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三毛散文

　　三毛，原名陳懋平***後改名為陳平***，中國現代作家，1943年出生於重慶，1948年，隨父母遷居臺灣。下面是小編給大家帶來的，供大家欣賞。

　　：蝴蝶的顏色

　　回想起小學四年級以後的日子，便有如進入了一層一層安靜的重霧，濃密的悶霧裡，甚而沒有港口傳來的船笛聲。那是幾束黃燈偶爾掙破大氣而帶來的一種朦朧，照著鬼影般一團團重疊的小孩，孩子們留著後頸被剃青的西瓜皮髮型，一群幾近半盲的瞎子，伸著手在幽暗中摸索，摸一些並不知名的東西。我們總是在五點半的黑暗中強忍著渴睡起床，冬日清晨的雨地上，一個一個揹著大書包穿著黑色外套和裙子的身影微微的駝著背。隨身兩個便當一隻水壺放在另一個大袋子裡，一把也是黑色的小傘千難萬難的擋著風雨，那雙球鞋不可能有時間給它晾乾，起早便塞進微溼的步子裡走了。

　　我們清晨六點一刻開始坐進自己的位置裡早讀，深夜十一時離開學校，回家後喝一杯牛奶，再釘到家中的飯桌前演算一百題算術，做完之後如何躺下便不很明白了，明白的是，才一闔眼就該再起床去學校了。

　　這是面對初中聯考前兩年整的日子。

　　即使天氣晴朗，也偶爾才給去操場升國旗，高年級的一切都為著學業，是不能透一口氣的。早晨的教室裡，老師在檢討昨夜補習時同學犯的錯誤。在班上，是以一百分作準則的，考八十六分的同學，得給竹教鞭抽十四下。打的時候，衣袖自動捲起來，老師說，這樣鞭下去，面板的面積可以大一些。紅紅的橫血印在手臂上成了日常生活的點綴。

　　也不老是被抽打的，這要視老師當日的心情和體力情況而定，有時她不想拿鞭子，便坐著，我們被喊到名字的人，跑步上去，由她用力捏眼皮，捏到大半人的眼睛要一直紅腫到黃昏。當老師體力充沛的時候，會叫全班原位坐著，她慢慢的走下講臺來，很用力的將並坐兩個同學的頭拼命的撞，我們咬著牙被撞到眼前金星亂冒、耳際一片嗡嗡的巨響還不肯罷手。也有時候，老師生氣，說不要見我們，烈日下剛剛吃完便當，要跑二十五圈才可以回來，如果有同學昏過去了，昏了的人可以抬到醫療室去躺一會兒才回來繼續上課。

　　我們中午有半小時吃飯的時間，黃昏也有半小時吃另一個便當的時間，吃完了，可以去操場上玩十五分鐘，如果是快速的吃。白天，因為怕督學，上的是教育部編的課本，晚上，買的是老師出售的所謂參考書——也就是考試題。燈光十分暗淡，一題一題印在灰黃粗糙紙張上的小字，再倦也得當心，不要看錯了任何一行。同學之間不懂得輕聲笑談，只有伏案的沙沙書寫聲有如蠶食桑葉般的充滿著寂靜的夜。

　　標準答案在參考書後面，做完了同學交換批改，做錯了的沒什麼講解，只說：明天早晨來了再算帳，然後留下一大張算術回家去做，深夜十一點的路上，沉默的同學結伴而行，先到家的，彼此笑一笑，就進去了。

　　每天清晨，我總不想起床，被母親喊醒的時候，發覺又得面對同樣的另一天，心裡想的就是但願自己死去。

　　那時候，因為當年小學是不規定入學年齡的，我念到小學五年級時，才只有十歲半。

　　母親總是在我含淚吃早飯的時候勸著：“忍耐這幾年，等你長大了才會是一個有用的人，媽媽會去學校送老師衣料，請她不要打你……”那時候，我的眼淚總是滴到稀飯裡去，不說一句話。我不明白，母親為什麼這麼殘忍，而她講話的語氣卻很溫柔而且也像要哭出來了似的。有的時候，中午快速的吃完了便當，我便跑到學校角落邊的一棵大樹上去坐著，那棵樹沒有什麼人注意它，有粗粗的枝丫可以踩著爬上去，坐在樹蔭裡，可以遠遠的偷看老師的背影，看她慢慢的由辦公室出來向教室走去。遠看著老師，總比較安然。老師常常穿著一種在小腿背後有一條線的那種絲襪，當她踩著高跟鞋一步一步移動時，美麗的線條便跟著在窄窄的旗袍下晃動，那時候，我也就跳下樹枝，往教室跑去。

