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英漢翻譯論文

　　英漢翻譯過程包括理解和表達兩個重要的階段。只有在正確理解原文詞義的基礎上,才能正確地表達原文。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參考。

　　範文一：生態學視域下的英漢翻譯

　　一、引言:英漢翻譯研究生態學視域的成立

　　生態學是研究物質與周圍環境關係的一門科學，其發軔之初很長時間裡被用於自然科學研究。而隨著生態學的發展和交叉、跨學科研究日趨成熟，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們發現了生態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相容性，認為人文社會領域和自然一樣，事物與事物、事物與環境間都發生著聯絡，沒有獨立於環境之外的事物和現象，故而認為生態學研究的理論、方法同樣適用於社會科學研究。生態學研究與社會科學研究遂真正結合起來。20世紀50年代以來，人們對文字的認識由僅僅關注認識文字內部自足性問題發展到研究文字內外部關聯問題，研究的視野也隨之由微觀文字向巨集觀文化轉向，人們對文字的認識，已無法將文字語言與該語言所蘊含或顯現的某國或某民族的文化相割斷。對於成功的翻譯者來說，他不僅要作為兩種語言的專家，還要是兩種語言各自代表的文化的熟知者。對於英漢翻譯的研究者來說，他們需要不斷探尋著解釋原文字與譯文字之間形成文化差異的依據———這些依據就是社會各層面因素影響文字文字的關係。生態學強調事物與其環境協調、互動、互相促進。在英漢翻譯領域，一個成功或優秀的譯作應當是不僅內部自足和諧發展，而且內部與外部互惠互利、共生共棲的文字。其動態性體現在這種互動作用是永無止息、不斷旋螺式發展的，而非一成不變或者無意義的重複。用生態學視角看待英漢翻譯，為的是建立一種整體性思維。有學者為“整體性”的意義進行了闡釋:“整體性是生命的基本屬性，整體性不是部分的簡單累加，也不是由外力推動而形成的原子集合體，它有著超越部分之和的更為豐富的內涵和屬性。”對翻譯及其研究工作來說，把握“整體性”是關鍵。翻譯活動涵蓋原文字和譯文字，涉及原文作者、譯者、譯文讀者3方，包括語言和文化2個層面，同時受到政治環境、經濟環境、主流意識形態等的影響。梳理和廓清這些形成翻譯活動的要素的動態平衡發展，有助於建構英漢翻譯研究的生態學視域。

　　二、原文字與譯文字的互動解讀

　　原文字一經生成，不是一成不變，而是在各種讀者解讀下成為“一百個讀者有一百個哈姆雷特”的消費品。如果沒有讀者的閱讀，則文字只是完成了生產過程，惟有讀者的閱讀才能使文字的意義得以生成，使文本價值得以實現。譯文字的產生就是原文字蘊涵得到復活的一個過程，譯文字的產生同時是對原文字的“消費”，促成原文本價值的重新生成和意義再現。譯文字對原文字的意義即在於此:擴大或者新生成原文字意義。譯者與原文作者的生活背景、個人知識、經驗、思維方式等都有很大差異，譯者對原文字的意義進行解讀的過程中有譯者的前結構參與，這種前結構大大影響了原文字意義的重現:原文作者將生活的客觀資訊內化於文字，譯者在翻譯之前先作為原文字的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以自己的前結構對原文字進行內化，但這次內化的主體是譯者而非原文作者，由此不同主體所作的“內化”經由不同文字載體產生出不同的文字接受。原文字意義和譯者根據前結構而解讀出來的意義不同，所以可以說，譯者通過內化能擴大原文字的意義，使原文字意義更加多樣。接受美學和讀者反應批評兩種理論都強調讀者閱讀對文字的意義，認為讀者也是促成文字意義產生的主體之一。譯者作為原文字的一種特殊的讀者，他的閱讀並不是被動地閱讀，他是原文字意義產生的主體之一。生態學視域下的譯者已經不是“戴著鐐銬跳舞”的對原文字亦步亦趨的“傳聲筒”，而是擔任協調者、統籌者的角色。多樣化的意義被譯者融注於筆端，形成了譯文字，多樣化的意義由此再傳遞給譯文讀者。由上文所述可見，譯文字不是對原文字文字表達簡單地“複述”，而是積極地參與了原文字的意義生成。但原文字對譯文字的決定意義又不言而喻，因為譯者對原文字無論如何創新解讀，都須堅持一個原則———不能顛覆原文字的根本主旨。“生態觀認為，生物圈作為一個完整的系統，各種要素之間進行著有序的能量、資訊和物質交換。”在翻譯這項工作中，原文字和譯文字成為兩個和諧共生、互動解讀的文字圈。尤其經典的作品是如此，原文字、譯文字共同服務於這部作品的題旨、指向，使經典作品傳世;原文字、譯文字形成作品的兩個共生共存的表現載體，相互間發揮最佳協調效果，共同服務於作品價值的生成和閱讀消費。

