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四七年樑思成先生任聯合國大廈設計顧問時，曾遇到過柯布。照片上四十六歲的樑先生面帶微笑與巴西首府的規劃及設計得尼邁耶並坐在主席臺當中，六十歲的柯布瘦削的身影立在樑的左側漠視前方。
樑先生出身於大家，在現代建築運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時，曾分別就讀於賓夕法尼亞大學及哈佛研究生院。隔了十年,同樣出身大家的貝聿銘同樣在這兩所學校讀過書.不同的是樑先生學成後回了國,創辦了東北大學及清華大學的建築系,成為中國建築學的奠基人.而貝則加入了美國籍,投身於現代建築運動,併成為西方著名的現代大師
樑從氣質上近乎於拉斯金的.
當他在朱啟鈐先生創辦的營造學社裡,含辛茹苦地對散佈於全國的古建進行勘探測繪時,便漸漸深醉於大屋頂的美麗.與同時代留洋歸國的建築師一樣,他也試圖把西方的現代技術與中國的古典形式相融合,想必不成功.據林洙女士回憶,樑對解放後所蓋的大屋頂越來越灰心,從而對現代建築戴大帽子的造型產生了質疑.這本是樑自覺地轉向現代建築的一次契機,然而政治的大帽子隨後落在他頭上.
……
正是這個時候,在中國開始了對樑的批判.一九五三年樑的大屋頂被認為是:再次向黨反撲,搞資本主義復辟,棲於中南海大屋頂下的某些人把標誌著封建王朝的大屋頂認定是資本主義復辟,又把赫魯曉夫時期的蘇式建築形式當成是中國社會主義形象,這無疑是雙重的荒謬.那是個錯把荒謬當奇蹟的時代.那是個創造了一大批奇蹟的時代.這種如今各大部院的老主樓就是這種奇蹟的石頭的史書.到後來蘇聯老大哥成了蘇修,由於國內經濟的崩潰,無力對業已聳立的大批蘇修式的建築形象進行修正.再後來一切皆納入階級鬥爭的主題中.
在鬥爭中樑日漸緘默.
一九七二年,樑思成先生永久地緘默了.
一九七二年,著名建築評論家詹克斯宣稱現代建築於這一年死亡.
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訪華,為西方與鎖閉的中國之間撕開一線互窺的小孔.
也是這一年,被譽為對政治具有聲納般敏感的貝聿銘已嗅出中國將面臨變化的氣味,隨後他以訪問團成員的名義到中國觸探風聲.這位被稱是除鄧小平以外在西方聲名最為顯赫的亞裔,儘管在西方學術界口碑不佳,卻以其傑出的建築能力以及更為傑出的政治手段成為第二代現代主義大師.在現代主義遭受後現代猛烈抨擊的年代,貝一直以現代建築最後的中堅衛士自居.恰逢其時,貝接手了香山飯店的設計.
中國開放的初期,確實需要這樣的現代大師作指導.因為歷史不曾造就出中國的現代大師,我們就輕易忘記了貝的美國籍,把他當成是中國自己的北斗加以拱仰.貝心底卻不曾把自己看作中國人,儘管在政治口吻上他如是表白過他的中國心.
據《貝聿銘傳》的作者邁克爾介紹,在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二年承建香山飯店期間,貝可能從來沒有像那段時間那樣感到自己是那麼美國化.貝最大效率地運用他的美籍與華人的雙重身份.後來密特朗總統欽點貝為盧浮宮擴建的建築師,也是看中了他的這種雙重身份,此舉一方面討好了美國,一方面又避開了法國人對本土美國人武斷的厭惡感.貝聿銘在西方一直以中國滿清貴族的持久耐心及優雅的舉止消除了他們對華裔的鄙視,在中國又以強權的背景表現出他作為美國人的武斷.在盧浮宮擴建遭致整個巴黎人的反對時,貝走在巴黎大街上遭人唾面仍保持著他滿清貴族的笑容,而在香山工程上面對中國官員卻失去耐心.貝破天荒地起桌子.事後貝得意地說:中國的官僚們嚇呆了,但突然之間,我得到了我想要的東西.
“中國的官僚們”從不曾給予過此前樑思成那一代或此後“奪回古都風貌”時期的中國建築師如貝萬分之一的權力與信任，就算對貝聿銘自己的建築生涯來說，恐怕在香山設計上獲得的權力也是罕見的。貝斷然拒絕了共和國為他提供的在紫禁城周圍的一系列可供選擇的場地而自擇了香山這塊敏感地帶，“官僚們”同意了;貝僅僅為給飯店裡一個小型水泥廣場增姿而提出將雲南石林的二百三十噸尖柱形岩石橫穿大半個中國運到香山，中方兩位官員也首肯了。貝在盧浮宮擴建工程模型遭致反對時，曾特製了足尺模型以消除敵意。而在香山飯店，從構思到設計至模型製作意是在連中國的主管官員也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完成的。
一九七九年復活節，模型終於運到北京，展現在五十多位中國官員們面前的是座意外而又熟悉的南方園林與民居的雜和體。這一天貝在香山寄託了他對業已充公的蘇州貝傢俬園的哀思;這一天貝首次復活了他建築生涯中一直抗爭的後現代主義。隨後，僅僅跨過半條國界，貝就在香港中銀大廈設計中恢復了他現代主義中堅衛士的面貌。到貝退休為止，香山飯店成了他整個建築生涯中唯一的非現代建築。
事後在國際建築界他稱：“記住我，但不是把我當成一位後現代主義者，而是給現代主義帶來新的生命力，並把它在原先位置上提高了一級。”事實上，香山飯店大大討好了當時美國最具權威的後現代主義大師約翰遜，最終使他獲得飽含後現代主義水分的一項金獎。
對中國建築界他又宣稱：香山飯店“將是一種能被全國各地的建築師以多種途徑加以再現的方式”，那是形成一種嶄新的中國本土建築風格的唯一手段，這就是中國建築復興的開端。”十幾年過去了，中國的建築師們或是沒有能力如貝聿銘所號召的“以多種途徑”復興中國建築，一些頭腦敏銳的人不失時機地轉向早已正名的樑思成先生。
在樑對現代建築加上大屋頂的做法產生質穎的時間過去了三十年之後，中國建築界的佼佼者們仍然能夠跨過漫長的政治歲月，各自挑選恩師樑思成先生更早時期的片斷口碑，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以鋼筋混凝土鑄飛檐斗拱的現代大病竟賽，最優秀的幾位理所當然地被譽為建築大師。至於建築大師之前應冠以怎樣的定義成了難題，幸而也無人追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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