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日近代的幾次交涉時間

　　如果就相交之道來論，中國絕無負於日本，日本大有愧於中國。八十年前的兩千年，中國施之於日本者甚厚，有造於日本者至大，八十年來日本報之於中國者極酷，為禍於中國者獨深。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篇一

　　如果就相交之道來論，中國絕無負於日本，日本大有愧於中國。八十年前的兩千年，中國施之於日本者甚厚，有造於日本者至大，八十年來日本報之於中國者極酷，為禍於中國者獨深。近代中國所受的創痛，縱不能謂均系來自日本，而實以日本所給予者為最多最巨。結果中國固飽食其害，但日本又何嘗利?損人害己，徒為第三者製造機會，誠所謂兩敗俱傷，親者痛，仇者快! 　　十九世紀中期，是遠東局勢激變的時代，中日同為遭受侵凌的國家，同面臨一新的危機，處境相若，利害相近。以地理的關係，中國首當自西而東的洶湧巨潮之衝，南而海洋上的英吉利，北而大陸上的俄羅斯;以歷史的關係，中國有其悠久傳統與自得文化，雖不拒人千里，亦不輕於去從。日本情形大異，而最近的中國又作了它的前車，它明白瞭如何因應。在明治維新前五年，即一八六三同治二年，日本文久三年，目光炯銳的李鴻章，於其上曾國藩書中曾雲“其國之君臣卑禮下人，求得英法祕巧，槍炮輪船，漸能制用，遂與英法相為雄長”，備致讚佩之意，毫無嫉忌之情。明治維新之後，他又論到日本“自與西人定約，廣購機器兵船，仿製槍炮鐵路，又派人往西國學習各色技業，其志固欲自強以禦侮”，於欽慕之中實有諒宥。設若日本的自強始終是為了“禦侮”，不惟是中國之幸，東亞之榮，世界之福，更是日本的應取之道。然而事實上證明其絕不如是。它明於現勢的如何因應，但昧於將來的如何自處。 　　少數較有遠識的日本人，鑑於東方國際情況的劇變，“日本介居其間，譬如孤城獨峙，勢將危殆”，俄國尤為可怕，欲“求脣齒之邦於宇內，舍滿清殆無有也”，這是正確的看法。但是另一部分有力者，不作此想，認為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政治仍然不整，內有長髮太平軍之擾，外被英法之侵一八五八—一八六○年英法聯軍之役。……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以今日之形勢論，宜先出師，取清之一省，而置根據於亞東大陸之上，內以增日本之勢力，外以昭武勇於宇內。……清人與日本人異，苟兵力足以制其民，則無不帖然從服”。其視中國為如何，及其居心為如何，昭然若揭。八十年間日本的策略大體不離乎此。但並未全如其打算，內憂外患的中國，固予以可乘之機，然而兵力既不能使中國人民“帖然從服”，先發亦未能制人，終且為人所制。甲午戰前，尚系伺隙而動，乘危侵凌，甲午戰後，猙獰面目已露，民初以來，變本加厲，投降前的十五年，則等於瘋狂。

　　篇二

　　日本之走進近代國際政治，為一八五四年的事，較中國尚遲十二年;此後的十年，雖是中國內外多故，情勢岌岌，日本亦正自顧不暇。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日本明治元年明治維新，立即移其目光於中國。過去的二十餘年，中國連遭英法的軍事打擊，俄國的鯨吞蠶食，十八年的長期內亂，積弱不振，一八七○年西南西北的騷動正在有加無已黔苗及雲南陝甘新疆回變，而天津教案法國領事遇害，不惟幾演成中法之戰，且招致列強的共同抗議與示威。就在此時，日本派出了專使前來，預請訂約，用意已屬不善。新任直隸總督李鴻章是相當認識日本的，如予拒絕，“必為我仇”，何況日使又動之以“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的甘言。及後議及約文，日使則定要援據以往中西不平等條約的成例。最後除了“利益均沾”一款，其餘如領事裁判權、協議關稅等事，應有盡有。中國願以平等地位待日本，日本反以不平等待中國，如何會作到“同心合力”?約文中的第二款，謂此後兩國應互相關切，若他國生事，必須彼此相助，或從中善為調處，這是中國的主張，足見中國確想作到“同心合力”。條約訂立於一八七一年，日本遲不批准，翌年竟提出修改要求，不惟要添入最惠國條款，且主刪除此一條款。李鴻章斥其墨瀋未乾，忽翻前議，責其失信反覆，堅不允行。日本的存心，亦即可知。這是中日雙方態度的開始表現，孰是孰非，毋庸多說。 條約的第一款明定兩國所屬邦土，不可稱有侵越，而在換約之年一八七三，所謂臺灣“番地征討”已呼之欲出，“徵韓論” 亦正高唱入雲。後者暫時雖未成事實，前者竟於翌年揭開。既不預先行文照會，徑自發兵犯境，不惟破壞條約，亦且是無理取鬧，行徑詭變，譎詐已極。誠如李鴻章所說：“去年才換和約，今年就起兵來，如此反覆，當初何必立約?我從前以君子相待，方請準和約，如何卻與我丟臉?可謂不夠朋友!”“口說和好之話，不做和好之事。”“大丈夫做事，總應光明正大，雖兵行詭道，而兩國用兵，題目總要先說明白。”李以“君子”“朋友”看待日本，而它不以君子朋友自居;李希望中日“和好”，勸告日本做事“光明正大”，等於痴想。這時正是日軍在臺灣大肆燒殺，陸軍大臣上其“外徵三策”，太政大臣通知陸海兩省準備對華軍事。大規模的戰爭雖不曾演成，而日本專使大久保利通對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當時的外交部的凶狡狠辣，發前所未有。日本第一次的對華最後通牒，即是他所提出，措詞萬分令人難堪!聲言“兩國生靈終為何狀，未可知也!”兩週之後，再以恫嚇的口吻，表示決裂，各行其是。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態度?中國屈服了，中國的地位更低落了，我們無力抗拒西洋，亦不敢抗拒日本。談判的期中，英國已想乘機漁利，第二年即以滇案馬嘉理事件為題目以逞其大欲。同時中國當局對日本的看法亦完全改變了，“寇志漸長”，和好無望，“目前惟防日本為尤急”軍機大臣兼總理衙門大臣文祥語，這是中日關係的大轉向，而其責自有人負。