　　面對老師的時候，大半眼光不敢直視，可是明明顯顯的可以看到她鮮紅的嘴脣還有胸前的一條金鍊子。在那種時候，老師，便代表了一種分界，也代表了一個孩子眼中所謂成長的外在實相——高跟鞋、窄裙、花襯衫、捲曲的頭髮、口紅、項鍊……。每天面對著老師的口紅和絲襪，總使我對於成長這件事情充滿了巨大的渴想和悲傷，長大，在那種對於是囚禁苦役的童年裡代表了以後不必再受打而且永遠告別書本和學校的一種安全，長大是自由的象徵，長大是一種光芒，一種極大的幸福和解脫，長大是一切的答案，長大是所有的詮釋……而我，才只有這麼小、在那麼童稚無力的年紀裡，能夠對於未來窺見一絲曙光的，就只有在那個使我們永遠處在驚恐狀態下女老師的裝扮裡。我的老師那時候二十六歲，而我一直期望，只要忍得下去，活到二十歲就很幸福了。

　　常常在上課的時候發呆，常常有聲音，比老師更大的空空茫茫的聲音在腦海中迴響——二十歲——二十歲——二——十——歲——。想得忘了在上課，想得沒有立即反應老師的問題，一隻黑板擦丟過來，重重打上了臉頰;當時的個子矮，坐第一排的，那一次，我掩面從教室裡衝出去，臉上全是白白的粉筆灰，並不知道要奔到哪裡去!我實在沒有方向。在校園的老地方，我靠住那棵大樹，趴在凸出來的樹根上哀哀的哭，想到那個兩年前吊死的校工，我又一次想到死。風，沙沙的吹過，撫慰了那一顆實在沒有一絲快樂的童心，我止了哭，跟自己說;要忍耐媽媽會送衣料來給老師，就如其他帶禮物來看老師的家長一樣，一定要忍耐不可以吊死，如果可以忍到二十歲，那時候令人驚慌無比的老師和學校就一定有力量抵抗了。那時候，不會這麼苦了，現在——現在才十一歲，而我的現在，實在過不下去了。於是，我又趴在地上，放聲大哭起來。那一次，是被老師拉回教室去的，她用一條毛巾給***臉，笑笑的，擦完了，我向她鞠了一個躬，說：“老師，對不起。”作文課裡，沒有照題目寫，我說：

　　“想到二十歲是那麼的遙遠，我猜我是活不到穿絲襪的年紀就要死了，那麼漫長的等待，是一個沒有盡頭的隧道，四周沒有東西可以摸觸而只是灰色霧氣形成的隧道，而我一直踩空，沒有地方可以著力，我走不到那個二十歲……。”

　　老師將作文念出來，大聲問：“你為什麼為了絲襪要長大?你沒有別的遠志嗎?陳平，你的二十歲難道只要塗口紅、打扮、穿漂亮衣服?各位同學，你們要不要學她?……。”

　　後來，老師要人重寫，我回家又急出了眼淚。晚上放學總有一百題算術，實在來不及再寫作文。簡短的寫了，整整整整的寫說：將來長大要做一個好教師是我的志願。老師是不可能懂得的，懂得一支口紅並不只是代表一支口紅背後的那種意義。每天晚上，當我進入睡眠之前，母親照例提醒孩子們要禱告，而那時實在已是筋疲力盡了，我迷迷糊糊的躺下去，心裡唯一企盼的是第二天學校失火或者老師摔斷腿，那麼就可以不再上學。第二天早晨，夢中祈求的一切並沒有成真，我的心，對於神的不肯憐憫，總也覺得欲哭無淚的孤單和委屈。當年，我的信仰是相當現實的。

