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教育黑板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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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推薦一、天人相參

　　發軔於孟子的天人合一觀念實現了對理性濫用反思的理論突破，在此基礎上，以荀子為代表的思想家們進一步在實踐層面對理性至上思維進行清理與修正，將天人合一觀念內化於具體的社會實踐原則中，形成了天人相參思維。

　　荀子對天人相參思維的論述，從提出“天人之分”觀念開始。長期以來，人們望文生義，把荀子的“天人之分”錯誤解讀為“天與人相分離”，進而引申出“人定勝天”理論。其實荀子從來沒有說過“人定勝天”，他只講天人相參。準確理解荀子“天人之分”的關鍵在於“分”之含義不是動詞“分離”，而是名詞“職分”，因此“天人相分”是指天和人各有不同的職責，要各自按照自己的規律去執行，天不能隨意降禍賜福於人類，人也不能影響天的正常執行。荀子的天人之分，既保留了經過孔孟反思界定的理性思維革命的成果，又重新確定了理性使用的範圍。

　　完成對理性使用範圍的重新劃界後，荀子又將人的主體性引入天人關係思維中，形成天人相參思維。這一過程又分為兩步：首先，在界定天人之分的基礎上，進一步界定出天地人之分：“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指出天有四時變化，地有萬物出產，人能治理社會，三者既各自獨立，又相互補充。其次，突顯人的主體性：“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這就在分清天地人關係的基礎上，指出人可以與天、地相參，強調了人的主體性地位，人要合理利用理性來處理天地人三者之間的關係。因此，荀子論述的天人相參向上將理性原則注入到神聖之天中，使神聖之天與義理之天重新握手；向下將理性原則轉換成禮義之統，注入到人的主體性覺醒中，從而使人的主體活動在把握好自我界限的基礎上，在實踐活動中實現天地人和諧互動，共同發展。

　　正如《中庸》所言：“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國式天人相參思維，可以在把握好自然界永恆規律的基礎上，對自然界保持敬畏之心，合理運用自然資源，在與自然界的共生互長中實現人與自然的動態平衡發展。這一模式可以為解決由啟蒙理性所引發的現代化問題提供中國式思維智慧。

　　圖片展示：

　　圖（一）

　　圖（二）

　　圖（三）

　　資料推薦二、道法自然在現代生活中的運用

　　“自然”是天、地、人所應該共同遵循的原則。道家追求心靈自由，推崇人、社會的自然狀態，實際上是批判了異化對人的限制，肯定了人對自由的追求。這與《論語·先進》中孔門師生各抒胸懷志向，而孔子“吾與點也”的態度有異曲同工之妙。曾皙描繪的那種春日美好的自然景色，是人追求精神自由的生動寫照。而正是曾皙這種與眾不同、追求自由的選擇得到了孔子的讚許。基於對“自由”的追求，故“道法自然”，迴歸到人與物和諧相處的狀態，建立起人與自然融洽無間的關係，即天人合一，進而做到從容豁達地對待人生，避免成為金錢和名利的奴隸。

　　“治人事天，莫若嗇。”（《老子》第五十九章）“嗇”即是簡樸、節約、珍惜之意，只有去掉窮奢和過分的私慾膨脹，才能建立人與萬物之間互利共生、相互依存、融合無間的和諧關係，才能做到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才符合“長生久視之道”，從而達到天人和諧的境界。宋代司馬光在《訓儉示康》一文中生動地闡釋了“成由儉，敗由侈”的道理：“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夫儉則寡慾，君子寡慾，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慾，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老子》第四十四章），“聖人去甚，去奢，去泰”（《老子》第二十九章），“灑心去欲”（《莊子·山木》），擺脫身外之物對心靈的桎梏，過上簡單的生活，真正做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論語·雍也》）。平平淡淡，簡簡單單地遊走於天地之間，忘情于山水之中，以天地為家，與萬物為友，這才是人生真正的快樂。

　　總之，無論是道家的“道法自然”，儒家的“愛必兼愛”，還是佛教的“真如”“圓融”，在肯定“人與萬物同源共生，和諧相處”方面殊途同歸。它們所反映的人生境界，正是我們所追求的“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的“天人合一”的最美境界，亦是一種貴賤窮通無滯於心的天人和諧的理想境界，更是儒家孜孜以求的超越功名、利祿、得失而回歸自然、追求自由的“曾點之樂”，而“‘樂’在中國哲學中實際具有本體的意義，它正是一種‘天人合一’的成果和表現”（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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