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魯迅的小說?
魯迅如何評價狂人日記
《狂人日記》的主題十分明確,就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他還曾在1918年8月20日致許壽棠的信中說道:“《狂人日記》實力拙作……以此讀史,有多種問題可以迎刃而解。後以偶閱《通鑑》,”乃司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種發見,關係亦甚大知者尚寥寥也。”由此可見,作品小序中所謂“今撮錄一篇,以供醫家研究”等語,完全可以理解為作者有意摹傳統筆記小說作法而寫的反語,也可以理解為作者所說的“醫家”有更深廣的含義,並非狹義的“醫生”、“大夫”。
在這部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狂人雖然具有迫害狂的精神特徵,諸如“今天全沒有月光,我知道不妙”,“趙貴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想害我”,“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等等,但作品的深層意蘊卻是有意識地指向幾千年的歷史和當時社會上的“吃人”現象從古代的“易子而食”,到“前天狼子村佃戶來說吃心肝的事”;從“易牙蒸了他兒子,給桀紂吃”,到徐錫林(即徐錫霖)被炒食心肝。作品內容雖然帶有狂人的非邏輯心理特徵,但始終圍繞著“吃人”,圍繞著中國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不斷髮生的有史可查和無史記載的形形色色的吃人現象,其意圖是顯而易見的。
《狂人日記》在表現其主題時,也表現出鮮明的啟蒙主義的思想特徵。魯迅對中國國民性中的“看客”心態最為深惡痛絕,他的“棄醫從文”的重大抉擇便直接由於這個因素。而顧在五四運動前後寫的所有雜文和小說,都是以啟蒙主義為總的思想特徵的。
《狂人日記》的創作,下是魯迅在經歷了沉默與思索之後的第一聲吶喊,其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他多年來的憤怒、怨恨、不滿、焦慮,以及希望、企求等各種複雜的情緒,也必然地體現了他多年來對中國歷史的深思和對現實社會的認識,是一篇徹底的反封建的“宣言”,也是作者此後全部創作的“總序言”。
《狂人日記》的啟蒙主義思想特徵,主要表現在對封建禮教的深刻揭露,對麻木愚昧的國民性的批判,以及對將來的堅定信念和熱烈希望。作者寫道:“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禮教就是吃人,仁義道德是禮教虛偽的面具,這就是魯迅對封建道德的定義,也是他多年來思考和認識的結果,也是這篇作品最輝煌的成就。
作品借主人公的眼睛,觀察了他周圍的人:“他們也有給知縣打過枷過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也有給衙役佔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然而,他們不但沒有起來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吃人。作者為此感到不解和憤怒:“還是歷來慣了,”不以為非呢?還是喪了良心,明知故犯呢?”作品還寫道:“我詛咒吃人的人,先從他(即狂人的大哥引者)起頭;要勸轉吃人的人,也先從他下手。”“你們可以改了,從真心改起作用!你們也會吃盡。”在作品的最後一日記裡,作者深切地希望:“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並具大聲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記》不僅表現了徹底批判封建禮教的勇氣,而且還表現了魯迅“憂憤深廣”的人道主義情懷,表現了他以文藝創作來改造社會和人生的總體精神。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狂人日記》的意義,確實遠遠超出了文學的領域。
作品的主人公雖然是一個患有迫害狂恐懼症的“狂人”,但作品的主旨卻並不是要寫下層勞動人民所受到的迫害,更不是一個精神病人的“紀實文學”,而是要借狂人之口來揭露幾千年來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因此作品中的狂人,實際上是一個象徵性的形象。“歷史上多少反抗舊傳統的、離經叛道的人,曾經被視為瘋子,如孫中山,也曾被人叫做“瘋子”。從世俗的眼光看去他是瘋子;站在革命的立場看去他是先知先......
