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看待告別革命?

General 更新 2024-12-19

如何評價“告別革命論”

自20世紀以來,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經歷的如此多的革命。從民國時期的“談革命而色變”,再到文革時期的“革命無罪”,時至今日我想中國的老百姓對於革命的情感應該是複雜的。“革命”最早是指天道的週期性變化,在戊戌變法前它都被當做是改朝換代的代名詞,可見在中國人的革命觀裡又多了幾分宿命的色彩。

1995年,香港出版了據李澤厚、劉再復兩人平時就近現代中國歷史文化的談話錄音而整理成的一本書——《告別革命》。曾在當時引起了中國史學界、哲學界的廣泛爭議和批判。我在網上就“告別革命”這一關鍵字,進行了搜索,發現大部分結果都是對這本書的批判(且這些批判文章的觀點,口徑,乃至引用的資料都相當一致。),而與此同時我卻不得不費一番周折才能看到原文。批判者的觀點是這本書是“宣稱要告別一切革命,要告別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革命,還要告別二十一世紀的革命”,“全面否定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方法及其指導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成果的代表作。”(徐國利,2005年,《要不要告別革命——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原則和重大是非問題》)可以看出他們認為李澤厚的“告別革命論”首先是太過絕對化(“全面否定”)的。但是我卻認為像他們這種帶有明顯政治輿論導向的集體批判是否足夠客觀倒是很值得懷疑。李澤厚在《告別革命》中說道“革命也確實帶來許多好東西,比如發生過革命的地方,平等、集體、社會正義等觀念都比沒有革過命的地方強烈得多。這便是革命的好遺產,可以繼承和發揚。”可見這裡並不存在什麼太過絕對化的問題。他還曾表示“我們的‘告別’,並非否定以往屢次革命的理由和他所起的歷史作用。”(李澤厚,1997,《關於 <告別革命> 》)所以這種大規模的批判我認為只能說明一點,那就是“革命”在中國官方態度中的確是一個被神聖化,英雄化了的概念,誰膽敢公然質疑它,就要毫不留情地對其進行批判。

中國共產黨從創建之初的50餘人的小組織發展到現今擁有8000萬黨員的世界第一大黨,經歷了艱苦卓絕的鬥爭。所以革命的歷史對於共產黨來說是就是一段光榮的歷史,不容非議的。但是從1949年建國也即是中國共產黨正式確立執政黨地位一直到現在,彷彿共產黨始終都沒有把自己的身份從一個革命黨調整為一個執政黨。從近些時候很火的“唱紅歌”活動,到全國各地電視臺不厭其煩地播出的抗戰劇,諜戰劇,再到今年的中國共產黨建黨90週年主旋律獻禮“大片”,無一不是對擁有輝煌革命歷史的中國共產黨的歌功頌德,而不是對作為一個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歷史和政績的展現。

所以我認為無論你是批判也好,贊同也好,首先還請抓住“告別革命論”的真正論點。李澤厚在《關於 <告別革命論> 》一文中明確地指出“我們否定‘革命神聖’的觀念,否定革命乃是‘歷史必然(歷史必由之路)’的觀念”。很明顯,中共以及相當一部分“積極響應並認真學習中央下達的指示精神的學者們”把革命捧得太高了,目的是要將其化作一種宣傳工具,想借此達到籠絡民心的地步。這使我不禁想到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所實施的那種“思想專政”,只不過這次是把毛個人換作了整個黨,而實際上共產黨在“思想專政”上做的工作一直沒停止過。可見這種現象是有其思想根源的,這種思想根源甚至可以挖掘至中華民族的劣根性上(中國人向來就有好大喜功的缺點)。但這種宣傳是否真的達到了它的目的了呢?也許在2,30年前,網絡還不是很發達的年代,它可能起到相當的作用。但是在今天,幾乎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從網上獲取,任何政黨都已不可能再佔領精神宣傳制高點,再用那些英雄史詩般的革命史(當然其真實性大家都心知肚明)和幾個“高大全”式的典型人物是很難抓住老百姓的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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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看待告別革命論

也許是: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告別革命論,什麼是革命,為什麼要發動革命

哲學上來講,是就是無不符合發展的潮流,對其造成阻礙,新事物發展,量變引起質變,替代舊事物.

社會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社會利益的分配不均,當社會財富向其少數人手中集中,社會絕大多數人難 革命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廣義上講,革命指推動事物發生根本變革,引起事物從舊質變為新質的飛躍.從狹義上講,革命主要是指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 以生活,此時就會有一小撮人趁勢而起,宣傳其思想,引起社會大部分人的認同,遭受剝削及其嚴重的人就會跟隨其後進行反抗,於是便有了革命

