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書收藏的知識

　　在各種收藏門類中，古書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那麼是什麼呢?下面是小編為你整理的，希望對您有用。

　　按照圖書所有者性質的不同，中國歷史上藏書系統可分為四類：官藏***即國家藏書***、私藏***即私人藏書***、書院藏書和寺院藏書。

　　有確切記載的我國的國家藏書起於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國家圖書館館長，當時館長稱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國家藏書處稱為“石室”。漢代初年，廣徵圖書，並設立六處公藏圖書處，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閣、廣內和祕室。三國魏國設有祕書、中、外三閣國家藏書處，晉沿魏制，國家收藏圖書歸蘭臺和祕書兩處。到隋唐兩宋，國家藏書更加豐富，但卻因朝代的更疊或意識形態的原因，而使國家藏書受損。到元代，先崇道貶佛，後崇佛貶道，將《道藏》大統《玄都寶藏》連書帶版全部焚燬，以至今日，元《玄都寶藏》只有一二頁殘片留於世間。明代是中國古代藏書的一個興盛時期，不只國家藏書，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書、刻書，從屬性上講，藩王藏書也是介於官藏與私藏之間的一種藏書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國藏書——不論公藏、私藏——的黃金時代，其藏書規模及其藏書研究都遠勝於列代。

　　書有水、火、兵、蟲“四厄”。隨著時代的發展，越古的書收藏難度越大，故善本的範疇也隨之後延。清末藏書家葉德輝說：“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國朝收藏家並重元明本。”從而說明了歷代藏書的範疇。

　　在中唐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初，主要用於印刷佛經、字書和曆書等。到北宋，印刷書才逐步取代抄本、寫本而成為書之主流，於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寫本就成為宋人眼中的古書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傳至今已近絕跡。上世紀初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見晉唐之珍籍，這些珍本今日仍有機會收藏到，有實力的朋友，當然應當買這些遺珍。

　　至明代中葉，宋版書就已經是清中藏書家追求之物了，雖然宋代刻書達數萬種，但到這時就稀見難得了。由於宋人刻書態度嚴肅，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紙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氣息濃厚，自然成了明代藏書家珍藏之物。當時官府藏書也大增，明正統六年，楊士奇查勘文淵閣藏書，編出《文淵閣書目》，著錄了圖書43200餘冊，7000餘種。可惜政府藏書疏於管理，到萬曆三十三年再查文淵閣藏書時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戰爭，這些藏書基本上全部毀失了。

　　私人藏書在明代大為興盛，明開國之初分封藩王，他們由於不掌兵權，再加上皇帝賞賜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熱心於藏書活動，如周王朱和寧王朱權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祕本，尤其朱五世孫朱睦桔收購了山東章丘李開先的藏書，在開封築萬卷堂，成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書家。

　　明代有名的藏書家有數百人，對後世影響較大的也有十餘家，尤其私家藏書樓的興起，使得私家藏書更加規範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蘿山房，藏書8萬卷以上，葉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稱，藏書22700卷。葉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書章，章文是：讀必謹，鎖必牢，收必審，閣必高。子孫子，惟學，借非其人，亦不孝。範欽的天一閣，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於家鄉鄞縣建天一閣藏書樓，藏書7萬餘卷。天一閣至今儲存完好，為我國儲存至今最古老的藏書樓。明代其它著名的還有胡應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鄴的澹生堂、毛晉的汲古閣、錢謙益的絳雲樓等。

　　清代是中國古代藏書的鼎盛時期，無論公藏私藏都發展到了頂峰。清初皇帝對文化事業十分重視，除翰林院、國子監有大量藏書外，內府也分別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實錄、玉牒與《大清會典》;昭仁殿專收宋、金、遼、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書均存於此。尤其為後世藏書家所追求的是“天祿琳琅”藏書。天祿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書處，專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國年間，這些書被宣統挾帶出宮，有些流散到民間。這些書在宮中都進行了重新裝潢，五色織錦封面，宣綾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祿琳琅之物的特殊處，因其在每冊書的封面和封底襯頁上都鈐上“古稀天子之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天祿琳琅”、“天祿繼鑑”等五方玉璽，稱之為“乾隆五璽”。天祿琳琅之書大部分都存在故宮、國家圖書館和臺灣圖書館，留在民間的已如星鳳，藏書家見之自當珍惜機會。

