩人的見面愈加頻繁，開始是父親和姐妹倆一起去孫中山處，再後來是姐妹倆一起去，最後從1914年5月24日開始，宋慶齡開始單獨去拜訪孫中山。

　　據日本外務省檔案記載，1914年1—10月，二人會見次數最頻繁，多達52次，其中私底下見面就有20次，僅6月被記錄在案的就多達l0次。1914年9月，宋靄齡因在橫濱與孔祥熙結婚，宋慶齡正式接替她擔任孫中山的英文祕書。在工作中，孫中山對她非常信賴，讓她保管通訊密電碼，還讓她承擔對外聯絡工作，極大減輕了孫中山的工作量。閒暇時間，兩人相處也十分融洽，孫中山喜歡靜靜地聽宋慶齡彈琴唱歌。孫中山忘我為革命工作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宋慶齡。

　　她當時給正在美國讀書的妹妹宋美齡寫通道：“我從沒有這樣快活過。我想，這類事就是我從小姑娘的時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運動的中心。”對於兩人的交往，宋慶齡在後來的自述中還稱：“孫博士得悉我在學習中文，他贈我一些中國文學方面的書籍和有關當代政治方面的英文書。他非常關心我的學習和活動，對我的工作鼓勵甚多，使我不知不覺漸漸地被他所吸引。”隨著交往的加深，兩人的愛慕之心愈來愈強烈，很快墜入愛河。

　　1915年6月，宋慶齡回國探親，孫中山曾提出讓她徵求家人對自己婚事的意見。宋慶齡當即指出：“我願做你的妻子，永遠幫你做革命工作，革命需要我們兩個人在一起，我的心一直在追隨著你。我的生命已經跟你的事業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並表示個人的婚姻問題要由她自己做主。

　　對於兩人的年齡差距，她則說：“革命是不問年齡的。愛心，也沒有年輪。因此，這不應該成為我們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宋慶齡走後，孫中山對其愈加思念，他對梅屋莊吉的夫人說，“我忘不了慶齡，遇到她以後，我感到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愛，知道了戀愛的苦樂……如果能與慶齡結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也不後悔。”

　　孫、宋兩人雖然互生情愫，但最終的結婚也充滿了曲折。因孫、宋都為基督徒出身，按照基督教義規定，孫已結婚有家室，不得再娶妻。孫中山對兩人婚事，也與宋嘉樹多次進行書信往來，1915年8月，宋嘉樹給孫中山信中曾稱，“我們是一個基督教家庭，我們的女兒不會為任何人作妾，哪怕他是地球上最偉大的國王、皇帝或者是總統。我們可能貧於‘物質’，但是我們既無貪心，更無野心，不大可能去做違背基督教教義的任何事情”。

　　因此，孫中山必先與妻子盧慕貞離婚，方得有與宋結婚的機會。1915年9月，孫中山特派部屬朱卓文回澳門，迎妻子盧慕貞抵達日本，盧氏於離婚證書上按手印同意離婚。孫宋兩人試圖結婚也遭到當時革命黨人的反對，認為不符合倫理，尤其是對革命領袖來說更不應該，孫中山卻說：“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會惡習所支配，我要按照自己的願望去生活。”

　　當宋慶齡在上海提出與孫中山結婚後，遭到父母的堅決反對，他們認為她同一個年齡比她大兩倍，且結過婚的人成家是絕不容許的，並反對她返回日本。而且父母還為她另擇物件，準備擇日成婚，並且將其軟禁在家中。宋慶齡則通過女僕將寫給孫中山的信寄出，講述了她目前的困境。孫中山得信後，遂派朱卓文於1915年10月抵達上海，希望他將宋慶齡接回日本。朱卓文於是將孫的電報給宋慶齡過目，並告知了她關於孫中山已離婚的訊息。是月，宋慶齡即在女傭幫助下，從家中逃走，但給父母留下告別信，連夜同朱卓文乘船返回日本。

　　宋慶齡的私奔行為，在當時仍為大膽之舉，她在1932年時告訴美國記者斯諾說：“我當時並不是真的愛上他，是出於少女羅曼蒂克的念頭——但這是個好念頭。我想為拯救中國出力，而孫博士是一位能夠拯救中國的人，所以我想幫助他。”孫中山在當年10月，則在友人的陪同下，買齊了傢俱、床上用品及生活日用品，做好了新婚生活的準備。1915年10月24日，宋慶齡自滬抵達日本東京，孫中山在東京車站親自迎接。