　　三、譯者與譯文字環境的互動

　　生態學認為，自然界具有適者生存的原理。只有符合該法則而存活下來的事物才稱得上有較強的生命力，在遇到各種生存困境時才能夠延續生命，這個原理在人類的進化和發展史上已成無可辯駁的規律。英漢翻譯受到各種社會環境因素的影響，其中包括政治因素、經濟因素、科技因素、人文因素等，適應這些因素的翻譯活動才能較好適應譯文字文化環境，成為廣為接受的文字，進而吸引更多的大眾讀者，亦即擁有廣大的受眾。受眾對譯文字的消費是譯文本價值的體現。如果一個譯文字無法贏得受眾青睞，則譯文字的價值就是有限的。如今，進行英漢翻譯前，譯者選擇要譯的作品的思想內容必須符合本國政治環境的要求，否則譯文字無法通過相關部門的審查，也就無法順利出版。在我國，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譯者選擇的作品可以更加多樣化。比如，我國改革開放前，譯者翻譯的多數是蘇聯的作品，而且多數是關於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的作品，這符合當時“將一切政治化”的社會環境，也是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所需;到了改革開放後，特別是隨著全球化社會來臨以及價值觀多元化，翻譯所選擇的作品樣式、作品主題呈多樣化，翻譯不再僅限於從社會主義國家引進作品，而是面向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優秀作品。因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體制改革的深入，出版行業也由政府部門主管、財政支援發展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所以文化市場上讀者的需求是譯文字得以產生和暢銷的一個因素———如果不是因為讀者喜愛，作品很難找到出版商。除此之外，經濟社會的發展促成了各學科門類及生活實用的大量文字的翻譯，翻譯人才的數量大大超過過去以文學作品翻譯為主的翻譯人才數量。“現代生態學已不僅僅是一門研究生物與環境相互關係的學科，而是已成為指導人類行為準則的綜合性學科，是研究生物存在條件、生物及其群體與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及其規律的科學。”可見，政治、經濟、文化、主流價值觀等因素共同組成譯文字“生態環境”，這環境中的各種因子共同作用，促成翻譯的順利進行和歷史發展。只有適應這些因子，譯文字才能最終實現價值。