評價魯迅
名人是怎樣評價魯迅的呢?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郁達夫在魯迅病逝後曾說,“一個不知道尊崇偉人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這是魯迅同代人的卓越識見和深長嘆憾。郁達夫評價魯迅,“沒有偉大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幫。”
郭沫若說,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
茅盾說,要冒鄭這一切偉大的永久紀念的必得辦到,由一個先決條件:學習魯迅!
葉聖陶說,與其說魯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說魯迅先生的精神正在發芽滋長,播散到大眾的心裡。
鄭振鐸說,魯迅先生的死,不僅是中國失去了一個青年的最勇敢的領導者,也是我們失去了一個最真摯最熱忱的朋友。
老舍說,看看魯迅全集的目錄,大概就沒人敢說這不是個淵博的人。可是“淵博”二字,還不是對魯迅先生的恰好贊同。
蔡元培說,著作最謹嚴豈徒中國小說史,遺言猶沉痛莫作空頭文學家。 (魯迅病逝後)
梁實秋在《關於魯迅》中對魯迅的文學及思想進行評價:魯迅的作品,我已說過,比較精彩的是他的雜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為具有永久價值的諷刺文學,也還是有問題的。……在小說方面,……據我看,他的短篇小說最好的是“阿Q正傳”,其餘的在結構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說,好像是一些斷片的零星速寫,有幾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優美的。……在文學的研究方面,魯迅的唯一值得稱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國小說史略”,在中國的小說方面,他是下過一點研究的功夫的,……五四以來,新文藝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並不多,像魯迅這樣的也還不多見。……但是要作為一個文學家,單有一腹牢騷,一腔怨氣是不夠的,他必須要有一套積極的思想,對人對事都要有一套積極的看法,縱然不必即構成什麼體系,至少也要有一個正面的主張。魯迅不足以語此。他有的只是一個消極的態度,勉強歸納起來,即是一個“不滿於現狀”的態度。這個態度並不算錯。
瞿秋白說,從進化論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叛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
馮雪峰也曾說過,魯迅的文學思想,並非中國傳統文學所培植的,但他的思想和作品又無不浸潤著中國民族的長久傳統,他用民主革命的理性光輝,去照亮中國的傳統文化。
林賢治說,歷史人物之所以偉大,正在與我們可以因它而深刻意識到自身的存在:在存在方式的選擇中間,我們根本不願意拒絕他的靈魂的參與。魯迅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沒有把黃金時代預約給人類,卻以燃燒般的生命,成為千千萬萬的追隨者的精神的火花。
錢理群說,在四五十年代佔據支配地位的毛澤東對魯迅的經典評價中,可以看出一種重結果不重過程的趨向,即注重魯迅結論的正確,不注重魯迅在得出正確結論之前探索的曲折與痛苦;注重魯迅行動的堅決、勇敢,不注重魯迅在堅決、勇敢行為之前的猶豫與彷徨;注重魯迅對民族的忠誠與熱忱,不注重魯迅對民族的失望,對民族弱點的憎恨,以及由此引起的矛盾與鬥爭。
法捷耶夫在《論魯迅》中說:“魯迅是真正的中國作家,正因為如此,他才給全世界文學貢獻了很多民......
