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時期的大躍退

　　明朝時期出現大躍退，商賈之家不準穿綢紗，這是怎麼回事?趕緊和小編一起來看看吧，希望能夠解答您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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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代歷史上絕大多數統治者都重農抑商，但宋朝開國就對工商業經濟十分重視，這也使宋代的社會經濟文化獲得了空前繁榮。宋神宗時任用王安石變法，將商業化社會的建設推向了高峰。明代的財政經濟政策具有連貫性，它由明代開國君主朱元璋一手設計，可稱為“洪武型”財政經濟政策。其特點是徹底放棄商業化的努力，財政經濟退回到以廣大小農經濟為基礎，可以說是宋朝政策的“大躍退”。

　　朱元璋痛恨王安石變法，他曾說：“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他的“改制”的基本精神就是重農抑商，以最落後的經濟部門——廣大農村為財政稅收之基礎，將大帝國建築在小農經濟之上，厲行節儉，注重均平。明朝統治者打擊工商業，商賈之家不許穿綢紗;百姓不許航海，對外貿易以進貢名目由禮部掌管。朱元璋又連興大案，打擊富豪，“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這樣就確立了全國小自耕農為主的基礎，保證了帝國農業自然經濟的本位。

　　這就意味著政府不再發展商業，不再追求用提高社會生產和流通的效率來增加社會財富，而是完全回到小農經濟時代。這樣的經濟就只能在數量上膨脹，而沒有效率和質量上的實質性進步了。這樣做政治上確實簡化了，有利於中央集權和政治控制，但文明也幾乎處於停滯狀態，有的只是王朝的迴圈。自此，全國變成無數個村莊之集合，全國經濟成為一個龐大的扁平體，除了千萬個小農家庭，就是統治者。民眾直接面對國家，沒有獨立性的中間團體的阻隔，沒有中層的商業代理機構及各種審計、會計機構的監督，也沒有適當的司法程式來維護，政府機構又由一班文學之士來主持，對地方的人戶、田土、物價等實際情況很難做到切實瞭解。

　　晚明時期，中國的商業經濟又有較顯著的發展，被許多人稱為“資本主義萌芽”，但儘管如此，晚明在商業化方面仍遠不及宋代。明代整個“鑄錢當不出千萬貫”，僅相當於北宋兩年的鑄錢量。政府在摒棄商業化管理手段、將社會組織機構儘量簡化的情況下，面對越來越繁複的社會事務，找不出恰當的技術手段來處理，就對道德紀律、意識形態進行空前強化。以現代眼光來看，明代本該用技術手段如民商法律來解決的問題，都統統歸結到道德價值上去，用簡單的道德信條如尊卑、長幼、男女來解決問題，以道德代替了法律。

　　明帝國政治徹頭徹尾地文人化，處處以道德倫理相標榜，這樣以道德立國的社會，其專制、虛偽、不切實際的程度也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的高峰。可以說，這正是明代全面離棄技術，以道德代法律的必然結果。

　　明朝經濟狀況簡介：

　　農業

　　明代中後期，農產品呈現糧食生產的專業化、商業化趨勢。江南廣東一大片原來產糧區由於大半甚至八九成都用來生產棉花甘蔗等經濟作物而成為糧食進口區，其它一些地方則靠供給糧食成為商品糧食出口區。

　　長江三角洲一帶是當時桑、棉經濟作物和手工業最發達的地步，常思患糧食不足……區域內調劑甚繁。但整個區域仍有不足，須由湖北，江西，安徽運入，所謂“半仰食於江、楚、廬、安之慄”。

　　一般糧食作物的種植，主要有稻、麥、粟、樑、黍、菽等多種穀類;某些本來可以自給的區域，由於手工業的發展，非農業人口的劇增，或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的不斷擴大，使本地生產糧食不能滿足需求，因而每年需從外地輸入大量糧食。

　　不少土地主縉紳也逐步將資金投向工商業，“富者縮資而趨末”，以徽商、晉商、閩商、粵商等為名號的商幫亦逐漸形成，並在一定地區和行業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農業人口轉為工商業者的數量急增。

　　工商業

　　明朝無論是鐵、造船、建築，還是絲綢、紡織、瓷器、印刷等方面，在世界都是遙遙領先，產量佔全世界的2/3以上，比農業產量在全世界的比例還要高得多。明朝民間的手工業不斷壯大，而官營卻不斷萎縮。

　　明朝以較短的時間完成了宋朝手工業從官營到私營的演變，而且變化得更為徹底。迄至明朝後期，除了鹽業等少數幾個行業還在實行以商人為主體的鹽引制外，一些手工業都擺脫了官府的控制，成為民間手工業。

　　晚明時中國民間私營經濟力量遠比同期西方強大，當英國商人手工場業主擁有幾萬英鎊已算鉅富時，明朝民間商人和資本家動用幾百萬兩的銀子進行貿易和生產已經是很尋常，鄭芝龍海上貿易集團的經濟實力達到每年收入數千萬兩白銀，當時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根本無法與之相抗衡。

　　城市化

　　在商業都市的發展規模、人口城市化狀況和市場化程度方面：16世紀的歐洲城市規模較小，1519年至1558年時期，擁有2萬至3萬人口即可稱為“大城市”。從城市規模和人口比例看，晚明中國的城市化程度反倒稍高一些。據伊懋可的資料，中國城市人口在明朝末年佔到總人口的6%至7.5%。據曹樹基的估計，1630年時中國城市化率已達到8%。

　　人口

　　明代戶口峰值出現在晚明，但對於具體時間與人口數，不同學者有不同說法。易中天認為明末人口六千餘萬;趙文林、謝淑君認為明朝於1626年達到人口峰值，實際人口大約一億人左右;王育民認為萬曆年間明朝人口達到峰值，實際人口在1.3億人至1.5億人之間;何炳棣認為1600年實際人口達1.5億;葛劍雄認為1600年明朝實際人口大約有1.97億人;曹樹基認為1630年明朝達到人口峰值，實際人口大約有1.9251億人，1644年實際人口約有1.5247億人;而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則認為1600年明朝實際人口大約有1.6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