　　四、名家譯作對原文字和譯文字環境適應舉隅

　　譯者在翻譯之前，對原文字進行解讀，進而通過譯文字再現原文字風采，體現了對原文字的適應及對譯文字所在的由政治、經濟、主流價值觀等組成的生態環境的適應。然而，這兩種適應很多時候是互相矛盾的。生態學視域下的翻譯能夠很好解決這個問題。在生態學視角運用於翻譯之前，人們普遍對翻譯的歸化和異化各執一詞，莫衷一是，無法達成公論。生態學視域下翻譯觀可以很大程度地擴充套件翻譯的視野，使得翻譯不再拘泥於歸化異化之爭，而是以適應性為基礎，賦予譯者以協調者、操縱者的角色，譯者在原文字和譯文字兩個文字圈間取得平衡，認為只要能達成平衡，則歸化異化皆可行。這種主張是合理的，因為根據心理學上的格式塔理論，讀者閱讀的時候雖然會欣賞作品的字詞句，但又不是拘泥於字詞句，而是以整體感覺來欣賞作品，即不是從文字形式的疊加得出印象，而是在各個部分間協調、縱橫、兼顧、整體認知。整體，不等於部分之和，而是要優於各個部分的簡單相加。翻譯過程中必須持有整體觀念，而不能侷限在字詞句方面對原文字死譯、硬譯。死譯、硬譯後的作品，雖然字詞句之間適應原文字，然整體效果要麼無法適應譯文字語言環境，要麼無法適應譯文字文化環境。如，對英語長句硬譯，其結果是漢語譯文不堪卒讀。這是翻譯沒有適應譯文字語言環境的不協調翻譯行為。如，英語文學對《聖經》典故的使用相當普遍，而且經常不需要加以註釋，因為原文字的讀者對西方宗教文化相當熟悉，毋需作者贅述，而在對《聖經》文化普遍陌生的中國讀者看來，這些典故猶如天外來客，中國讀者不明就裡。這就是翻譯沒有適應譯文字文化環境的不協調的翻譯行為。從格式塔心理效應來看，譯文字的讀者需要的是對譯文字整體價值觀、資訊等巨集觀瞭解，譯者只要在這些巨集觀方面能夠保持與原文字一致，則不必拘泥於該如何忠實於原文字的遣詞造句。即是說，譯者更大的責任在於將不熟悉原文字語言環境和文化環境的譯文字讀者所需要的所指資訊顯化，使之前景化，而不是仍將其作為隱含資訊而讓譯文字讀者解讀困難。所以，劉士聰先生說:“將譯文作為一個獨立文字加以審視，審視其整體的審美效果，看其內容是否與原文相符，看其敘事語氣與行文風格是否與原文一致，這一點很重要。”譯者必須權衡利弊，瞭解兩種文化的特點和兩個民族文化心理特點，瞭解原文字哪些語言、文化資訊是譯文字讀者可以無障礙地接受並且不會誤讀的，保留這些資訊的風貌，而原文本當中對譯文字讀者產生障礙的資訊，則需要進行明晰化處理，恰當採用釋義、套用、註釋等手法，這樣從整體去達到忠實原文字的效果。只有這樣的整體協調，才是對兩種語言的“生態系統”的最佳適應，與原文字取得真正的平衡。嚴復在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時，採用了變譯的策略，許多人並不認同。然而，如果借生態學的視角來加以解釋，則可發現，嚴復的翻譯策略選擇是相當理性的，其譯文字體現出生態學意義的平衡觀和協調觀。嚴復的翻譯是為了適應當時中國特殊的社會環境，開啟民智，號召人民群眾反抗不公平的社會制度，於是遵循原文字“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基本思路，在原文字基礎上添加了大量的資訊，這些資訊主要是關於中國國情及號召人民起來鬥爭的資訊，使得譯文字語篇更加恢弘、氣勢磅礴。嚴復的翻譯，將原文字的資訊型文字轉化為譯文字的呼籲型文字，將原文字內涵的對自然的生態選擇轉化為譯文字內涵的對社會的生態選擇。可見，嚴復對《天演論》的翻譯，沒有違背原文字的基本思想與內涵，甚至提升了原文字的內涵與意義，而且又適應譯文字所在的政治環境，達到開啟民智的目的。因為，當時在譯文字所在的環境———中國土地上，人民群眾迫切希望國家獨立、政局穩定，在時局動盪、民族存亡之際，普及原文字的科學知識實在意義不大，而經過嚴復的翻譯及譯文字傳播，原文字的價值得到超越性實現。嚴復的譯文字不僅適應了原文字，而且適應了譯語的環境的各種因子，譯文字即是在英漢兩種語言及其承載的文化之間取得最佳協調關係的成果。有學者因此評論，“雖然嚴譯《天演論》在有的方面沒有很好地忠實於原作，對內容和語氣都作了修改，但我們不應該脫離當時的翻譯生態環境孤立地對其做出評價，這樣的評價是有失公允的。嚴譯《天演論》很好地適應了當時的翻譯生態環境，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後人對其不應過於苛求，應有更公正的評價。”傅東華在翻譯瑪格麗特的小說GoneWiththeWind傅譯的書名《飄》時，將語言大量作了中國本土化，包括在對原文字人名的翻譯上，也去掉英語人名漢譯經常採用的音譯法，而是用典型的漢語人名二字格式或者三字格式給人物重新命名。這使得譯文字讀來給人恍如在讀漢語原著之感，似乎不帶英語著作的痕跡。當然，該譯文字在翻譯界引起的爭議絲毫不亞於嚴復翻譯《天演論》所引起的爭議。但是不可否認，傅東華譯作一直是最廣為接受、廣為流傳的GoneWiththeWind漢譯本。探究起來，不難發現，傅東華譯作廣受歡迎的原因正在於其適應了譯語讀者的閱讀需求，適應了譯語的生態環境，而對原文字的風采卻毫無影響———因為翻譯上區域性的歸化異化無損於原文字的思想，同時又能為譯語環境所接受。王佐良翻譯培根的《論讀書》，影響極大。譯文字無論在文采還是在思想上，都不遜色於原文字。而在具體的細節上，又可以看出譯者並非惟原文字馬首是瞻。例如，培根《論讀書》原文字中，“Studiesservefordelight，forornament，andforability.Theirchiefusefordelight，isinprivatenessandretiring;forornament，isindiscourse;andforability，isinthejudgmentanddispositionofbusiness.”王佐良將其譯為:“讀書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長才。其怡情也，最見於獨處幽居之時;其傅彩也，最見於高談闊論之中;其長才也，最見於處世判事之際。”原文用簡單的詞彙和句型，以及大量省略句，而譯文則文采斐然，句式整飭，超乎原文。如果僅遵從原文省略句式和平實的措辭特點，則譯文會如白開水，很難在一向推崇文采的漢語文化環境下產生大的影響。王佐良在尊重保留原文字思想的基礎上，適應漢語文化環境裡論說散文重文采和漢語句式喜好排比和四字格的特點，使譯文形式整飭，朗朗上口，廣為傳誦，成為經典。可以說，培根的這篇論說文《論讀書》之所以能在中國產生很大影響，一定程度要歸功於王佐良的翻譯。這樣對譯語環境和原文字風姿的雙重適應和選擇，即是適合了生態學的平衡、和諧理念和整體、關聯思維。中國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紅樓夢》充滿的中國各種傳統文化資訊，是漢譯英上的難點。《紅樓夢》英譯本以楊憲益譯作和霍克斯譯作兩個譯文字最廣為流傳。前者以直譯為主，將各種文化資訊直接按照字面意思翻譯過去。這種直譯法會令熟悉漢語文化的人們讀來如同讀原文字，較為輕鬆，而對於英語國家中更多的普通讀者來說，則會障礙重重，因為他們的文化背景中缺少漢語文化，故而無法理解文本當中蘊涵的中國傳統文化資訊。後者以意譯為主，將對英語民族來說很生疏或者會造成誤解的資訊以英語文化中可與之構成聯想、意義相似的形象代替，使得鴻篇鉅著的《紅樓夢》不會因為太多陌生的異域文化資訊的出現而阻礙英語讀者對名著的理解。從生態學角度看，霍克斯很好地適應了譯語主要的閱讀環境，使得譯語與讀者之間產生了較為和諧的互動，其譯作屬上佳;而楊憲益的譯文會使得漢語文化空缺的外國讀者雲裡霧裡，譯文和譯語讀者之間難以形成和諧流暢的傳播接受關係，也就難以產生平衡、和諧的生態學的關係。

