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電視健康節目發展歷程與現狀調查
General 更新 2024年11月15日
摘要：健康傳播自古以來就在人類大眾傳播中佔有獨特的地位，隨著電視技術的進步及其媒介能力的凸顯，電視自然成為健康傳播最主要的渠道。本文以我國電視健康節目為研究物件，從健康傳播的視角對其進行觀照，首先從健康訴求、傳播能力和社會參與的角度對我國電視健康節目的發展歷程進行梳理，進而對我國電視健康節目的現狀進行討論與分析。
關鍵詞：電視健康節目 健康傳播 健康訴求 傳播能力
隨著人們生活品質的提高和媒介技術的進步，健康資訊的媒介化傳遞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1999年教育部一項《世紀之交中國城鎮電視觀眾需求變化及其對策》的調查報告顯示擁有“潛在收視群”（指對某一節目收視心理潛在的意願，廣義上可能成為目標受眾的觀眾）第一位的節目就是科教健康衛生節目，高達40.6%，法制、娛樂等節目排在後面。①我國《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主要結果》也指出，在15歲及以上調查人口中，47.2%的人能自己主動獲取健康保健知識，其中主要來自大眾傳媒。②
我國電視健康節目的發展歷程
健康傳播與電視媒介的結合催生了“電視健康節目”（本研究中所指的“電視健康節目”是指具有固定欄目名稱，通過電視臺在固定時段定時播出，且每週播出次數不少於一次，以傳播健康知識、健康生活理念等健康資訊為主要內容的電視節目），從最初的青澀探索到如今的遍地開花，電視健康節目走過了一條蜿蜒向上的發展歷程，筆者試從影響大眾健康傳播效果的三個因素，即健康訴求、傳播能力、社會參與三個維度反觀我國電視健康節目的發展歷程，並將其梳理成以下三個階段：
電視健康節目萌芽期（改革開放後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早在20世紀60年代，中央電視臺就開辦了國內第一個電視健康節目《衛生與健康》，進入80年代，隨著電視媒介傳播能力的增強，各省、市級電視臺相繼開始了醫療科普節目的嘗試，如上海電視臺《健康與長壽》、河北電視臺《幼兒保健》、山西電視臺《衛生與健康》都是這一時期較有影響力的電視健康節目。雖然由於政府的大力提倡，《衛生與健康》等欄目受到了長期重視，但總的來說，由於這一時期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還不高，健康意識和健康訴求普遍不強烈，主動接觸媒介的參與性還不強，電視健康節目還沒有進行系統的受眾研究，因此節目水平比較有限，普及率也不高。
電視健康節目探索期（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2003年非典之前）。進入20世紀90年代，我國電視健康節目在市場化浪潮下進行了有效的市場化探索，“受眾為本”成為這一時期電視健康傳媒的普遍共識，同時，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提高和加入WTO，人們的健康訴求、社會參與度和接觸媒介的主動性普遍提高，以不同年齡、職業和經濟水平等為特徵的“分類受眾”開始形成。廣西電視臺《健康一生》和北京電視臺《健康生活》都從“分眾”的角度進行定位，前者將目標觀眾定位在“30歲以上，尤其是事業有成、開始關注自身健康的人群”，後者則確立為“一檔面向中老年受眾的服務類健康節目”。③
與此同時，隨著電視傳播能力的增強，電視人開始了在健康傳播領域更新穎的探索，1996年7月，中央電視臺《健康之路》開播，每期一個健康話題，邀請醫學專家在電視熒屏上為觀眾釋疑解惑、普及健康知識。這種被形象地稱為“專家電視坐堂”的節目樣式，成為日後國內電視健康欄目最常見的模式。2000年《健康之路》又大膽地把“直播”植入節目，加入了與觀眾現場即時互動，收視率一路攀升，成為中國電視界最具影響力的健康品牌欄目之一。同期湧現的較有影響力的電視節目還有：中央電視臺《中華醫藥》、北京電視臺《健康生活》、重慶電視臺《健康人生》、河北電視臺《健康廣場》、山東電視臺《健康》及甘肅電視臺《健康之友》等。④
電視健康節目發展期（2003年“非典”至今）。2003年的“非典”引發了傳媒信任危機，它讓人們開始關注大眾傳媒與健康間的關係，同時也喚醒了被人們長久忽視的健康意識，隨之發生的幾起公共衛生突發性事件，使得人們的健康訴求和社會參與度進一步增強，電視健康節目也在這一時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和動力。這一時期較有影響力的節目有：中央電視臺《健康之路》、中央電視臺《中華醫藥》、中央電視臺《健康早班車》、北京電視臺《養生堂》、天津電視臺《健康大學堂》、遼寧電視臺《健康一身輕》、吉林電視臺《吉林衛生》、黑龍江電視臺《天天見醫面》及海南電視臺《養生新概念》等。
筆者對2010年7月中國大陸各地衛視和省級及省級以上電視臺（普通話頻道）進行調查，共統計出符合研究要求的電視健康節目38檔，構成這些電視健康節目的資訊流主要有三種：（1）健康+資訊：有關疾病、亞健康、養生等方面的資訊。如中央電視臺《健康之路》、遼寧電視臺《健康一身輕》等。（2）健康+尋診導藥：以導醫導藥、就醫指南為內容。如吉林電視臺《吉林衛生》、安徽電視臺《人與健康》等。（3）健康+傳統文化:中醫養生和傳統文化的整合傳播。如《養生堂》、《中華醫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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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電視健康節目 健康傳播 健康訴求 傳播能力