　　篇三

　　日本之干涉琉球，始於中日訂約的次年，實行並滅，在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明治十二年，正當伊犁交涉之時，不久中俄關系緊張，中國深恐日俄相結，日本果然起而勒索。一八八○年光緒六年六月俄國兵船駛向長崎集中，作進擾沿海的姿態，七月日本重提琉球交涉。並及最惠國條款。北京當局不敢堅拒，若干人士亦主速了此案，聯日孤俄，但反對過分對日讓步者亦多。李鴻章對日原抱善意，而近十年來日本所給他的印象，使他不能不改變態度。他認為海防重要，日本近在肘腋，尤為中土大患，西北問題，比較次要。俄國的強大，在日本之上，俄事了，則日本即戢其戒心;俄事未了，則日本將萌其詭計。“與其多讓於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則我既失之於倭，而又將失之於俄;何如稍讓於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懾倭。夫俄與日本強弱之勢，相去百倍，若論理之曲直，則日本之侮我為尤甚”。這是李鴻章聯俄動機的由來，亦是聯俄政策的最初表現。其是非得失且不必論，而逼得中國走向此途的則為日本。 　　朝鮮問題更是中日爭執的癥結。日本對華的前期政策，在這一幕中，儘可能的發揮。侵臺之前，徵韓之議雖起，然尚有所顧慮，侵臺之後，確實證明中國對於自己的本土尚無護衛之力與果決拒抗之志，何況於屬邦朝鮮。江華島事件一起一八七五，日本即決定斷然處置，否認中韓一體的歷史關係。當李鴻章與日使森有禮談判之時，仍想納中日關係於正軌，謂東方諸國，“均須同心和氣，挽回局面，方敵得歐羅巴住”，而森有禮則赤裸裸的說出，“和約沒有用處，國家舉事，只看誰強，不必盡依著條約”!更進而謂“萬國公法亦可不用”!李鴻章警告他不可一味逞強，否則終不為天地所容，如若開仗，“我們一洲自生疑釁，豈不被歐羅巴笑話”?森有禮的回答是：“歐羅巴正要看我們的笑話”!這是什麼話?這是什麼態度?最後李又忠告他“俄羅斯聽見日本要打高麗，即擬派兵進扎黑龍江口”，“那時亂鬧起來，真無益處”。但是日本正要人家看笑話! 　　李鴻章原本無意反日，更非無保留的親俄，他知道俄國一樣的不是朋友，屢次向朝鮮當局道及備禦俄人之方。江華事件過去之後，不久一八七六年十月日本前外務卿副島種臣過天津與李論及時事，表示中日當併力防俄，李曾稱讚他才略不凡。接著森有禮亦和李談到俄人南侵的可慮，欲與中韓聯合以拒，決不同室操戈，李亦深韙其議，並雲彼此均應體恤朝鮮孤立之情，不可逼迫以難堪之事。中日關係似有新的轉機，而實際日本毫無誠意，併力防俄，絕非由衷之論。伊犁事件日本所表現的態度，使李無法再寄予希望。中法戰爭的期間，其對朝鮮的行事，益使李鴻章不能不先其所急，全力應付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