　　五、結束語

　　趙小兵提出，“各種關係集於譯者一身，各種平衡的工作需由譯者來完成，譯者選擇的和諧意識，實際上是一種高度的創造性意識。譯者正確地把握文學翻譯中的各種主體間的關係，把握語篇內外之間的關係，充分地考慮跨語境問題，是保證文學譯本與文學文字之間的意義關聯和和諧一致的重要途徑。譯者須具有和諧的整體意識，使文學譯本達到和諧的境界。”生態學的整體和諧觀已經引入到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對英漢翻譯工作來說，意義在於構建了生態翻譯學，譯者及研究者可以以更加開闊的眼光，上升到另外一個層面高屋建瓴，巨集觀把握翻譯。對於翻譯策略的選擇，譯者只需要以生態學的眼光看待，在原文字風采保留的基礎上，以適應譯語生態環境中的政治、經濟、文化、主流價值觀等各種因子為準則，靈活運用和搭配各種譯法，則譯無定譯。只要能協調、平衡、拓展原文本價值又吸引譯語受眾，甚至促進譯語環境的社會變革，引導譯語環境社會正面價值觀念的提升，則譯文字即屬佳作。

　　範文二：西方文化對英美文學英漢翻譯的影響

　　一、英美文學作品中的西方文化以及英漢翻譯

　　一《聖經》故事方面

　　英美國家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及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會受到宗教的影響，特別是基督教思想影響非常深遠、廣泛。通常西方人會把《聖經》作為他們的生活道德準則，《聖經》的內容深深地融入到西方文化中。在西方人的文學藝術以及日常語言中也會廣泛應用到《聖經》故事。比如，“Godforbid”“Oh，heavens”“forGod?ssake”等已經成為西方人的口頭常用語。實際上，《聖經》不單單是基督教的一部正式經典，而且也是一部內容、思想的經典文學作品。英美文學家常常為了豐富寫作題材，進而巧妙地引用《聖經》中的詞句、人物或者典故。比如，“Absalom?shair”，本意是指押沙龍的頭髮，潛臺詞是“美麗反而是一種致命傷”;“Manna”在《聖經》中賜給以色列以及摩西人的食物，潛臺詞是代表意外收穫。聖經的典故以及故事也被常常應用於英美文學作品中，其中英國詩人就是一個很好的代表，他的《力士參孫》《復樂園》及《失樂園》中都採用了《聖經》裡的典故。

