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志成才的短篇名人故事

　　在我們學習工作之餘，找一些來看看也是挺好的，那麼都有哪些呢?一起來看看吧。

　　：劉國樑的“折磨說”

　　2010莫斯科世乒賽，中國男子乒乓球隊勇奪冠軍，實現了五連冠的壯舉。凱旋後，劉國樑帶領他的“五虎上將”做客中央電視臺《成長》節目。當主持人要他用簡單的一句話談成長的體會時，他再次深情地說：“我要感謝折磨我的人和被我折磨的人。”在場的聽眾立刻報以掌聲和笑聲。人們知道，他說的折磨他的人就是他的恩師蔡振華，中國乒乓球協會主席，原中國乒乓球男隊主教練。被他折磨的人是中國乒乓球男隊隊員。

　　劉國樑第一次說這話的時候是在2010年的1月，他榮獲2009CCTV年度風雲人物最佳教練，發表了感言。

　　是的，蔡振華“折磨”了他。無論是當乒乓球隊員還是當主教練，他都被置於蔡振華的嚴格監管之下，使他兢兢業業，不敢有一絲一毫的懈怠。誠如劉國樑所說：正是有了師傅的折磨、敲打、修理，我才有了今天。他在各類賽事中取得一個又一個的成就，成為中國第一個乒壇大滿貫得主，獲得最佳教練的殊榮。

　　同樣，劉國樑折磨了他的隊員。就說這次莫斯科世乒賽，馬琳在中國隊對德國隊的決賽中，在先失一局的情況下臨危上陣，力克奧恰羅夫、波爾兩位名將，為中國乒乓球男隊最終奪取冠軍拿下了至關重要的兩分。但這位功勳人物當初在直通莫斯科選拔賽中並不順利。劉國樑明言：在中國乒乓球隊誰也不能吃老本。馬琳雖然是奧運冠軍，雖然是歷經種種大賽，戰績輝煌的一位30歲的老將，卻必須和普通隊員在一條起跑線上平等競爭。第一次選拔賽，馬琳失利了，第二次失利了，第三次又失利了，直到第五次他才搭上了末班車。

　　可以說，正是這樣的磨礪，才使馬琳寶刀不老，並且具備了特別能戰鬥的抗壓能力，在關鍵時刻表現出大將風範，既鑄就了中國乒乓球男隊集體的榮耀，也續寫了他個人職業生涯中極為精彩的一章。

　　“自古英雄多磨難，從來紈絝少偉男”。在人生的路上沒有什麼捷徑可走，也沒有什麼便宜可佔，只有實實在在付出自己的辛勞、汗水，才會有沉甸甸的收穫。從一定意義上說：經受折磨，其實是一個人的福分。

　　：幽默機巧的開場白

　　上世紀50年代初，陳毅主持上海工作期間，十分重視上海的文藝工作。有一次他來文聯作國內外形勢報告，報告會在文聯大廳舉行。有人認為請陳毅市長來作報告，總得像個樣子。於是講臺上鋪了潔白的檯布，還放了插上名貴鮮花的花瓶和精美的茶具。陳毅來到大廳，看到這般情景，略一遲疑，順手把臺上的花瓶和茶具移到了臺下，然後風趣地說：“我這個人講話很容易激動，激動起來就會手舞足蹈，這花瓶和茶具放在臺上就有點礙手礙腳了，要是碰翻摔碎了，我這個供給制市長還賠不起呢!”報告還未開始，陳毅這個“開場白”，頓時把大家逗得鬨堂大笑，整個會場一片活躍。

　　我國著名數學家華羅庚一次應邀去國外講學。講堂上，他的開場白簡短而幽默：“我是來‘學講’的，不是‘講學’。”全場掌聲雷動，贏得滿堂喝彩。大家知道，講學的“學”，指學術理論，“講學”即公開講述自己的學術理論。學講的“學”，指學習，“學講”意思是自己學術理論不成熟，一邊學一邊講。“學講”與“講學”雖然只是詞序顛倒，意思卻大相徑庭，其中表現的是謙恭和不斷進取的精神。

　　梁啟超給清華大學學生講課時，走上講臺，開啟講義，眼光向下面一掃，然後是簡短的開場白：“啟超是沒有什麼學問——”接著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點頭，“可是也有一點嘍!”既謙遜同時又很自負。這幽默的話語加上滑稽的舉止，一下子就把學生們的注意力給吸引住了。