關於魯迅的評價
毛澤東: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何滿子
不論當代人對魯迅作了多麼高的評價,未來的歷史家對魯迅的評價將比今人高得多。
何以故?是時空的距離使魯迅的形象在後人的眼裡顯得比近在眼前或相距不遠的當代人更為高大麼?誠然,時間和空間愈貼近偉人的人,是習焉不察地覺不出對象的巨大分量來的。此所以周海嬰會嘟噥著“這種爸爸,什麼爸爸!”這絕不僅由於童稚的天真無知,直到近來,我讀周海嬰回憶和論述他爸爸的文字,仍然看得出對他偉大的父 親沒有作當量的定位。這很難怪,他和偉人太貼近,太膩暱了。當隔海遙望的日本作家左藤青夫尊魯迅為“東洋第一大師”時,魯迅近處的似乎是得風氣之先的文人卻貶斥魯迅為“沒落”、“朦朧與無知”,不值一文。以上的例證是空間差距所導致的辨認上的分歧,遠的正確,近的迷誤。不過,那些曾經譏薄魯迅“朦朧與無知”的人,幾年之後又對魯迅表示尊崇了,這似乎也體現了苦惱的時間差距。
但我所斷定的未來的歷史家將比當代人更高地評價魯迅的理由不在此。我所持的理由有二,分述如下:
其一,歷時愈久,對魯迅生前死後加之於他的汙泥濁水,明槍暗 箭,不懷好意的擡舉,有心的中傷和無意的曲解都將愈益黯淡失色。人們所看到的將只是經過澄清了的歷史長河的運行以及巨人在歷史中的偉岸風姿,他如何和歷史氣息相通,扮演著引濤疏流的光輝角色。後代人不再有恩恩怨怨、愛愛仇讎,不會為各種因公的和因私的功利之念所蔽。更重要的是,與魯迅並世或相後先的偉人或準偉人,在時過境遷之後也已形態畢露,他們唬歷史投下了什麼,是非功過如何,也得以和魯迅作客觀的比較了。那時的人不再有忌諱或顧慮,是什麼還他以什麼,誠所謂上帝的歸上帝,撒旦的歸撒旦。比較之餘,魯迅的形象當然出類拔萃地高大,不像今日之還有七嘴八舌了。
其二,人類之所以為人類,歸根究底是由於其能創造文化的文明。 一切震懾人群的事功都只是暫時的,戰爭殺伐,王朝興廢,乃至制度更迭,受惠或受害只限於一時,數十年或數百年,只是無限時序中的一瞬,而文化和文明的偉大創造則是歷久不衰乃至是永恆的。誰記得 神聖羅馬皇帝?但人們永遠謳歌但丁的《神曲》;誰記得詹姆斯一世 或伊利莎白女王?但莎士比亞卻永遠是英國人的驕傲;誰記得魏瑪大 公和維也納神聖同盟的各國帝王們?但歌德卻光輝奕世。一些英雄攫 取了權力,主宰了世界,即使他們乾的盡是好事,蒙益的也只是同代 人或延澤若干年,何況這類角色的負作用往往甚於其所產生的正面功勳;有些所謂業跡還都是同夥人或黨羽以及盲從者們鼓吹出來的虛美之辭,還須經過後世的考驗。惟有文化和文明的創造者,即羅曼·羅蘭所說的“以心而偉大的英雄”才是推進文明延澤永世的。尤其因為,那些以事功享名的人物不是一個人的能耐,都必須眾人的參與,而且他們在建成事功後必十百倍地取得報償;只有“以心而偉大的英雄” 才是獨立的創造,他們只有奉獻,沒有奪取,終生如魯迅所說的吃草擠奶。因此,歷時越久,未來的人更能認知其偉大。
因此,歷史終將證明,魯迅即使不是中國歷史中的第一偉人,也必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中的第一偉人。郁達夫在魯迅死後曾說,一個不知道尊崇偉人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這是魯迅同代人的卓越識見和深長嘆憾。郁達夫是看到了魯迅生前所受的攻擊、汙衊和......
怎麼評價魯迅的學術成就?