　　有一天，老師照例來上早課了，她忘了算前一日考錯題的帳，只是有氣無力的坐著，揮揮手叫我們自修、背地理。老師一直在檢視她的桌子。然後突然問：“今天是誰最早到校?”大家說是陳平。她盯住我，問我進教室後做了什麼，我說是被一隻水牛一路追趕著沒命跑進學校的，後來丟燒餅給牛吃，它還是追……。“我不是問你這些，你動過了我的日記沒有?有沒有偷看，說?”我拚命搖頭，脹紅了臉，兩手不知不覺放到背後去。那次沒有被抽，而一個早晨的課卻都上得提心吊膽，老師不時若有所思的望我一眼，她終於叫了我的名字，一叫名字，我就彈了起來。“把這封信送到後面六年甲班的李老師那裡去。”

　　我雙手接了信，發覺信封並沒有粘上，是一封淡藍的信。“不要再偷看，快快走。”老師說了一句。

　　走到轉彎的地方，我回了一下頭，發覺老師在教室的視窗看我，加快了腳步，轉了彎，老師看不見人影了，我快速的將信紙拉出來，一眼——既然一口咬定我偷，就偏偏偷看一次，免得冤枉。信上密密麻麻的全是日文，其中夾著兩個漢字——魔鬼，看見她居然叫一個男老師魔鬼，我嚇了一跳，匆匆摺好信，快步向六年級的教室走去，雙手交給李老師便回來了。我猜，我的老師和李老師一定為著某種特定的理由而成仇。那天吃完晚飯之後，班長氣喘喘的打手勢叫我們趕快出教室，我們放下了便當跟在她後面跑，若大的校園在這黃昏的時候已經空曠了，只有補習的高年級是留下來的。

　　昏暗的大禮堂裡，老師坐著在彈風琴，琴凳上並坐著李老師，他的手環在彈琴女人的腰上。我們一群小孩閉住呼吸從窗縫裡偷看。沒有想到，六年級的一群男生正好走過，他們也不知我們在張望什麼，大喊了一聲：“吊死鬼來呀——”彈琴的老師猛一回頭，站起來，我們拔腿便逃，彼此用力推擠著衝到自己的教室裡。那時，老師也追來了，第一排的一位同學桌上放了一包沒有糖紙包的那種硬水果糖，老師拿起袋子，一句話也不說便往我們丟，一時教室的空中飛滿了糖雨，而我們笑不出來。那天晚上，就被打了，沒有等到第二天早晨。打到很晚才給回去，半路上碰到拿手電筒來接的工人玉珍才知是深夜十二點了。我回去，又做了一百題算術才睡下。

　　我慢慢明白了，老師正在受著戀愛的折磨。對於她每天體罰的事情也生了寬恕之心，想來這麼打我們當作發洩必然是戀愛沒有成功。又想，一個老打小孩的女人，怎麼會有人愛她呢?其實，李老師是更狠的，他罰男生跪在一把破了布的雨傘骨頭上，跪完了的男生要別人扶才站得起來。有一次看見一個是爬回座位的。戀愛是什麼我大概明白了，它是一種又叫對方魔鬼又跟魔鬼坐在一起彈“堤邊柳到秋天葉飄零……”的那種黃昏歌調。二十歲的年齡，除了可以穿絲襪之外，想來更有一些我們不知的東西——那種很抽象的東西，在裡面潛伏著，而我，對於那份朦朧，卻是想象不出的。我漸漸的順服在這永無止境的背書默寫和演算習題的日子裡，不再掙扎。偶爾，想到如果不死，便可以長大，心裡浮出的是一種無所謂的自棄和悲哀。

　　督學還是來了，在我們補習的正當時，參考書被收去了，堆在教室的門外，老師的臉，比打人時還青白。我們靜靜的散課離校，一路上十分沉默，好似一個一個共犯，有些羞慚，有些擔心，又有些自覺罪惡的喜上心頭。

