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葛蘭西政治哲學的兩個基本向度

　　摘　要：對“什麼是優良的政治生活?”以及“如何實現優良的政治生活?”這兩個問題作出鮮明地回答,是政治哲學得以存在的合-法性依據。作為西方早期馬克思主義的代表,在“是”的向度上,葛蘭西的回答尊奉了馬克思的基本路徑,即只有實現了人的全面而自由解放了的政治生活才是最優良的政治生活;而在“如何”的向度上,葛蘭西從西歐的實際情況出發,提出了文化霸權的路徑。

　　關鍵詞：政治哲學;葛蘭西;文化霸權

　　儘管對政治哲學內涵的界定,學術界還沒有達成共識;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政治哲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其之所以能夠存在,就必須對政治生活的兩個問題從巨集觀上做出回答。這兩個問題即什麼是優良的政治生活和人們如何才能過上優良的政治生活。這是政治哲學具有合法性的兩個基本的向度。本文以這兩個基本向度為參照系來分析西方早期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葛蘭西的政治哲學。

　　馬克思主義狹義的政治哲學精神可以用馬克思本人的兩句話來概括:“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因此,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實現了人的自由和解放了的政治生活才是人類最優良的政治生活。為此,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就必然是實踐的政治哲學,它致力於使哲學家們走出書齋,走出象牙塔,承擔起改變世界、推動歷史前進的偉大使命;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還是具有歷史主體性的政治哲學,它把自己的學說建立在現代人類社會歷史主體一無產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基礎之上;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也是具有歷史批判性的政治哲學,它主張通過批判和創新來推動社會的進步與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

　　在什麼是優良的政治生活上,葛蘭西尊奉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認為政治哲學的基本使命在於實現人的自由和解放。因此,他提出了實踐哲學的主張。他的實踐哲學的基本原則仍然是馬克思主義的。他在論及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時指出,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精神力量,是對歷史的開拓,這種精神會延續幾個世紀,直到傳統的政治社會消失,最終建立起共產主義社會。他的實踐哲學的根本任務同馬克思主義一樣,即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實現人的解放,實現從必然向自由的過渡。其實,綜合考察葛蘭西的政治哲學,就會發現,他政治哲學的主要貢獻並不在於對“什麼是優良的政治生活”的回答,而在於對“怎麼才能實現優良政治生活的回答”。恰恰因為他對後者的回答,既奠定了他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地位,同時又豐富和深化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

　　如何實現最優良的政治生活,葛蘭西從西歐的實際出發,提出了完整的文化霸權理論。他以東西方的社會結構差別為契人點,構建了市民社會的核心範疇,提出新的革命觀,制定了新的革命戰略,並闡述了知識分子在實現革命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1.市民社會。市民社會這一概念在葛蘭西的政治哲學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正是在分析這一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了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首要問題是獲得文化霸權,即意識形態的領導權。黑格爾和馬克思都使用過市民社會的範疇,但他們都是從物質生產關係方面來理解的。葛蘭西與他們有很大的不同,他是在分析東西方社會結構,從意識形態角度賦予了市民社會新的含義。

　　葛蘭西認為在具有專制傳統的東方落後國家,國家政權稀釋了市民社會,市民社會不發達,它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在這裡維護社會穩定的是國家政權和暴力統治。他指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採取各種平衡形式的強力與同意的配合,而且避免強力過於顯然地壓倒同意;相反地,甚至企圖達到表面上好像強力是依靠了大多數人的同意。”

　　葛蘭西發展了馬克思對國家結構分析的觀點,提出了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結構的簡明公式即“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換句話說,國家是披上了強制的甲冑的領導權。”這樣,他對市民社會的含義有了新的認識:政治社會代表暴力和強制,是專政的工具;市民社會不再單純代表傳統的物質生活領域,而是代表著從經濟領域中獨立出來與政治領域相併列的倫理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它既包括政黨、工會、學校、教會等民間社會組織所代表的社會輿論領域,也包括報刊、雜誌、新聞媒介、學術團體等所代表的意識形態領域。正如他所指出的:“通常把國家看做是政治社會——這就是說,被用來把群眾控制得和特定的生產和經濟型別相一致的手段或某個其他的強制性機構,而不是把它看做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之間的平衡。我所謂市民社會是指一個社會集團通過像社會、工會或學校這樣一些所謂的私人組織而行使的整個國家的領導權。”

　　2.革命觀。根據市民社會在東方國家和西方國家的不同狀態和地位,葛蘭西提出了西方的革命形式應該是一種總體的革命。這種總體性的革命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