如何看待近代史學界告別革命論的看法

大空想家”;它汙衊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是“牢獄文化”;它汙衊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的存在方式就像牢獄”。它認為中國近代革命全部都搞糟了,作為革命產物的社會主義制度也糟透了。因此,告別社會主義是“告別革命論”的真正目的。 在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今天,依舊要保持革命的警惕性,要防止西方勢力的顛覆和破壞,因為這是最終實現中國現代化的保證。然而“告別革命論”者卻鼓吹21世紀不能再革命了,這實際上是鼓動中國人民放鬆對西方勢力“和平演變”的警惕,是迎合西方反華勢力之舉。 總之,通過對“告別革命論”的理論根源、內容及目的的剖析,我們便可知道,“告別革命論”並不僅僅是所謂“學術討論”,而是在政治上對歷史的否定,對現實的歪曲。如果在“告別革命論”指導下編寫中國歷史,實際上是企圖用來向青少年一代貫輸資產階級思想的工具,是西方資本主義企圖對中國實行“和平演變”的第一步。因此,今天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必須堅決否定“告別革命論”思想,始終堅持“革命與現代化相統一”的指導思想。

什麼是告別革命輪

1995年香港一家出版公司推出了一本小書,題名為《告別革命》。那本小書,其實是李澤厚、劉再復兩個人平時的談話,錄音後加以整理,居然成書。該書宣佈要告別一切革命,不僅要告別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也要告別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以後的一切革命,而且還要告別21世紀的革命。

這本小書在談論“告別革命”時,並沒有提出什麼理論依據,也沒有進行論證,其內容不過是反映談話者攻擊革命歷史、革命業績的陰暗心理。該論者“告別革命”的思想中攻擊中國近現代革命史的一些基本觀點,早已於1994年在國內的刊物上發表。這種荒謬的言論,也早已引起思想界、學術界的注意。《求是》雜誌等已經連續發表評論,揭示了這種言論的荒謬。

對這種奇談怪論,我們不可小視。1990—1991年蘇聯歷史學界攻擊十月革命的勢頭,我們還記憶猶新。我們要問,攻擊辛亥革命,攻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系列革命,其用意何在呢?我們不能不作一些辨析。

按照“告別革命”論者的說法,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爆發的革命,似乎是可有可無的,如果改良搞得好,革命是可以避免的。顯然,這是歷史唯心主義者觀察歷史運動的看法,它完全無視歷史發展是有規律可尋的客觀歷史運動。

事實上,革命作為歷史發展過程中一種客觀的歷史運動,不是隨心所欲可以製造出來的,也不是隨心所欲可以制止的,更不是由什麼人可以任意宣佈否定就否定得了的。歷史上發生過多次革命,尤其是17世紀以來,在歐洲、美洲、亞洲先後發生過的多次革命,都是社會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統治者不能照舊統治下去,被統治者不能照舊生活下去。於是革命爆發了。舊的制度瓦解了,新的制度建立了,舊的統治秩序被打碎了,新的統治秩序形成了,舊的社會桎梏解除了,社會生產發展了,社會前進了。社會革命往往採用暴力的形式,不通過暴力革命,舊的統治者能退出歷史舞臺嗎?不通過暴力革命,反抗新社會的舊勢力可以壓制下去嗎?“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馬克思這句名言,形象地反映出了歷史的真實。革命起來,如暴風驟雨,有人討厭它,但是卻不可以制止住它。社會生活在承平時期,社會階級矛盾沒有激化,如果有人登高一呼,召喚革命,有誰去響應呢?革命,是社會運動的一種形式,是社會進步的一種必要形式。不能說想革命就革命,也不能說不想革命便不革命。革命的發生,是有規律可尋的。詛咒革命,詛咒暴力革命。只是反映了舊勢力對革命的無奈,對舊社會的哀鳴而已。

“告別革命”論者說,改良比革命好,“解決階級矛盾可以是階級調和,協商互讓,進行合作,即改良而非革命”。對改良的不加分析的肯定,實際是反對革命的同義語。

誠然,革命並不是社會歷史前進的唯一推動力。革命的發生是有條件的,不是任意可以製造出來的。社會發展的經常形式是社會改良。在革命沒有發生的時候,當階級矛盾不到激化的程度,解決社會階級利益的衝空,往往要靠階級妥協與調和,那實際是階級鬥爭的特殊形式;解決社會政治利益的衝突,往往要靠社會改良的種種辦法。階級調和的辦法,社會改良的辦法,也能促進社會的發展,但它只能在同一個社會制度內運行,如果要推翻舊制度,建立新制度,階級調和、社會改良,。是無能為力的,它只能讓位於革命手段。革命發生,才能使社會發展產生質的變化。因此,革命雖不是社會發展的唯一推動力。卻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否定這一點,無原則地歌頌社會改良,顯然是一種反歷史主義的態度。

有人還攻擊說,“史筆只能歌頌農民革命,不能肯定改良,也不能肯定統治階級的讓步政策。”這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所謂攻其一點,是隻抓住了某些歷史學者在不正常的政治氣氛下所作出的過頭的評論,而不顧我......