　　沈從文的小說寫得好，在世界上都很有影響，甚至差一點得諾貝爾文學獎，可他的授課技巧卻很一般。他頗有自知之明，上課時一開頭就會說：“我的課講得不精彩，你們要睡覺，我不反對，但請不要打呼嚕，以免影響別人。”這開場白看似一本正經，其實很幽默。可不是麼，哪有老師上課允許學生睡覺的?他這麼“甘於示弱”地一說，反而贏得滿堂喝彩。

　　一次，金庸應邀到北京大學演講。一開始，他對同學們說：“我剛從紹興過來，在紹興的蘭亭，那裡的人讓我寫字。我說，這可不行，這是書法家王羲之寫字的地方，我怎麼能寫?他們不幹，非要我寫不可，於是我就寫了一行‘班門弄斧，蘭亭揮毫’。今天，北大又讓我在此講學，又是一種怎敢當的心情，於是我又寫了一行‘草堂賦詩，北大講學’。我是搞新聞出身的，做新聞是雜家，跟專攻一學的教授不同，如果讓我做正式教師的話，那是完全沒有資格的，幸虧我當的是你們的名譽教授。”幽默風趣而又自謙的開場白引來了同學們會心的笑聲和熱烈的掌聲。

　　著名作家王蒙詼諧、機智、幽默。一次，他應邀到上海某大學演講，一開始他就說：“由於我這幾天身體不太好，感冒咳嗽，不太能說話，還請大家諒解。不過，我想著也不一定是壞事，這是在時刻提醒我——多做事少說話……”幽默的開場白立刻引起了臺下的笑聲和掌聲。

　　周南是香港迴歸的歷史見證人，在當年的談判中，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的他，與英方代表團團長伊文思進行了一輪又一輪曲折而複雜的交鋒。1984年夏天，中英進行第17輪會談。這次會談的開場白，周南談的是孔雀及古代神話中的火鳳凰：“大使先生，您進門的時候有沒有看見養在那裡的十幾只孔雀?”伊文思搖了搖頭：“我沒有注意到。”周南說：“我看雄孔雀比雌的漂亮。”伊文思點頭道：“鳥類總是這樣的。”周南稍微停了一下，笑著說：“我非常喜歡古代神話中關於火鳳凰的故事，太優美了，鳳凰在灰燼中得到新生。您知道嗎，古代神話中所講的鳳凰其實就是孔雀。”毫無疑問，周南談到孔雀的寓意，就是提醒英國：中國將不惜一切代價，以追求更完美的境界。中英雙方為解決香港問題，而舉行會談，這本是一件世人關注、鄭重嚴肅的事情，周南在會談中卻以“談孔雀”作為開場白，真是別出心裁，幽默到家了!

　　曾任我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的王學賢大使有一次應邀到美國西部的一個城市演講，他是這樣開頭的：“我來西部以前，總以為這兒的每個人都腰插兩隻短槍，見誰不順眼就拔出來給他一梭子。今天我發現大家其實都挺友好的。我想，中美之間加強互相瞭解是非常有益的!”幽默的開場白一下子吸引了全場聽眾的注意力。

　　1999年9月，中方作為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的協調員，在倫敦召集各理事的司長，就伊拉克問題進行磋商。當時任協調員的中國外交部國際司司長李寶東道了一段開場白：“我記得小時候晚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覺時，奶奶就叫我將枕頭換個方向試試，結果還真靈，很快就睡著了。今天，我們磋商的目的,就是換個角度來討論一下如何解開伊拉克問題這個‘死扣’。”幽默機巧的開場白將常任理事國同行的心扉打開了。大家促膝交談,最後終於達成了共識,從而為推動伊拉克問題的解決做出了努力。

　　2001年2月底,我國與聯合國在北京合作舉辦一個研討會。那天上午,各國駐京使節到場參加了開幕式。開幕式後,嘉賓們陸續離場。接下來的實質性討論由外交部參贊陳偉雄主持。只見陳偉雄走上臺,掄起錘子,猛地一敲,說道：“中國有句俗語,‘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既然嘉賓們都走了,該輪到俺們‘猴子’活動了。我現在請大家就會議議題坦率地展開討論。”中外專家全都忍俊不禁。陳偉雄的這個幽默詼諧的開場白還被收錄到會議的發言專輯中。

　　：繞著繞著破了局

　　這個一生低調，從不大聲說話的老人，大概從沒想到，他走後，會是海嘯般的紀念。

　　“農村改革之父”、“農村改革參謀長”、“杜潤生走了，一個時代結束了”……各種各樣的論述，聚光燈一樣將他籠罩其中，推向臺前。事實上，“杜潤生”三個字從未在媒體上這樣頻繁出現過。