魯迅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從1909年8月歸國到1920年夏,醉心於輯校古籍、蒐集金石拓片和研究佛教思想,主要成果有《古小說鉤沉》、《會稽郡故書雜集》、《嶺表錄異》、謝承《後漢書》等;從1920年8月在北大講授中國小說史,到1927年辭中山大學教職,先後撰寫《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漢文學史綱要》、《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等學術史論著,輯校並出版了《小說舊聞鈔》和《唐宋傳奇集》;從1927年10月抵滬到36年逝世,校定《嵇康集》、合編《北平箋譜》和撰寫《門外文談》等,但主要興趣在雜文,只是仍不忘為撰寫中國字體變遷史及中國文學做準備。
魯迅不僅是現代小說的創始人、傑出的雜文家,還是一位不朽的學者。他既有家學淵源,又曾師從國學大師章太炎,對國學頗有研究。而且,無論是古籍的整理,還是文化史的研究,他都做出了巨大成績。魯迅承繼了樸學傳統,治學非常謹嚴,做了許多基礎工作,特別在輯佚、校勘、考證方面,都有重要的成果。如他對鄉邦文獻的蒐集,有《會稽群故書雜集》等;對小說資料的輯錄,有《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和《小說舊聞鈔》;對古人文集的校勘,有《嵇康集》等;此外,還有一些關於逸文、墓誌、碑銘的考證文字。他還收集過漢畫像磚和碑刻的拓片,編了目錄,只是由於條件的限制,生前未曾出版。他晚年還與鄭振鐸合作,選印了《北平箋譜》,翻印了《十竹齋箋譜》。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文化史料。在魯迅看來,古籍的整理,史料的收集和考訂,都是為研究工作服務的。他對小說史料的輯佚和整理,為他的小說史研究提供了基礎。他在中國小說史方面開創性的著述,至今仍被視為經典大作。
能夠代表魯迅學術最高成就者當數《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史略》將唐代以前散佚小說彙集成篇,述周秦至清末小說蛻變之大概。《古小說鉤沉》凡四部二十八篇:第一部為《漢書·藝文志》著錄的書,第二部為《隋書·經籍志》小說類著錄的書,第三部為《新唐書·藝文志》小說類著錄的書,第四類為雖不見於史籍,而漢唐人卻已引用者。
魯迅之所以著小說史,是因為“中國小說自來無史;有之,則先見於外國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中,而後中國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書之十一,故於小說仍不詳”。於是,他要“從倒行的雜亂的作品裡尋出一條進行的線索來”,這正是魯迅最基本的學術理念。因此,魯迅由整理“雜亂的作品”人手,繼而理清小說發展的脈絡,揭示小說發展演變的規律。《中國小說史略》敘述始於上古神話傳說,繼之以漢人小說、六朝鬼神志怪,然後是唐傳奇、宋志怪傳奇、宋話本擬話本,接著是元明講史,再及於明清各種章回小說,終至清末之譴責小說。《中國小說史略》奠定了魯迅作為小說史家的崇高地位。它的出版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阿英說:“中國的小說,是因他而才有完整的史書,中國小說研究者,也因他的《中國小說史略》的產生,才有所依據的減少了許多困難,得著長足的發展。”(《小說四談》)
學術研究貴在創新,魯迅在研究中每每都有自己新穎獨到的見解。他說:“如果使我研究一種關於中國文學的事,大概也可以說出一點別人沒有見到的話來。”這也是魯迅的一個重要學術理念。所訂,他對中國古籍“每每有新穎的見解,而且對於舊的觀點和封建的宗法社會傳統的倫理觀念常有敢於持異的勇氣”(馮雪峰:《魯迅生平及他思想發展的梗概》)。而反對人云亦云,因循守舊的研究作風,強調學術研究“要積累資料,要多看原書。你抄我的,我抄你的,那就是取巧”(劉大傑:《魯迅談古典文學》)。因此,他能“廢寢輟食,銳意窮搜”輯錄第一手小說史料,寫出第一......