　　第二天，老師紅著眼睛說：“我給你們補習，也是為了使你們將來考上好的初中，做一個有用的人，這一點，想來你們是諒解的。至於補習費，老師收得也不多……。”

　　我專注的直視著老師，想到她的生活和作息，想到那偶爾一次的和男老師共彈風琴，想到她連戀愛的時間也不太多，心裡對她和自身成年的未來，浮起了另一份複雜的憐憫與茫然。我從來沒有恨過我的小學老師，我只是怕她怕得比死還要厲害。督學來過之後，我們有整整十天不用夜間補習，不但如此，也有躲避球可打，也有郊外美術寫生，可以只提一個空便當盒在黃昏的時候一路玩回家，而回家的習題卻是加多了。這並不要緊，那時候我念初二的姐姐還沒有入睡，她學我的字型寫阿拉伯字，她做一半，我做一半，然後禱告懺悔姐姐的代寫作業，微笑著放心入睡。

　　那只是十天的好日子而已，我一日一日的當當心心的計算，而日子卻仍然改變了。有一天，老師笑吟吟的說：“明天帶兩個便當來，水彩和粉蠟筆不用再帶了，我們恢復以往的日子。”聽著聽著，遠方的天空好似傳來了巨大的雷聲，接著彤雲滿布，飛快的籠罩了整個的校園，而我的眼睛，突然感到十分乾澀，教室裡昏黃的燈光便一盞一盞半明半暗的點了起來。那兩年，好似沒有感覺到晴天，也就畢業了。

　　暑日的烈陽下，父親看榜回來。很和藹的說：“榜上沒有妹妹的名字，我們念靜修女中也是一樣好的。”

　　我很喜歡靜修女中，新生訓練的時候，被老師帶著穿過馬路去對面的操場上玩球，老師沒有凶我們，一直叫我們小妹妹。沒有幾天，我回家，母親說父親放下了公事趕去了另一所省女中，為著我聯考分數弄錯了的一張通知單。父親回來時，擦著汗，笑著對我說：“恭喜!恭喜!你要去念臺灣最好的省女中了。”一時裡，那層灰色的霧又在呼呼吹著的風扇聲裡聚攏起來。它們來得那麼濃，濃到我心裡的狂喊都透不出去。只看見父母在很遙遠的地方切一片淡紅色的冰西瓜要給我吃。上了省中，父母要我再一次回到小學向老師再一次道謝培育之恩，我去了，老師有些感觸的摸摸我的頭，拿出一本日記簿來送給我，她很認真而用心的在日記的第一頁上寫下了幾個正楷字，寫的是：“陳平同學，前途光明。”

　　日子無論怎麼慢慢的流逝總也過去了，有一天我發覺已經二十歲，二十歲的那一年，我有兩雙不同高度的細跟鞋，一支極淡的口紅，一雙小方格網狀的絲襪，一頭燙過的鬈髮，一條鍍金的項煉，好幾只皮包，一個屬於自己的房間、唱機、和接近兩千本藏書。不但如此，那時候，我去上了大學，有了朋友，仍在畫畫，同樣日日夜夜的在念書，甚而最喜歡接近數學般的邏輯課，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初戀的滋味——。

　　想到小學老師贈給我的那幾個字，它們終於在陽光下越變越鮮明起來。流去的種種，化為一群一群蝴蝶，雖然早已明白了，世上的生命，大半朝生暮死，而蝴蝶也是朝生暮死的東西，可是依然為著它的色彩目眩神迷，覺著生命所有的神祕與極美已在蛻變中張顯了全部的答案。而許多彩色的蝶，正在紗帽山的谷底飛去又飛來。就這樣，我一年又一年的活了下來，只為了再生時蝴蝶的顏色。