　　“我們欠農民太多”

　　如今在廣大農村再普遍不過的“包產到戶”，在被視為改革開放起點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仍是“不許”。包產到戶作為改革的發端，推動了農村乃至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少不了這個乾瘦的老頭，被眾人稱作破局者。

　　晚年的杜潤生，已不願過多回顧自己的貢獻——他把那歸結為農民自己的發明。他更強調面對複雜性和多樣性國情，“尊重農民選擇”和“調查先行”的重要性。

　　，農村政策研究室撤銷。76歲的杜潤生正式離休。逝世前，他掛念的也是“農口”那些事。

　　直到2009年他住進醫院，二十多年間，他幾乎每天早上都要走進磚塔衚衕那間為他存留的辦公室，即使在2003年“非典”時，他也沒間斷過。“整幢辦公樓，就他辦公室開著”。

　　在那間光線昏暗，白天也需要開燈的辦公室，他寫下了“當時我們認識到，中國的農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經用盡;如果不觸動深層機構，就很難再前進一步”。

　　辦公室冬天極冷，要靠電取暖烤手，而在轉型中的中國讓他停不下來。他戴著茶色的眼睛，弓著身子趴在堆滿書的書桌上，乾瘦的手一筆筆寫下一個又一個議題：免農業稅、破除製造二元體制的戶籍制度，警惕因徵地而造成農民流離失所，警惕權貴資本主義，保護生態環境……

　　“我們欠農民太多”，這個乾瘦的老頭用力寫道。

　　他不止一次地，向跟他請教的門生強調，解決三農問題涉及中國深層的政治經濟體制問題，是個系統工程，不能指望畢其功於一役。

　　杜老90歲壽辰時，經濟學家周其仁那句“我想不到今生今世還會有哪個稱號像這個徒子徒孫稱號，能讓我們引以自豪”引起在場人一片掌聲。那天到會的“徒子徒孫”很多，周其仁之外，還有陳錫文、林毅夫、張木生、翁永曦等。

　　杜老有著“縱橫折衡”的智慧，“溝通說服”的能力，有人以“大祕書長”、“八級泥瓦匠”來稱讚他的平和實際。然而熟知他的門生舊故都明白，這個生於清皇庭崩潰之際，見證了中國一個世紀浩浩蕩蕩的老人，他的聰慧、堅持與隱忍，全緣於他作為老派知識分子、老派共產黨人的赤子之心。

　　“可以可以也可以”

　　很難將這個戴著一頂灰不溜秋的帽子，常繞著小區走步的乾瘦老頭，與掌握“重權”的他聯絡起來。這個“繞”字正是他破局的精義。

　　“”結束後的1979年，杜潤生重回農口，出任剛剛成立的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主管農村政策研究。那一年，杜潤生已66歲。

　　1979年冬天，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暗中搞起了後來名留青史的“大包乾”，他們託付了自己的妻小，在“生死狀”上按下了手印。然而，當時在中共黨內領導層中，大多數人還在反對包產到戶。

　　在一次討論包產到戶的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因分歧太大，會議已無法繼續。杜潤生突然撇開了包產到戶的話題，講起了溫飽問題應該如何解決。事到最後，竟然扭轉乾坤，形成了著名的1980年“75號檔案”，肯定包產到戶是一種解決溫飽問題的必要措施。

　　這個有名的75號檔案，被後來人們概括成了“可以可以也可以”：在一般地區，集體經濟比較穩定，“可以使群眾滿意的，就不要搞包產到戶”，對於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的地區，“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乾到戶”。這便是有名的“杜氏公式”。

　　人們說，只有他想得出這種鬼使神差的詞語組合，不只決策層達成了共識，檔案發下去，農民也都看懂了，他們記住了“可以……可以……也可以……”，於是興高采烈地選擇了最後那個“可以”。

　　“他把黨內幹部隊伍關於包產到戶、包乾到戶引起的關於道路和方向的爭論高度簡化為‘責任制’三個字。”已近70歲的翁永曦用手指敲著桌子，木桌嗡嗡作響。“他把‘責任制’三個字作為一個支點，居然幾年之內很平穩地撬翻了1949年以來農村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還成功啟動了中國整個經濟領域的改革。這是大手筆，大智慧!”