老舍是怎樣評價魯迅的
老舍對魯迅評價很高,他說過:看看魯迅全集的目錄,大概就沒人敢說這不是個淵博的人。可是淵博二字還不是對魯迅先生的恰好贊同。
魯迅小說的特點
在“五四”白話文和文言文的尖銳對壘中,魯迅是第一個以白話寫小說的人。他以卓越的藝術語言,無以辯駁地證明了白話應該是民族文學的新語言。其小說中的語言簡約而不失豐腴、冷峻,含蓄又透著幽默。文章就其小說語言中的模糊語言、追問、瘋話作具體展開。
一.模糊語言
魯迅小說語言的模糊主要體現於語義的模糊
(一)語言磨稜兩可
《阿Q正傳》中:“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這裡“我們”指哪些人?“先前”是什麼時候?是一年之前還是幾年前?“闊的多”究竟有多闊?在此,阿Q用這種磨稜兩可的(模糊)語言來為自己壯膽,威壓別人,掩蓋他的心虛,體現了阿Q在精神上常處優勝的特徵。而魯迅寫阿Q這一人物形象正是為了暴露國民黨的弱點。
(二)語義的多義指向和暗示性
小說《藥》的結尾部分,“再往上仔細看時,卻不覺得也吃一驚;——分明有一圈紅白的花,圍著那尖圓的墳頂”這句話從字義上看,是寫了在王俞兒去逝以後,有人來祭拜他的墳墓。而實際上,小說在給人沉重之後,這一筆——革命者墳上的花環卻“顯出若干亮色”,透露了代表朝代性的革命的希望和力量。體現了模糊語言使文章含義比字面的表達更多,更豐富。
(三)言外之意
魯迅先生在創造中常在語言中有意識地留下“空白”或“未定點”,帶有“言外之意”,需要讀者自己發揮想象力來填充。
如《藥》中,老栓在為獨生子買藥的路上冷不了地聽到“哼,老頭子。”“倒高興……”隨後“幾個人從他面前過去了”。這高興到底是為什麼而高興呢?是老栓為能買到可以“治好”小栓的病的藥而高興?還是反革命者為殺了革命者夏俞而高興?而“那幾個人”又是什麼人呢?是湊巧而遇的路人?是革命者?是反革命者……
(四)語言中的避諱
避諱實際上是一種反映封建禮法的忌諱,主要分為國諱和家諱,它主要以改字法、空字法、缺筆法或改音法來回避。
如《祝福》中,“剛才,四老爺和誰生氣呢?”我問。“還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簡捷地問。“祥林嫂?怎麼了?”我又趕緊地問:“老了……死了?”這裡的“老了”是“死了”的意思。作者這裡用“老了”二字,就避免了觸犯了某種忌諱。
二.語言中的追問
小說《故鄉》中“閏土對我說:‘現在太冷,你夏天到我們這裡來,我們日裡到海邊撿貝殼去……管賊麼?……他不咬人麼?……我素不知道天下有這麼多……在水果店裡出賣罷了。’”文中通過“我與少年閏土的對話”,以“只看到院子裡高牆上的天空”的我的追問刻畫了活潑、勇敢的少年閏土,渲染了童年生活的美麗。而文章的後部分“阿!閏土哥,——你來了?……”“老爺!……”被生活壓迫了的閏土與回憶中海邊西瓜地上手持銀叉的小英雄的形象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以追問的語言來刻畫了中年閏土這個代表了當時千千萬萬被無情剝削的受苦農民的形象。
語言中的追問,還運用於《孔乙己》、《阿Q正傳》、《祝福》等。《孔乙己》中“他怎麼會來?……他打折了腿了。”……“後來怎麼樣”……“後來呢?”……“怎樣?”……“誰曉得?許是死了。”文章的主人公孔乙己是唯一的站著喝而又穿著長衫的人。他窮愁潦倒,卻死守著“讀書人”的身份,不肯脫下那件又髒又破的長衫,甚至流為竊賊,也還在聲辯“竊書不能算偷“。他深度受封建科舉制度的迫害。通過對孔乙己的悲劇性格的提示,抨擊了封建科舉制度對知識分子的戕害。
三.語言中的瘋話
小說《狂人日記》中,“早上,我靜坐了一會,陳老五送進飯來……吃了幾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魚是人……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依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這些話是出自一“狂人”之口,狂人的話似乎每句都是瘋話,但是狂人說的話裡又包含著許多深刻的道理。這裡,作者......
如何評價魯迅的《鑄劍》?