　　：秋戀

　　生命有如渡過一重大海，我們相遇在這同一的狹船裡。死時，我們同登彼岸，又向不同的世界各奔前程。——泰戈爾

　　她坐在拉丁區的一家小咖啡室裡望著窗外出神，風吹掃著人行道上的落葉，秋天來了。

　　來法國快兩年了，這是她的第二個秋，她奇怪為什麼今天那些風，那些落葉會叫人忍不住落淚，會叫人忍不住想家，想母親，想兩年前松山機場的分離，想父親那語不成聲的叮嚀……她彷彿又聽見自己在低低的說：“爸、媽，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就像千百次她早晨上學離家時說的一樣，走了，走了……哦!媽媽……她靠在椅背上，眼淚不聽話的滴下來。她開啟皮包找手帕，她不喜歡自己常常哭，因為她害怕自己一哭就要哭個不停了。今天怎麼搞的，特別難過。她低下頭燃了一支菸，她有些埋怨自己起來。她記得半年前寫給媽媽的一封信，她記得她曾說：“媽媽，我抽菸了，媽媽，先不要怪我。我不是壞女孩子，我只是……有時我覺得寂寞難受。小梅住得遠，不常見面。這兒，大家都在為生活愁苦……不要再勸我回去，沒有用的，雖然在這兒精神上苦悶，但我喜愛飄泊……”她奇怪在國內時她最討厭看女人抽菸。她狠狠地吸了一口。

　　咖啡涼了，她預備回去，回她那間用廿元美金租來的小閣樓兼畫室。

　　抬頭望了望窗外，黃昏了。忽然，她發覺在窗外有一個陌生的中國青年向她注視著，並且似乎站了很久了。她迷亂地站在那兒，不知怎麼開口招呼他。這兒中國人太少，除非存心去找人，要不然一個星期也碰不到一個，再不然就是那批說青田話，開餐館的華僑。他從外面推門進來了。“坐吧!”她指著對面的椅子低啞地說著。他們沒有交談，只沉默地互相注視著，她覺得有些窘，下意識的拿出了一支菸，自己點了火。

　　“抽菸?”他搖了搖頭。

　　小店的胖老闆親自端來了一杯咖啡，朝她扮了個鬼臉，大概是替她高興吧!這個每天來喝咖啡的蒼白寂寞的中國女孩子找到朋友了。她覺得有些滑稽，只因為他是一箇中國人就使我那麼快樂了嗎?她再他一眼，他像是個夠深刻的男孩。

　　“我在窗外你很久，你心煩?”他終於開口了。“沒什麼，只不過是有些想家。”她狠狠的吸了一口煙，逃避的把眼神散落到窗外，她害怕人家看透她。

　　“你從臺灣來?”他問。

　　“臺灣，”她緩緩的，清清楚楚的回答他。她像是鬆了口氣似的倒在椅背上。

　　“那真好，你知道我顧忌這些。”

　　“我也是。”她淡淡的卻是放了心的回答。

　　“你住過臺北沒有?你知道，我家在那兒。”她掠了掠頭髮，不知應該再說什麼。他沒有回答她，卻注視著她掠頭髮的動作。

　　“你來巴黎多久?”

　　“兩年不到。”

　　“幹什麼?”

　　“沒什麼，只是畫畫。”

　　“生活還好?”

　　“我來時帶了些錢，並且，偶爾我可以賣掉一張小畫……”他沉默了好久，一會兒他說：“你知道當我在窗外看到你，第一眼給我的感覺是什麼?”

　　她裝著沒聽見他的問話，俯下身去撥動菸灰缸。“剛才我問你曾在臺北住過?”

　　“是，我一直住在那兒，我是海員，明年春天我跟船回去。臺北有我的母親、妹妹……”他的聲音低啞起來：“我們的職業就是那麼飄泊，今天在這兒，明天又不知飄到裡哪裡了……”他自嘲的笑了笑，眼光裡流露出一股抑制不住的寂寞。“招商局的船極少極少開到這兒。”她說。

　　“不是招商局的，我們掛巴拿馬的旗子。”

　　“什麼時候開船?”