　　清代的私家藏書更是藏書史上的黃金時代，出現了幾百位藏書大家，如吳騫、孫星衍、汪憲、汪啟淑、鮑廷博、盧文、朱彝尊、盧址、徐乾學等。尤其著名的大藏書家黃丕烈，他的藏書觀點開一代風氣之先，經他手批跋之書成為後世藏書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書樓的出現，尤其是其藏書觀念，對後世影響深遠。

　　民國藏書無論從藏書方式還是藏書理念，都是清代的餘續，也產生了多位大藏書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鐸、周叔等，他們仍然是按照傳統的方式來藏書，但是他們在藏書的分類方式上有許多新觀點，可供今日藏書者借鑑。有興趣深入探求藏書真諦的書友，可讀一些他們所著的版本學、目錄學和校勘學方面的專著。

　　古今善本觀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學術思潮，隨著時代的變遷，善本書的範疇也在發生著變化。從西漢到清末，中國總計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這期間，總計出版了181755部各類書籍，合2367146卷。這些典籍歷經各種磨難，留傳至今約有不足8萬部。又由於歷代的翻刻和改刻，又產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內容、學術價值、藝術價值和文物價值皆佳的善本才極具收藏價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書選擇的關鍵。

　　朱弁在《曲消舊聞》中寫道：“宋次道家藏書，皆校讎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為善本。”葉夢得《石林燕語》：“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書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從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認為精加校讎的書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續宋之善本標準。清末張之洞從讀書角度談出自己的善本觀：“善本非紙白版新之謂，謂其為前輩道人用古刻數本，精校細勘，不訛不缺之本也。善本三義有三：一曰足本***無缺卷、未刪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舊本***舊刻、舊抄***。”當時的舊刻、舊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藍格抄本。

　　建國以後，國家組織專家編撰《全國善本書總目》，制定了《全國古籍善本書總目收錄標準和範圍》，將善本標準歸納為“三性九條”。雖然有些專家對此有不同看法，但對藏書者來說，這種規定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故錄全文如下：凡是在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和藝術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價值的，應是善本。具體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寫的圖書;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傳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國及歷代農民革命政權所刻印的圖書;5、辛亥革命前在學術研究上有獨到見解或學派特點，或集眾說較有系統的稿本，以及流傳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時期、某一領域或某一事件資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傳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學者親筆批校、題跋、評論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國古代印刷技術發展，代表一定時期技術水平的各種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較精版畫的刻本;9、明代的印譜，清代的集古印譜，名家篆刻的印譜***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親筆題記的***。

　　清版

　　傳統意義上的藏書以收藏善本古籍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時期或者不同的取捨而有所區別，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傳較少、藝術價值和文獻價值高等幾個方面，但同時善本古籍的市場價格也隨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較高的鑑別水平，還需要相當的經濟條件。除善本以外，藏書界還將流傳較廣、年代較晚或者存世量較大的古籍習慣上稱為“通行本”。通行本這一稱謂的歷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詞以後就相應而生了。不同的時代對通行本的定義也不盡相同，明清時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為了善本。近代的藏書界將清代乾隆朝以後刊刻的一些書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統稱“通行本”，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據清末張之洞的說法，當屬於善本求之難得，退而求其次。實際上清代中期以後有很多藏書家，將私藏宋元祕本翻刻成書，又稱覆刻本或者影刻本。這其中相當多的書籍不但內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儲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風貌，只是生產年代較晚，流傳廣泛，歷來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內容。其中如黃丕烈刻宋嚴州本《儀禮鄭注》、翁方綱翻刻本《淳熙隸韻》、阮元影刻《古烈女傳》、嘉業堂刻本《史記》等，一直為藏書家所珍愛。清代的翻刻本，目前市場價格大約二三百元一冊，價格適中，很有收藏潛力。目前有些拍賣行中經常推出此類拍本，似當引起重視。

