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自卑走向成功的事例
自卑是自己的影子,當我們頭頂一輪自信的太陽,自卑就在我們的腳下蕩然無存。以下是小編分享的,一起來和小編看看吧。
篇1
十幾年前,他從一個僅有20多萬人口的北方小城考進了北京的大學。上學的第一天,與他鄰桌的女同學第一句話就問他,“你從哪裡來?”而這個問題正是他最忌諱的,因為在他的邏輯裡,出生於小城,就意味著小家子氣,沒見過世面,肯定會被那些來自大城市的同學瞧不起。
就因為這個女同學的問話,使他一個學期都不敢和同班的女同學說話,以致一個學期結束,很多同班的女同學都不認識他!
很長一段時間,自卑的陰影都佔據著他的心靈。最明顯的體現就是,每次照相,他都要下意識地帶上大墨鏡,以掩飾自己內心的恐慌。
二十年前,她也在北京的一所大學裡上學。
大部分日子,她也都在疑心、自卑中度過。她的一張18歲時候的照片,看起來比現在30多歲的她還老。她疑心同學們會在暗地裡嘲笑她,嫌她肥胖的樣子太難看。
她不敢穿裙子,不敢上體育課。大學結束的時候,她差點兒畢不了業,不是因為功課太差,而是因為她不敢參加體育長跑測試!老師說,“只要你跑了,不管多慢,都算你及格。”可她就是不跑。她想跟老師解釋,她不是在抗拒,而是因為恐懼,恐懼自己肥胖的身體跑起步來一定非常非常的愚笨,一定會遭到同學們的嘲笑。勵志一生 可是,她連向老師解釋的勇氣也沒有,茫然不知所措,只是傻乎乎地跟著老師走。老師回家做飯去了,她也跟著。最後老師煩了,勉強算她及格。在一個電視晚會上,她對他說,“要是那時候我們是同學,可能是永遠不會說話的一對。你會認為,人家是北京城裡的姑娘,怎麼會瞧得起我呢?而我則會想,人家長得那麼帥,怎麼會瞧得上我呢。”
他,現在是中央電視臺著名節目主持人,經常對著全國幾億電視觀眾侃侃而談,他主持節目給人印象最深的特點就是從容自信。他的名字叫白巖鬆;她,現在也是中央電視臺著名節目主持人,是完全依靠才氣而絲毫沒有憑藉外貌走上中央電視臺主持人位置的。她的名字叫張越。
篇2
一個人是否富有,亦視乎閣下的主觀意願。1973年我老曹與現已故的香港女首富龔如心曾來往頻繁因為當年華懋集團支援牛奶公司對抗置地公司收購,常聽她哭窮。當時我以為她說笑,今天才明白“100萬元最有錢,1000萬元最風光,2000萬元開始感覺自己貧窮,擁有一億元的人最自卑”的道理。
以1973年香港的生活水平來說,如果你擁有100萬元,日常生活已無憂、吃的穿的什麼都不缺,還不感覺自己最富有嗎?到閣下賺到1000萬元的時候,可以負擔得起買鑽飾、名錶、名車,更可在朋友間炫耀一番,自然感覺最風光。
不過,當你賺到2000萬元的時候,便可能進而想擁有價值億元的豪宅、新款的遊艇,但身家數千萬元實在什麼也不夠買,感覺上窮得要命。到你真正進身上流社會之後,更會發覺在一眾千億富豪面前,身家剛過億的你,根本連頭也抬不起來,自信心直跌谷底。
1973年的時候,龔如心的身家約40億港元,相對於她腦海中想收購牛奶公司的計劃等,又真的不大夠用。龔如心一生儉樸,可能是因為她真的覺得自己很窮。
篇3
每次翻書,看到寫書的人自我介紹的部分,心裡就忍不住納悶—— 這些傢伙,除了從一個大學畢了業、再從一個研究所畢了業、再進了另一個大學去教書之外,他們這輩子就什麼好玩的事都沒發生過嗎?
對很多愛寫書的學者來說,事實的真相,恐怕正是如此—— 他們的人生,除了分別用a大學、b大學、c大學來當座標之外,的確沒有更理想的標點符號了。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些人會這麼心甘情願、理直氣壯、與有榮焉地,勇敢地把以大學為座標的人生地圖,公佈在大家的面前,一定是因為—— 這麼幾所大學的名字,總能夠代表或證明些什麼吧?
是啊!大學的名字,到底能夠代表些什麼?
我有位好朋友,是美國哈佛大學的博士。他在愛情上過得不順利,大家就總會努力幫他找些合適的物件。
可每次到了要安排見面的時候,他就會很乾脆地回絕:“算了,人家不會對我有興趣的!”
這時必定有人會加油打氣:“沒興趣?!你是哈佛的博士哎!怎麼可能沒興趣?!”
我這好友就必定會回答:“哼!博士又怎麼樣?!哈佛又怎麼樣?!”
大學不對勁
我自己從一進大學開始,就覺得這個地方不對勁!不對勁的,是我遇到的大部分學生,還有大部分老師,都不知道大學到底是幹什麼的地方。
我的同學,多半表現的態度是:大學,是人生第一次沒有人盯在後面管的地方。
我的老師,多半表現的態度是:大學,是老師唯一不用盯在後面管的地方。
這並沒什麼不好,不過,我會感到不對勁,是因為這種“大家不管大家”的局面,竟然就是“大結局”了。
你被當掉也沒人管,你不好好教書也沒人管。連人格展示的機會都沒有,更不用說人格的養成了。你有機會展示的,是打桌球的技術、避孕的花招、擺地攤的口才。
偏偏我認為,大學的一項重要目標,應該是養成人格,而不只是“養人”而已。
大校的風範
我在向好萊塢周邊的學校索取研究生申請書的時候,就開始發現各校不同的理念。
拿我後來進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來說,我發現他們在篩選時,並不重視拍電影方面的經驗,而是以你的創作潛力做最優先的考量。
這種標準,使得我入學後,發現同班的研究生,具備了各式各樣的有趣背景——有唸經濟系的、有念法律的、有念人類學的。
加州大學這樣做的企圖很明顯——拍電影這件事,應該登得上學術殿堂,但你從創設期開始,就必須構思:如何擴大電影人的視野,如何使電影的人文基礎更深厚,如何使一家電影攝製的研究所,不至於落為“職業訓練班”?
在加州大學的求學過程,還讓我見識了各式各樣的大校風範:像天方夜譚般請到影史上第一大師奧森威爾斯駐係指導;或者是全力協助學生實現自己不知多古怪想法的教學態度;或者是以制度逼迫學生必須擔任電影業中各類職位,並與所裡各色人等共事的強硬原則。
我的性格,受困於體制的可能,遠超過受惠於體制的可能。可是在加州大學的體制下,我很紮實地受了惠,因為那個體制,是一個敦促人良性競爭、成全人自我實現的體制。
大學之所以能“大”,大學之所以能“學”,都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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