　　二詞彙代表的不同文化內涵

　　文化和詞彙密切相關，每個民族的語言詞彙中都可以看出這個民族的風俗民情、政治制度、經濟、歷史、地理及文化藝術等，但是如果文化背景不同的話，相同的詞彙代表的涵義也會有所差異。就日常生活稱呼語而言就有很大的文化差異，比如，我們中國一直以來都有“尊老愛幼”的優良傳統，在漢語中主要用“老”來表示對對方的尊重和尊敬，常常也會使用“老王”“李老”或者“老先生”。對於中國文化而言，年長通常代表著智慧、經驗、身份，但是西方文化中，將“Old”這個詞彙表示過時、落後於潮流等意思。並且在西方，年齡是個人的重要隱私資訊，尤其是西方的女性非常忌諱他人詢問其年齡。因此，西方人一般不會叫對方“oldpeople”“grandma”等，通常會直呼其名。其次，中西文化的差異同樣體現在顏色詞彙方面，從而影響顏色詞彙含義大大不同。如，漢語常常會用“眼紅”體現嫉妒的情感，用“走紅”表示非常受歡迎，但是英語會用“begreenwithenvy”表達嫉妒，“red”這個單詞僅代表“負債”“赤字”的含義，而不帶有感情色彩，採用“blacktea”表示紅茶。

　　二、有效處理文化因素對於英美文學作品翻譯的影響

　　在西方文學中，西方文化被良好地體現出來，而翻譯則可以為中國讀者提供一個更方便、準確瞭解西方文化的途徑和方法，正確合理地翻譯西方文學作品，使中國的讀者可以快捷地掌握和學習西方文化知識，掌握西方文化精髓。但是文化差異是英美文學作品翻譯的一個重大阻礙。如果從譯法的層面分析，可以將翻譯分成意譯、直譯兩種方式，翻譯家的風格也可以概括為“異化”“歸化”兩種。異化翻譯和歸化翻譯並不是對立的，在英美文學作品翻譯的過程中，無論應用“異化”策略還是“歸化”策略都會有一定的覆蓋、交叉情況，因此在實際翻譯的過程中應該採用異化、歸化相互融合的方式。如果因為語言文化的不同差異導致詞句語義空缺，可以採用“並行法”進行翻譯。比如，在影視片名翻譯中，WaterlooBridge是一部非常著名的電影，翻譯者並沒有僅僅採用“異化”翻譯方法直接翻譯成“滑鐵盧橋”，而是翻譯成《魂斷藍橋》。這樣可以更好地表達影片中的一些悲傷情節，也可避免受眾誤以為是拿破崙失敗的滑鐵盧戰場。其實，片名“WaterlooBridge”也就是英國倫敦的滑鐵盧橋，為了以防觀眾誤解，因此借用了我國《太平廣記》中描述的“藍橋相會”傳說，把“滑鐵盧橋”翻譯成“藍橋”，這樣不僅點明瞭愛情主題，也將原名中的“橋”保留了下來，同時也通過“斷橋”暗示了影片的悲劇色彩。由此可見，有機結合“異化”和“歸化”的翻譯方法不僅可以將原名的基本形式保留下來，也可以將影片的主要內容真實地傳達出來，更加合理。反而如果單獨採用異化或者歸化的翻譯方法，都不能完全地傳達出原文的資訊，不利於雙方的文化交流。

　　三、結語

　　綜上所述，英美文學作品的英漢翻譯者不僅應該擁有紮實、深厚的雙語語言知識，掌握基本的翻譯技巧，同時更應該全面地掌握西方文化。英美文學作品中的各個方面都滲透著西方文化，翻譯者平時應該多注意學習、積累西方文化知識，選擇一種符合中國文化背景的翻譯形式，使廣大中國讀者能夠真正地品味英美文學作品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