　　清代中期以後，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逐漸向中國傳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過傳教士途徑得以輸入。在上海土內灣一帶***即今日的徐家彙***，開始使用德國海德堡的石印技術，最初是用於印刷宗教宣傳品，後為上海點石齋等書肆用來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閣英雄譜》等。石印技術是採用近代的油水分離法原理形成的一種新的印刷方法，不僅印刷週期短、生產效率快，而且有的由於採用照相製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價格低廉，深受當時學人推崇，很快得以風行。清末刊行的石印書籍，大部分採用手工紙，單面印刷，為了降低成本，往往開本很少。這類書中如《點石齋畫報》、《芥子園畫譜》等印製精美，藝術價值並不低。值得一說的還有清末曾用石印技術印刷過一批開本較小的微型書籍，如《四書備旨》、《五經》等，大不盈寸，可握於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書由於產量大，且歷來為藏書家所不取，至今價格仍然很低，不過二三十元一冊。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細的宣紙印刷。製作精良，有些內容也很有參考價值，加之此種石印技術今日也基本廢而不用，估計此類書籍今後升值空間樂觀，一般初入藏界的書友，不妨從此入手。

　　清代刊刻發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但究其主旨，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書坊刻本三大範圍。坊間刻本是民間書坊業的出版物，此類作品由於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為坊刻但情況差異很大。由於坊間書業大部分以逐利為目的，所刻書籍一般粗糙者較多，且彼此翻刻、校對不精，因此歷來不為藏書界所重。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蘇州等地有些書坊，工匠水平較高，其中如蘇州江氏又曾於清晚期開設文學山房，用木活字排印書籍，被稱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齋於宣統時曾刻有《文美齋詩箋譜》，套色豐富，刀法精妙，是為清代版畫的終結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說。以地方官署而言，由於行政設定不同，又有府、州、縣各衙門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別說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類刻本多為“官箴”或者“則例”、“章程”三類，內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於各地物料不同，組織各異，作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歷史，頗具文獻價值。關於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組織的，當屬官刻本的延續，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圖振興經義，講求國文傳統，訪求造書，詳加精校，刊刻成書以為惠取士林。此種官書在清末仍有數十家，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謂獨樹一幟。另外還有一些“書局”，則為地方新興出版機構，有些介之於官民之間，有些全系民間出版機構，如北京的開智書局、四川的錦江書局、上海的同文書局等等，這類書局，實際上已經取代了傳統的書坊，成為了中國近代新興出版業的前身。由於書局的情況複雜，對“局本”的評價歷來也很有區別，但目前市場“局本”書籍價格僅為每冊二二百元，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內容詳實、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書友如果對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者會有不少收穫。

　　鴉片戰爭以後，洋務運動興起，清代政府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這一時期，各地翻譯引進了大批的西方政治、法律、科學、文化作品。最初由北京同文館發端，由西洋傳教士主持，中方人士協助，由官方組織出版了大量的國際法學作品，如美國傳教士丁冠西翻譯的《萬國公法》、《公法會通》等，此後上海的製造局，在英國傳教士傅蘭雅主持下翻譯了《法律醫學》、《化學鑑原》、《英國水師章程》等等。此後外國政治、法律和科技書籍的翻譯出版形成一種熱潮，舉國上下紛紛效仿。其中較為重要的有嚴復主持翻譯的《法意》、張相文翻譯的《契約論》等。甚至還出現了林琴南翻譯的《黑奴籲天錄》等一批文學作品。這期間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書籍被介紹到中國。在所謂“格致救國”的口號下，北京和上海還陸續出版了一些以宣傳西學為宗旨的雜誌，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中西聞見錄》和上海格致書局出版的《格致彙編》最有影響。這類書籍不但宣傳了西方的科學與文化，而且印刷製作也有很多更新之舉，其中有以傳統技術雕版印刷的，也有采用石印技術印刷的，甚至還出現了鉛活字排印和銅版插圖技術。但可惜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而且又因其具有較高的文獻研究價值，百年以來，被各種公私圖書館網羅了大半，但近來市場上也偶可見到，其價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但往往一露面即為藏界必得之書，可見識貨者頗多矣。

　　除了通行本之外，還有一些地方的書坊、刻字店、學校、寺廟甚至私人還刻印了大量的學生識字、講評經義、唱本小曲和一些陰陽數術及勸善公德之類的書籍。有人將此統稱為“俗本”，此類書籍內容俗敗，刊刻粗糙，收藏價值不大，目前在各地舊貨市場上，經常可以見到此類“俗本”，往往已經無數淘選，幾成書渣。對於這種“俗本”，初涉收藏的可選來作為“樣品”，但隨著藏書經驗的豐富，對“俗本”的認知也會逐漸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