隨著人們生活品質的提高和媒介技術的進步，健康資訊的媒介化傳遞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1999年教育部一項《世紀之交中國城鎮電視觀眾需求變化及其對策》的調查報告顯示擁有“潛在收視群”（指對某一節目收視心理潛在的意願，廣義上可能成為目標受眾的觀眾）第一位的節目就是科教健康衛生節目，高達40.6%，法制、娛樂等節目排在後面。①我國《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主要結果》也指出，在15歲及以上調查人口中，47.2%的人能自己主動獲取健康保健知識，其中主要來自大眾傳媒。②
我國電視健康節目的發展歷程
健康傳播與電視媒介的結合催生了“電視健康節目”（本研究中所指的“電視健康節目”是指具有固定欄目名稱，通過電視臺在固定時段定時播出，且每週播出次數不少於一次，以傳播健康知識、健康生活理念等健康資訊為主要內容的電視節目），從最初的青澀探索到如今的遍地開花，電視健康節目走過了一條蜿蜒向上的發展歷程，筆者試從影響大眾健康傳播效果的三個因素，即健康訴求、傳播能力、社會參與三個維度反觀我國電視健康節目的發展歷程，並將其梳理成以下三個階段：
電視健康節目萌芽期（改革開放後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早在20世紀60年代，中央電視臺就開辦了國內第一個電視健康節目《衛生與健康》，進入80年代，隨著電視媒介傳播能力的增強，各省、市級電視臺相繼開始了醫療科普節目的嘗試，如上海電視臺《健康與長壽》、河北電視臺《幼兒保健》、山西電視臺《衛生與健康》都是這一時期較有影響力的電視健康節目。雖然由於政府的大力提倡，《衛生與健康》等欄目受到了長期重視，但總的來說，由於這一時期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還不高，健康意識和健康訴求普遍不強烈，主動接觸媒介的參與性還不強，電視健康節目還沒有進行系統的受眾研究，因此節目水平比較有限，普及率也不高。
電視健康節目探索期（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2003年非典之前）。進入20世紀90年代，我國電視健康節目在市場化浪潮下進行了有效的市場化探索，“受眾為本”成為這一時期電視健康傳媒的普遍共識，同時，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提高和加入WTO，人們的健康訴求、社會參與度和接觸媒介的主動性普遍提高，以不同年齡、職業和經濟水平等為特徵的“分類受眾”開始形成。廣西電視臺《健康一生》和北京電視臺《健康生活》都從“分眾”的角度進行定位，前者將目標觀眾定位在“30歲以上，尤其是事業有成、開始關注自身健康的人群”，後者則確立為“一檔面向中老年受眾的服務類健康節目”。③
與此同時，隨著電視傳播能力的增強，電視人開始了在健康傳播領域更新穎的探索，1996年7月，中央電視臺《健康之路》開播，每期一個健康話題，邀請醫學專家在電視熒屏上為觀眾釋疑解惑、普及健康知識。這種被形象地稱為“專家電視坐堂”的節目樣式，成為日後國內電視健康欄目最常見的模式。2000年《健康之路》又大膽地把“直播”植入節目，加入了與觀眾現場即時互動，收視率一路攀升，成為中國電視界最具影響力的健康品牌欄目之一。同期湧現的較有影響力的電視節目還有：中央電視臺《中華醫藥》、北京電視臺《健康生活》、重慶電視臺《健康人生》、河北電視臺《健康廣場》、山東電視臺《健康》及甘肅電視臺《健康之友》等。④
電視健康節目發展期（2003年“非典”至今）。2003年的“非典”引發了傳媒信任危機，它讓人們開始關注大眾傳媒與健康間的關係，同時也喚醒了被人們長久忽視的健康意識，隨之發生的幾起公共衛生突發性事件，使得人們的健康訴求和社會參與度進一步增強，電視健康節目也在這一時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和動力。這一時期較有影響力的節目有：中央電視臺《健康之路》、中央電視臺《中華醫藥》、中央電視臺《健康早班車》、北京電視臺《養生堂》、天津電視臺《健康大學堂》、遼寧電視臺《健康一身輕》、吉林電視臺《吉林衛生》、黑龍江電視臺《天天見醫面》及海南電視臺《養生新概念》等。
筆者對2010年7月中國大陸各地衛視和省級及省級以上電視臺（普通話頻道）進行調查，共統計出符合研究要求的電視健康節目38檔，構成這些電視健康節目的資訊流主要有三種：（1）健康+資訊：有關疾病、亞健康、養生等方面的資訊。如中央電視臺《健康之路》、遼寧電視臺《健康一身輕》等。（2）健康+尋診導藥：以導醫導藥、就醫指南為內容。如吉林電視臺《吉林衛生》、安徽電視臺《人與健康》等。（3）健康+傳統文化:中醫養生和傳統文化的整合傳播。如《養生堂》、《中華醫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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