1、《鑄劍》主要是對專制暴君的進一步的鞭笞和嘲弄,同時又對宴之敖者乃至作者自身的清醒的自嘲。殘害百姓的專制暴君儘管已經在一場正義的復仇行動中喪命,但百姓們依舊木然地對著暴君的棺木跪拜不已;幾個“義民”更是“很忠憤,嚥著淚,怕(黑色人、眉間尺)那兩個大逆不道的逆賊的魂靈,此時也和王一同享受祭禮”。魯迅歌頌復仇,又質疑著復仇。魯迅的這篇小說原來存在著兩個調子:悲壯的與嘲諷的,崇高的與荒謬的。這兩種調子在小說中的相互糾纏,滲透,對峙,消解,起伏,激盪,表現了作者深廣的憂憤和內心的矛盾與痛苦。
2、《鑄劍》是魯迅歷史小說的代表,根據幹寶的《搜神記》中的《三王墓》改寫,原載1927年4月25、5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8、9兩期,題作《眉間尺》,副題是《新編的故事之一》。1936年1月,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故事新編》。
為什麼魯迅以筆為槍 打的卻是一些著名作家 如何評價魯迅
魯迅的主要成就包括雜文、短中篇小說、文學、思想和社會評論、古代典籍校勘與研究、散文、現代散文詩、舊體詩、外國文學與學術翻譯作品等。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產生了一定的的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佔最大領土的作家”。
正面評價
紀念魯迅120週年書畫展展出
毛澤東(無產階級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的民族英雄。”“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3]
金良守(韓國文學評論家):“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佔最大領土的作家。”[8-9]
法捷耶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Fadeyev,蘇聯作家):“魯迅是真正的中國作家,正因為如此,他才給全世界文學貢獻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他的語言是民間形式的。他的諷刺和幽默雖然具有人類共同的性格,但也帶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點。”他又評價魯迅為“中國的高爾基。”[146-147]
郭沫若(詩人、學者):“魯迅是革命的思想家,是劃時代的文藝作家,是實事求是的歷史學家,是以身作則的教育家,是渴望人類解放的國際主義者。”[148-149]
竹內好(Takeuchi Yoshimi,日本文學評論家):“魯迅是現代中國國民文化之母。”[150]
中性評價
胡適(現代思想啟蒙家):“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151]
王蒙(共和國前任文化部長,當代著名作家):“我們的作家都像魯迅一樣就太好了麼?完全不見得。文壇上有一個魯迅那是非常偉大的事。如果有五十個魯迅呢?我的天!”[152]
夏志清(美籍華人,著名文學史家):“大體上來說,魯迅為其時代所擺佈,而不能算是他那個時代的導師和諷刺家。”
負面評價
毛澤東特意為魯迅之墓所題 原件
成仿吾(無產階級革命家):“我們中國人有一種通病,小說流行的時候,便什麼文字都叫小說,這是很容易使人誤會的事情。作者是萬人崇仰的,他對於一般青年的影響是很大的,像這樣魚目混珠,我是對於他特別不滿意的。”
蔣夢麟(北京大學前任校長,現代教育家):“我所知道他的早年作品,如《狂人日記》、《阿Q正傳》都只為了好玩,舞文弄墨,對舊禮教和社會現狀挖苦諷刺一番,以逞一己之快。”[155]
王朔(當代作家):“我從來沒有覺得魯迅的小說寫的好,他的小說寫的過於沉悶。魯迅那種二三十年代正處於發軔期尚未完全脫離文言文影響的白話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讀起來總有些含混。”[156]
蘇雪林(現代作家):“魯迅的心理完全病態,人格的卑汙,尤出人意外,簡直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還夠不著。但他的黨羽和左派文人竟將他誇張成為空前絕後的聖人,好像孔子、釋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為真,讀其書而慕其人,受他的病態心理的陶冶,卑汙人格的感化,個個都變成魯迅,那還了得?”[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