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人講過這麼一則故事：有三個人去一家公司應聘高管，公司負責人問了他們同一個問題：“一加一等於幾？”第一個應聘者想都沒想，很乾脆地回答：“當然是二嘍。”公司負責人直接告訴他，你落選了；第二位應聘者想了半天，小心翼翼地回答：“應該是除了二的其他數字吧。”公司負責人沉吟半天，沒有表態；第三位應聘者，點頭哈腰地回答道：“您說是幾就是幾。”公司負責人大悅，說道：“公司需要的就是你這樣的人才。你明天可以來上班了。”
現實生活中不乏這樣的故事，官場更是如此。
現在的很多官員沒有搞明白，究竟是在以道事君——如同明朝清苑縣知縣唐成為了秉持自己的道“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而同當時的總理嚴嵩鬥智鬥勇；還是以色事君——自己的領導喜歡什麼就說什麼做什麼，而忘記了自己究竟是為了什麼而做官，從“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人民幣服務”！
歷史上的那些臣子
翻開中國的歷史，儘管歷代朝廷變遷更迭，但高階管理者歸納起來不外乎以下七種：名臣、大臣、忠臣、奸臣、賢臣、佞臣、具臣。
名臣最難做，幾千年來名垂千古的或許只有諸葛亮、王守仁、曾國藩等屈指可數的幾人。他們名望與實幹兼具，但後世評價也是譭譽參半。
次者是大臣，宦海沉浮依然不離治國之正道。何為大者？胸懷大，格局大，眼界高，正如宋代名士范仲淹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同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作為宋朝的大臣，范仲淹寫出了自己的心聲：是為了追隨道，而不是僅僅為了自己的身前身後事。
再次之，忠奸賢佞之臣，都是相對比而言，真真假假，只有留待歷史公論。但凡忠奸賢佞之臣，大多私心太重。忠臣和賢臣，由誰來定義？當然是自己標榜的。所以，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和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極其討厭所謂的忠臣和賢臣，認為他們或許是最大的奸臣和佞臣，是亂國之人。可即便是奸臣、佞臣，也都是頗具才學之輩，如宋朝大奸臣蔡京，文采斐然，其書法不遜於顏柳。還有明朝大佞臣嚴嵩，也是七巧玲瓏心。如果沒有足夠的智商與才能，如何能入得了皇帝的法眼，如何能競爭得過所謂的忠臣？只不過一類是假君子，一類是真小人罷了。所以，在周星馳主演的電影《九品芝麻官》中，主角包龍星的老爹在臨終前告誡包龍星：“清官只有比貪官還奸，才能鬥得過貪官！”
具臣，是一個很特殊的群體，他們在歷史長河中，不一定有名氣，但是他們絕對忠誠、絕對盡職盡責，但不會絕對服從。孔子認為仲由和冉有，只具備做具臣的資格。
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具臣是誰？首推海瑞。海瑞嚴格按照規定辦事，禁止各種名目的亂收費，並帶頭拒絕“陋規”和“常例”。正是因為有了他們，國家機器才能有條不紊地運轉起來，他們是一個國家的中堅力量。他們或許沒有名臣那麼高風亮節，或許沒有忠賢臣那麼清白無私，也沒有奸佞之臣那麼陽奉陰違，但他們踏踏實實，正如《西遊記》中的沙和尚，任勞任怨，絕不做昧良心之事。
現代企業需要什麼樣的臣子
在我們的企業，又何嘗不是如此？
作為企業老總，你是否想過，在你的小朝廷裡，哪些是名臣？哪些是大臣？哪些是忠奸賢佞之輩？哪些才是具臣？
不要奢望名臣，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大臣往往會讓你難堪，譬如唐太宗時的魏徵，經常惹得李世民憤憤不平。忠臣與奸臣是相互依存的，賢臣與佞臣是相互對應的，這些所謂的分類全在企業老總的內心，你愛聽真話，身邊的忠臣與賢臣就多；你愛聽好聽的話和假話，身邊的奸臣與佞臣就多。而具臣，往往是支撐起企業發展的中堅力量。
還有一些企業老總喜歡招收一些能吏。在他們看來，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能吏往往特別能幫公司賺錢。但這樣的企業掌舵者恰恰需要自省，你是否駕馭了能吏。就如《三國演義》中，喬玄對曹操的評價“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很多企業之所以很快消亡，往往不是能人太少，而是能人太多。能人多，給你的希望就多，會讓你的慾望很強。而當你的慾望與能力和資源不匹配的時候，你的公司就會分崩離析，這時，這些能吏很可能就成了亂世之奸雄，開始佔有你的財富，替代你的位置。
優秀的企業家，應該能夠讓企業小環境成為盛世，讓具有個人英雄主義的、具備奸雄潛質的人成為能臣，能夠讓忠賢之臣成為具有大胸懷的大臣，讓普通的員工成為具臣。所有的臣子之間，都是可以互相轉換的，關鍵取決於領導人本身的認知以及搭建的企業架構。有什麼樣的因，就會有什麼樣的果；有什麼樣的土壤和環境，就生長什麼樣的生物。這就是生態平衡。
不要以為西方的管理多麼先進，管理的本質，其實就是如何讓團隊成員千心萬心變一心，讓大家願意奉獻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並形成合力，不斷實現既定的企業目標。
而如何做到這些，就看企業領導者對自己臣子們的定義和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