　　中央檔案對包產到戶的提法從原來的“不許”到“不要”、從“可以可以也可以”到“長期不變”，重大的改革就在字裡行間發生。

　　制度經濟學家諾斯曾經指出，一旦路徑被鎖定，除非經過大的社會震盪，就很難退出。已經被鎖定的中國土地制度在那個時代看來已經是天經地義、不容質疑的原則。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局面就像是一場拔河比賽，“一邊是千軍萬馬的農民，一邊是幹部”。這場爭論終是以尊重農民、尊重常識而結束。

　　把“農村改革之父”刪掉

　　1955年，杜潤生作為中央農村工作部祕書長，他和部長鄧子恢不配合毛澤東過於急切的農村合作化，被斥為“小腳女人”。此後，鄧子恢飽經摺磨死去，杜潤生跌入政治生涯谷底，沒過幾年，農工部因“十年沒做過一件好事”被撤銷，與此同時，人民公社則浩浩蕩蕩地展開了。

　　在眾多文章濃墨重彩地展示杜潤生“”平反後的十年農村改革成就時，他離開農工部，被調往中國科學院做祕書長的十年、“”被批鬥的十年似乎被抽走了一般。

　　在反右鬥爭中，為了保護知識分子，他煞費苦心地提出了“初步紅”的概念。

　　什麼是“初步紅”?就是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熱愛祖國的、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已經初步紅了，所以不是資產階級。

　　在當時非左即右、非共產主義即資本主義的定式思維下，這個概念保護了一些知識分子。

　　即便“”中在批鬥時，他還在研讀馬列主義，研究農村改革。“你都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了，你還替他們瞎操什麼心。”他的夫人忍不住抱怨。

　　杜潤生幾乎沒有疾言厲色過，從不批評人，也很少表揚人，卻常愛唱“反調”。面對贊成，他會提反對意見，如果反對，他又說贊成;他總是從另外一個方向推敲，尋找反對意見中的合理成分，之後揉合各種意見，形成最大公約數。

　　“中國的事，不在於你想要幹什麼，而在於只能幹什麼。”這是他後來常說的一句話。

　　在他這種做事風格的薰染下，1982年設立的常被稱作“九號院”的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大小不分，爭論常有，一派生機。

　　那些年，老的小的，中央的地方的，部門條條塊塊的，都常到杜潤生那裡暢所欲言。

　　80年代的九號院裡，常能碰到一些黨的高階領導幹部，比如國務院副紀登奎、中央宣傳部部長朱厚澤，他們在調動職務詢問意見時，都說“去老杜那兒”。

　　其實，杜潤生的機構和編制在中央、國務院各部委中，屈居最末;但整個80年代，它在改革決策中的作用和影響力，實際成為中央經濟改革決策研究中樞。

　　杜潤生的辦公室在九號院偏西的一個平房小院，院子很小，窗外種有海棠樹。春季繁花盛開時，院裡的年輕人已被他散在各地的田間鄉頭調研，等秋天海棠果滿樹時，帶著調研結果回來的年輕人，在他的帶領下總結、呈文，成為一個又一個的“1號檔案”。

　　“如何把千百萬農民的呼聲，轉化為黨中央的政策，這是一門極高的藝術。”翁永曦忍不住用指關節敲著桌子，“杜老不是國家最高層的領導人，但是稱他為‘中國農村改革參謀長’、‘中國農村改革之父’，名副其實，毫不為過!”

　　“農村改革之父”這樣的提法，杜潤生從不放在心上。他一直強調，自己的思想從來是在農民的自發行為、地方的選擇和歷史經驗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變化的，絕非先知先覺的“一貫正確”。

　　他的門生寫道，在出版《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時，封底清樣的介紹曾包括“人稱‘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看後，把這句一筆劃掉。

　　雖然幾番勸說，杜潤生只有兩個字：“不行”。

　　2008年，因為“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理論”，杜潤生獲得了首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95歲的杜潤生顫巍巍地站在頒獎典禮上，“家庭聯產承包制是農民的發明，我們只是進行了調查研究理論化”，聲音生澀、蒼老，卻字字分明。

　　因為，這不過是他“尊重農民，讓農民真正解放”原則的踐行而已。

　　北京的10月，已是深秋，西黃城根九號院大門緊閉，門口警衛森嚴。衚衕裡的風過，隱有嗚咽之聲。“一盞溫暖的燈熄滅了”，一位多年受教於杜潤生的學生悲哀地說，“他曾照亮了那個激盪著創造與夢想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