　　10月25號上午，22歲的宋慶齡和49歲的孫中山到日本著名律師和田瑞家中辦理手續，又委託和田瑞到東京市政府辦理了結婚登記。兩人在結婚誓約上簽字，並相約三條：“儘速辦理符合中國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續。將來永遠保持夫婦關係，共同努力增進相互間之幸福。萬一發生違反本誓約之行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會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異議;而且為了保持各自的名聲，即使任何一方之親屬採取任何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婚禮即在和田瑞家的客廳舉行，宋慶齡戴著大花邊帽，穿著一件粉紅和淡綠花圖案的裙子，拿著一束花，孫中山拉著她的手進門合影。兩人親密地喝下交杯酒，並面對現場的來賓，浪漫的吟誦著裴多菲的愛情詩句：“我願意是激流，是山裡的小河，在崎嶇的路上，在岩石上經過，只要我的愛人，是一條小魚，在我的浪花中，快樂地游來游去。我願意是荒林，在河流兩岸，對一陣陣的狂風，勇敢地作戰，只要我的愛人，是一隻小鳥，在我的稠密的樹枝間作窩，鳴叫……”

　　因為兩人都不喜歡鋪張和各種繁文縟節之類的東西，故婚禮簡單樸素但溫馨感人。典禮結束後，則是和田瑞舉辦的歡迎香檳酒午餐會，後二人前往新居青山原宿109號寓所。值得一提的是，在婚禮上，孫中山送給宋慶齡的禮物不是珍貴的鑽石珠寶，而是一支德國毛瑟***。孫中山說：“這槍配了20顆子彈，19顆給敵人準備，最後一顆，是危急時留給自己的。”新中國成立後，宋慶齡曾經回憶起當年結婚時的往事，她深情地說：“10月25日，在我的生活中，這一天是比我的生日更重要的日子。”

　　宋嘉樹獲悉宋慶齡私奔後，匆忙奔赴日本，試圖阻止兩人成婚，但為時已晚，他甚至揚言要與宋慶齡斷絕父女關係。宋慶齡對此曾向斯諾回憶說：“我父親到了日本，對孫博士大罵一頓。我父親想要解除婚約，理由是我尚未成年，又未徵得雙親同意。但他未能如願，於是就和孫博士絕交，並與我脫離父女關係。”

　　儘管父母之前反對宋慶齡的婚事，但在兩人結婚後，還是補辦了豐厚的嫁妝，一套精緻的藤木傢俱——由雙人床、衣櫃、五斗櫥、梳妝檯組成，一條繡著百字圖案的被面以及母親倪桂珍結婚時穿的錦緞繡袍都送到日本。婚後，宋慶齡繼續擔任孫中山的私人祕書，日夜在他身邊協助工作，無微不至地照顧孫中山。

　　對於婚後的生活，孫、宋都表達了滿意之情。如1915年11月，宋慶齡在給美國同窗信中，表達了對孫中山的崇拜，稱：“我的丈夫在各方面都很淵博，每當他的腦子暫從工作中擺脫出來的時候，我從他那裡學到很多學問。我們更像老師和學生，我對他的感情就像一個忠實的學生。我幫助我的丈夫工作，我非常忙。我要為他答覆書信，負責所有的電報並將它們譯成中文。”1918年，孫中山在寫給遠在英國的恩師康德黎的書信中，同樣高興地稱：“我的妻子在一所美國大學受過教育，是我最早的一位同事和朋友的女兒，我現在過著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一種真正的家庭生活，一位伴侶兼助手。”

　　宋慶齡不僅是孫中山生活上的伴侶，也是革命事業的忠實助手，兩人可謂是同甘苦，共患難。正如赫爾哈特所言：“孫中山有了宋慶齡這樣的革命事業上的傑出助手作終身伴侶，這使他有了新的活力和新的希望。這位新夫人，盡了她最大努力，千方百計減輕丈夫的負擔。實際上她一直擔當著他的祕書的重任。她的雙親慢慢了解到她結婚後的幸福，從前的不滿也煙消雲散了。”

　　1916年4月，孫宋兩人返回中國，投入反袁復辟鬥爭。之後宋慶齡同孫中山經歷了護法鬥爭，廣州軍政府平叛及國共合作等重大事件。1922年6月，陳炯明在廣州發動兵變，炮轟總統府，已懷有身孕的宋慶齡怕目標太大，堅決讓孫中山先安全撤離，說：“中國可以沒有我，不可以沒有你。”宋慶齡也在此事變中流產，孫中山在一個新筆記本扉頁上，為宋慶齡特意題寫了兩句詩：“精誠無間同憂樂，篤愛有緣共死生”，表達了兩人患難與共的真情。1925年3月12日上午，孫中山病逝於北京。他在臨終前囑託兒女及下屬要善待宋慶齡，並告訴宋慶齡不要悲傷，“我之所有即你之所有”，其在《家事遺囑》中也明確表示：“餘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均付與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

　　此後，宋慶齡繼承孫中山的遺志，“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一直以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人與革命精神的維護者的姿態，捍衛孫中山堅持的革命精神與原則，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傑出貢獻，正如她1926年4月16日寫給遠在美國的同窗密友的話說：“我試求忘掉我自己，投身我丈夫畢生的事業，就是實現一個真正的中華民國……我一定要自己盡力並鼓勵他人繼續我丈夫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