　　第一,從社會角度而言,總體性革命是指要拓寬革命的領域。葛蘭西認為,革命不應僅僅侷限在政治領域,而應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領域展開,全面地推翻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領域的統治,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的形式。這就要求無產階級在推翻資本主義之前,就必須在革命的過程中形成反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文化、工作與權力機構的雛形,而把社會主義預先演示出來——建立一種全新的文化概念——這是新制度的精神前提。這樣就為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準備了條件。

　　第二,從個人角度而言,總體性革命是指要使人成為真正的個體主體。葛蘭西認為,不僅要在外部通過政治革命使人從資本主義的束縛下解放出來,獲得自身的獨立和解放,而且要在人的內部,在他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在他的文化結構和社會所起的作用中進行革命,從而使人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獨立自主的個體主體,創造出脫離資產階級結構的新人。

　　3.革命戰略。為了實現這種總體性的革命,葛蘭西提出了一種新的革命戰略一“陣地戰”。葛蘭西借用軍事上的術語“陣地戰”與“運動戰”來闡述東西方國家不同的革命戰略及其革命戰略的新轉變。在這裡,葛蘭西所說的“運動戰”是指採用暴力的手段直接奪取政權。而“陣地戰”則是指逐漸奪取市民社會的領導權,即意識形態的領導權,並堅守自己的陣地,對於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要塞”和“堡壘”,要一個一個地予以摧毀,最後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奪取國家的領導權。這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應該採取的新的革命戰略。在他看來,像俄國那樣的東方國家採取“運動戰”是可行的,因為他們沒有市民社會的基礎,國家的力量表現在軍隊上。因此,只要客觀條件適當,就可以通過政治革命進行改朝換代。

　　葛蘭西形象地指出,在西方發達國家,“市民社會”變成了很複雜的結構,能夠經受直接經濟因素的災禍性的侵襲i在這種場合下,市民社會的上層建築所起的作用好像現代戰爭中的塹壕體系。在這種戰爭中,看上去一定能夠消滅敵人全部防禦體系的猛烈的炮擊,事實上只能破壞它的外部掩蔽的工事,因而,在衝擊和進攻的時候,進攻者面臨的是依然具有威力的防線。也就是說,即使工人階級的革命已經用暴力摧毀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資產階級的領導權也不會自行瓦解。因此,要想在現在的西歐資產階級國家獲得工人革命的勝利,就必須首先瓦解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領導權M。

　　4.知識分子。為了實現“陣地戰”的革命戰略,葛蘭西認為必須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為此他對知識分子問題特別關注,也試圖從全新的角度探討知識分子及其職能問題。

　　葛蘭西重新界定了知識分子的範疇。他認為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所有的人都是知識分子”。在他看來,知識分子不僅包括哲學家、藝術家、作家和新聞記者,還包括政府官員、政治領袖;在現代社會中,科學家、工程師和管理人員在知識界佔有重要地位。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些智力活動專門化了並交給各類知識分子:技術人員、經濟學家。初級的專門化僅限於經濟方面,但任何基本階級決不會就此止步,它渴望領導社會,由代表其根本利益的知識分子行使領導權。

　　知識分子是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的活細胞,他們構建本階級的意識形態,並使後者認識自己的使命,進而使這種意識形態成為滲透到整個社會的世界觀。在意識形態的傳播方面,知識分子不僅掌握宣傳工具,而且肩負著在市民社會內部組織、建立“意識形態結構”的重任。同樣,在政治社會中,知識分子負責管理國家機器與軍隊。葛蘭西把領導階級與從屬階級對照比較時指出,某個階級只有當形成了善於行使領導權和強制的知識分子階層後,才能有效地具有同質性。

　　葛蘭西把知識分子分為有機知識分子和傳統知識分子兩類。所謂有機知識分子,就是新生階級的知識分子,而傳統知識分子是與舊的經濟基礎相聯絡的知識分子。具體地說傳統知識分子又分為兩類:一是在舊政治社會中充當官吏,行使強制職能的少數人;二是在舊市民社會中活動的廣大知識分子。他認為,有機知識分子不僅應視為無產階級的力量,而且是最積極、最先進的力量。正是基於如此認識,葛蘭西認為,無產階級的全體黨員應當看做知識分子。他還把文化、知識分子和共產黨的建設聯絡起來,認為,一方面,要注意提高工農出身的黨員的文化素養與政治覺悟,力爭成為合格的知識分子;另一方面,要放手發展先進知識分子入黨,擴大其在黨組織內所佔比重,從而從整體上提高全黨的知識水準。

　　總之,葛蘭西的政治哲學對“如何實現優良的政治生活”的探討開闢了新的路徑,這不僅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理論,而且對於我們今天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哲學和構建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相統一的和諧社會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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