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資糾紛其實是一場利益博弈

　　對於勞資糾紛問題，有關政府部門只需要保持公正、中立的立場，也應該能夠斡旋、調解成功。如果，有關機構因為此類事件發生較少，而神經高度緊張，甚至不惜動用行政權力，那麼，這就是製造新的矛盾，將單純的勞資糾紛複雜化，反而更難以收場。這實在是處理問題的下下策。

　　政府如何實現增加普通勞動者的收入，這是一個問題。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不能直接命令企業為員工加薪。其能夠做的事情一方面是加強立法保護勞動者的權益，另一方面就是加強執法監督，對違法企業進行處罰。地方政府還可以設立地方最低工資線，作為強制性的要求。但是，這並不能全部解決勞資問題。如有些企業員工工資其實早已經超過了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他們仍然認為自己的付出與所得之間不平衡，所以要求加薪。所以，從現實情況來看，要想實現勞動者工資性收入增加，最主要的渠道恐怕還是保障勞動者權利，通過勞資雙方充分博弈而完成。對此，有關方面應該有明確的認知。不能一方面說增加工資性收入，另一方面，又對勞動者維權行為予以過多幹涉。

　　工人對工資和工作狀況不滿，而同資方展開談判要求加薪，應該被視為正常的勞資糾紛。勞資糾紛只是工人伸張自己權利、維護自身利益的正當手段。無論是從我國法律還是國際經驗來看，都應該能夠接受這一事實，並以理性和開放的心態對待。而從本質上來說，勞資糾紛，其利益訴求也只是針對薪酬以及勞動狀況，說到底是可以“用人民幣解決”的問題。所以，有關方面對此不應過度敏感。

　　現在，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中國製造業的主力軍。在今年兩會期間，新生代農民工的問題即成為一個熱點。從有關人大代表的建議和有關調查研究來看，新生代農民工的權利意識比老一代農民工更強。他們也不再像上一代農民工那樣任勞任怨。這是中國社會發展使然。新生代農民工的權利意識和自我意識大大增強的直接結果，就是他們會為維護自身的利益而採取更多的行動。這必然會促使越來越多的勞資博弈行為發生。只要這些行為並未觸犯法律，那麼，無論是資方還是有關政府機構，都應該理解並接受。

　　而從中國經濟轉型和調整收入分配的大局來說，勞資博弈也是實現民眾工資性收入增加的現實路徑。舊有的中國經濟增值模式無疑是建立在對勞動者權益保護不力的基礎之上的。市場交易雙方權利的不平等，就難以形成真正的勞動力價格。所以說，中國勞動力之所以廉價乃是被人為壓低的結果。這也成就了以外向型經濟為主體的中國製造業的繁榮。因為勞動者收入不高，所以，內需亦難以有效拉動。這也就造成了中國經濟結構的失衡。因此，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勢必要讓勞動者增收，讓大家體面生存。這也是為何調整收入分配結構被中央當做了實現經濟轉型最重要的任務。

　　從長遠來看，妥善處理勞資糾紛給社會帶來的積極價值將是無法估量的。勞動者如果能夠通過正常的渠道反映並實現自己的利益訴求，那麼就會避免一些極端事件的發生。但願勞資糾紛的各方，都能保證理智和剋制，大家在博弈中學會妥協和讓步，最終達成完滿的結果。也讓社會看到，勞資博弈之門真正開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