　　“昨天來的，後天清早開中東。”

　　後天，後天。她喃喃的念著，一下子覺得她對現在的一切留戀起來。她忽然想衝動的對他說，留下來吧!留下來吧!即使不為我，也為了巴黎………多留幾天吧!然而，她什麼都沒有說，他們不過是兩個天涯遊子偶爾相遇而已。他們只是互相連姓名都不知道的陌生人。她把兩杯咖啡的錢留在桌上，站起身來，像背書似的對他說：“很高興今天能遇見你，天晚了，就要回去……”一口氣說完了，她像逃似的跑了出去。她真恨自己，她知道她在這兒寂寞，她需要朋友，她需要快樂。她不能老是這樣流淚想家……他像是一個好男孩子。她恨自己，為什麼逃避呢，為什麼不試一試呢?我求什麼呢?踉蹌的跑上樓梯，到了房裡，她伏在床上放聲大哭起來。她覺得她真是寂寞，真是非常非常寂寞……幾個月來拚命抑制自我的那座堤防完全崩潰了。

　　第二天早晨，她沒有去史教授的畫室，她披了一件風衣在巴黎清冷的街心上獨步著，她走到那家咖啡室的門口，老闆正把店門拉開不久，她下意識的推門進去。

　　中午十一時，她仍坐在那兒，咖啡早涼了，菸灰散落了一桌。睡眠不足的眼睛在青煙裡沉沉的靜止著，她咀嚼著泰戈爾的一首詩：“因為愛的贈遺是羞怯的，它說不出名字來，它掠過陰翳，把片片歡樂鋪展在塵埃上，捕捉它，否則永遠失卻!”——捕捉它，否則永遠失卻——他不會再來了，昨天，他不過是路過，不會再來了……她奇怪昨夜她會那麼哭啊哭的，今天情緒低反而不想哭了。她只想抽抽菸，坐坐，看看窗外的落葉，枯枝……。忽然，她從玻璃反光上看到咖啡室的門開了，一個高大的身影進來，他穿了一件翻起衣領的風衣。他走過來，站在她身後，把手按在她的肩上。她沒有回頭。只輕輕的顫抖一下，用低啞的聲音說：“坐吧!”就像昨天開始時一樣，他們互相凝視著說不出話來，他們奇怪會在這樣一個奇異、遙遠的地方相遇。他伸過手臂輕輕拿走了她的煙。

　　：遺愛

　　這張照片上一共擺了四樣小東西。

　　那麼普通又不起眼的手鍊、老別針、墜子，值得拍出照片來嗎?

　　我的看法是，就憑這幾樣東西來說，不值得。就故事來說，是值得的。

　　先來看看這條不說話的手鍊——K金的，上面兩片紅點。一小塊紅，是一幅瑞士的國旗、另一塊，寫著阿拉伯數字13。

　　由這手鍊上的小東西，我們可以看出來，這手鍊原先的主人，很可能是個瑞士人，而且她是不信邪的。十三這個在一般西洋人認為不吉祥的數字，卻被她掛在手上。

　　這條鏈子的主人，原是我的一個好朋友路斯，是一個瑞士人。

　　路斯不承認自己酗酒，事實上她根本已是一個酒精中毒的人，如果不喝，人就發抖。

　　試著勸過幾次;她不肯承認，只說喝得不多。酒這東西，其實我也極喜愛，可是很有節制，就算喝吧，也只是酒量的十分之三、四就停了，不會拿自己的健康去開玩笑。

　　當路斯從醫生處知道她的肝硬化已到了最末期了時，看她的神情，反而豁達了。對著任何人，也不再躲躲藏藏，總之一大杯一大杯威士忌，就當著人的面，給灌下去。

　　每當路斯喝了酒，她的手風琴偏偏拉得特別的精彩。她拉琴，在場的朋友們就跳舞。沒有什麼人勸她別再喝了，反正已經沒有救的。

　　有時候，我一直在猜想，路斯是個極不快樂的人。就一般而言，她不該如此不要命的去喝酒，畢竟孩子和經濟情況，都不算太差的。可是她在自殺。

　　那個醫院，也是出出進進的。一旦出了院，第一件事就是喝酒。她的丈夫喝得也厲害，並不會阻止她。

　　不記得是哪一年了，十月二十三日那一天，我跑去看路斯，當時她坐在縫衣機面前車一條床單的花邊。去看她，因為十月二十六日是路斯的生日。拿了一隻臺灣玉的手環去當禮物。

　　“玉不是太好，可是聽說戴上了對身體健康是有用的。”我說。

　　路斯把那隻玉手環給套上了，伸出手臂來對我笑笑，說：“我喜歡綠色，戴了好看，至於我的病嘛——就在這幾天了。”我看著路斯浮腫的臉和腳，輕輕問她：“你自己知道?”