怎樣看待大學生告別革命遠離崇高淡化政治的現象

當代大學生思想、心態呈現多元化趨勢,其主流是積極的,他們具有較強的集體觀念,注重自我價值的實現和個性發展。但是也有部分大學生功利思想較強,缺乏吃苦精神。目前從整體上講我國正處於較為劇烈的社會轉型期,傳統的一元思維方式已難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大學生可塑性較強,又受到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價值觀取向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追求自主、要求平等、注重現實、彰顯個性。

伴隨社會的飛速發展,形成了多元化的經濟體制、多元化的價值觀念、多元化的信息、多元化的道德導向。面對如此多的多元化,當禒大學生產生了多元化的價值觀念。對正值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形成中的大學生來說,他們辨別能力弱、社會實踐少、閱歷淺、思想單純,容易出現價值判斷的模糊和偏差,進而對其在課堂上接受的積極、健康、向上的主流價值觀教育產生懷疑和否定。

大學生的自信心和獨立意識強,勇於響應時代的召喚為理想而奮鬥,同時他們所處的複雜的情境中諸多的應激源——學業成績、人際關係、經濟困難、戀愛挫折、就業競爭、網絡互動——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使得部分大學生的心理和行為出現偏差。加強大學生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敏感把握大學生群體的心理動態,用教育學和心理學的原理和方法去引導他們,採取正面引導與心理健康教育相結合,及時開展心理諮詢等活動,提高其心理健康素質。

如何讓辯證的看待告別革命論和唯

自20世紀以來,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經歷的如此多的革命。從民國時期的“談革命而色變”,再到文革時期的“革命無罪”,時至今日我想中國的老百姓對於革命的情感應該是複雜的。“革命”最早是指天道的週期性變化,在戊戌變法前它都被當做是改朝換代的代名詞,可見在中國人的革命觀裡又多了幾分宿命的色彩。

1995年,香港出版了據李澤厚、劉再復兩人平時就近現代中國歷史文化的談話錄音而整理成的一本書——《告別革命》。曾在當時引起了中國史學界、哲學界的廣泛爭議和批判。我在網上就“告別革命”這一關鍵字,進行了搜索,發現大部分結果都是對這本書的批判(且這些批判文章的觀點,口徑,乃至引用的資料都相當一致。),而與此同時我卻不得不費一番周折才能看到原文。批判者的觀點是這本書是“宣稱要告別一切革命,要告別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革命,還要告別二十一世紀的革命”,“全面否定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方法及其指導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成果的代表作。”(徐國利,2005年,《要不要告別革命——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原則和重大是非問題》)可以看出他們認為李澤厚的“告別革命論”首先是太過絕對化(“全面否定”)的。但是我卻認為像他們這種帶有明顯政治輿論導向的集體批判是否足夠客觀倒是很值得懷疑。李澤厚在《告別革命》中說道“革命也確實帶來許多好東西,比如發生過革命的地方,平等、集體、社會正義等觀念都比沒有革過命的地方強烈得多。這便是革命的好遺產,可以繼承和發揚。”可見這裡並不存在什麼太過絕對化的問題。他還曾表示“我們的‘告別’,並非否定以往屢次革命的理由和他所起的歷史作用。”(李澤厚,1997,《關於 <告別革命> 》)所以這種大規模的批判我認為只能說明一點,那就是“革命”在中國官方態度中的確是一個被神聖化,英雄化了的概念,誰膽敢公然質疑它,就要毫不留情地對其進行批判。

中國共產黨從創建之初的50餘人的小組織發展到現今擁有8000萬黨員的世界第一大黨,經歷了艱苦卓絕的鬥爭。所以革命的歷史對於共產黨來說是就是一段光榮的歷史,不容非議的。但是從1949年建國也即是中國共產黨正式確立執政黨地位一直到現在,彷彿共產黨始終都沒有把自己的身份從一個革命黨調整為一個執政黨。從近些時候很火的“唱紅歌”活動,到全國各地電視臺不厭其煩地播出的抗戰劇,諜戰劇,再到今年的中國共產黨建黨90週年主旋律獻禮“大片”,無一不是對擁有輝煌革命歷史的中國共產黨的歌功頌德,而不是對作為一個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歷史和政績的展現。

所以我認為無論你是批判也好,贊同也好,首先還請抓住“告別革命論”的真正論點。李澤厚在《關於 <告別革命論> 》一文中明確地指出“我們否定‘革命神聖’的觀念,否定革命乃是‘歷史必然(歷史必由之路)’的觀念”。很明顯,中共以及相當一部分“積極響應並認真學習中央下達的指示精神的學者們”把革命捧得太高了,目的是要將其化作一種宣傳工具,想借此達到籠絡民心的地步。這使我不禁想到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所實施的那種“思想專政”,只不過這次是把毛個人換作了整個黨,而實際上共產黨在“思想專政”上做的工作一直沒停止過。可見這種現象是有其思想根源的,這種思想根源甚至可以挖掘至中華民族的劣根性上(中國人向來就有好大喜功的缺點)。但這種宣傳是否真的達到了它的目的了呢?也許在2,30年前,網絡還不是很發達的年代,它可能起到相當的作用。但是在今天,幾乎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從網上獲取,任何政黨都已不可能再佔領精神宣傳制高點,再用那些英雄史詩般的革命史(當然其真實性大家都心知肚明)和幾個“高大全”式的典型人物是很難抓住老百姓的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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