　　她不說什麼，脫下腕上這條一直戴著的手鍊交給我，又開啟抽屜拿出一個金錶來，說：“只有這兩樣東西可以留給你，我的長禮服你穿了太大，也沒時間替你改小了。”

　　我收了東西，問她：“你是不是想喝一杯，現在?”

　　路斯對我笑笑。我飛奔到廚房去給她倒了滿滿一杯威士忌。

　　她睇了我一眼，說：“把瓶子去拿來。”

　　我又飛奔去拿瓶子，放在她面前。

　　路斯喝下了整瓶的烈酒，精神顯得很好。她對我說：“對希伯爾，請你告訴他，許多話，當著尼可拉斯在，長途電話裡我不好說。你告訴他，這房子有三分之一應當是他的。”

　　希伯爾是路斯與她第二任丈夫生的孩子，住在瑞士，我認識他，路斯是住迦納利群島的。

　　“還有什麼?”我把她的手鍊翻來覆去的玩，輕輕的問她。“沒什麼了!”她舉舉空瓶子，我立即跑去廚房再拿一瓶給她。

　　“對尼可拉斯和達尼埃呢?”我問。

　　“沒有什麼好講了。”

　　我們安靜的坐著，海鳳吹來，把一扇窗拍一下給吹開了。也不起身去關窗，就坐著給風颳。路斯一副沉思的樣子。

　　“ECHO，你相信人死了還有靈魂嗎?”她問。我點點頭，接著說：“路斯，我們來一個約定——如果我們中間有一個先死了，另外一個一定要回來告訴一下訊息，免得錯過了一個我們解也解不開的謎。”

　　“先去的當然是我。”路斯說。

　　“那也未必，說不定我這一出去，就給車撞死了。”我說。

　　路斯聽我這麼說，照著西班牙習慣敲了三次木桌子，笑罵了一句：“亂講的，快閉嘴吧!”

　　“你——這麼確定自己的死嗎?”我問。

　　路斯也不回答，拿了瓶子往口裡灌，我也不阻止她，好似聽見她的心聲，在說：“我想死、我想死、我想死……。”我陪伴著路斯靜坐了好久，她那坐輪椅的丈夫，喝醉了，在客廳，拿個手杖舉到天花板，用力去打吊燈，打得驚天動地。我們不去睬他。

　　“好了，我出去掃玻璃。”我說。

　　路斯將我一把拉住，說：“不去管他，你越掃，他越打，等他打夠了，再出去。”

　　我又坐下了，聽著外面那支手杖砰一下、砰一下的亂打聲，嚇得差一點也想喝酒了。

　　“不要去聽他，我們再來講靈魂的事。”路斯很習慣的說。我好似又把她的話聽成“我想死”。

　　“好，路斯，如果你先死，我們約好，你將會出現在我家客廳的那扇門邊。如果我先死，我就跑來站在你的床邊，好嗎?”

　　“如果我嚇了你呢?”

　　“你不會嚇倒我的，倒是他——”我指指外面。我們兩個人開始歇斯底里的笑個不停。

　　“喂，路斯，我在想一個問題。”我說。

　　“你怕我鬼魂現不出來?”

　　“對!我在想，如果蚊子的幼蟲——產卵在水裡的，一旦成了蚊子，就回不到水裡去。我們一旦死了，能不能夠穿越另一個空間回來呢?這和那個蚊子再不能入水的比方通不通?”

　　“等我死了再說吧!”路斯笑著笑著。

　　我跑到廚房去拿了一個乾淨杯子，倒了少少一點酒、舉杯，跟路斯干了。出去安撫一下她的丈夫，把打碎的玻璃給掃乾淨，就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