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內需與積極財政政策效應

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已釋出資訊：今年我國將繼續擴大內需，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綜合分析國內外的有利條件和制約因素，今年的經濟增長預期為7%左右。去年的實踐證明，這是在需求不旺的情況下拉動經濟發展的有效舉措。今年將繼續由財政向商業銀行發行長期國債，主要用於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同時採取多種辦法，拓寬融資渠道，鼓勵和引導集體、個體和社會其他方面增加投資，進一步擴大投資需求。今年是20世紀的最後一年，也是我國經濟持續以較高水平增長的關鍵年度，本文擬從現代經濟基礎理論的層面，結合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和外部環境因素對當前政府所採用的巨集觀經濟政策措施進行簡略的評述。

　　（一）擴大內需是保持我國經濟較快增長的必要措施

　　1998年，中國經濟在亞洲金融危機和全球性經濟衰退的影響下，雖然經受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壓力和挑戰，在國內消費市場萎縮、外貿出口增長有所減緩以及諸多周邊國家和地區貨幣紛紛貶值的壓力下，仍然保持了較為強勁的增長勢頭，最終達到全年GDP增長7.8%的較高速度。

　　這一經濟增長目標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在刺激投資、擴大內需方面所採取的一系列大膽而有力的措施。其中較為突出的舉措有：中央銀行取消對商業銀行貸款規模的限額控制，頒佈《關於進一步完善和加強金融機構內部控制建設的若干意見》：中央銀行先後三次下調存、貸款利率、準備金利率和再貼現率： 8月18日財政部開始向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發行2700億元的1998年特別國債（記賬式附息國債）； 9月份，九屆人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發行規模為1000億元的新增國債，專門用於基礎設施建設；10月底中央銀行宣佈：開始擴大對小企業貸款利率的浮動幅度。1998年全國海關堅決打擊走私，加強稅收徵管，徵收關稅和進口環節稅917.3億元。1998年，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19.5%，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4.1%，雖然這一投資效應通常有一時滯間隔，我們仍然能夠看出它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明顯拉動作用。

　　1999年元旦，我國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外貿部於1998年頒佈的《關於賦予經營生產企業和科研院所自營進出口權的暫行規定》生效實施。這標誌著目前仍然實行經營許可制的外貿領域已經向非公有制經濟開放。元月4日，首批 20傢俬營企業獲得進出口權；2月8日，第二批41傢俬營企業獲得進出口權。元月27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指出：中國在中長期之內（如5年以上）要堅持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但具體到每一具體年份時，將根據國內外的情況靈活地調控貨幣供給量（比如今年適當增加M2的供給）。同時，為了擴大內需，將允許有條件的商業銀行批准開辦消費信貸業務，鼓勵商業銀行試辦一些消費貸款的新品種（到目前為止，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已陸續開辦了個人住宅商業性貸款、個人住房公積金貸款、汽車消費貸款、住房裝修貸款、教育助學貸款、小額貸款和以家用電器為主的耐用消費品等專項消費信貸業務。下崗職工還可以到地方性銀行，比如上海銀行辦理助業貸款；其它銀行也正在開發農用物資與農機貸款（中國農業銀行）和旅遊貸款（中國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等）。他還宣佈：中國將取消對引進外資銀行的地域限制，把外資銀行設立業務經營機構的地域擴大到全國所有中小城市。

　　1998年，中央政府對醞釀已久的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和國家行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公務車貨幣化改革進行了衝刺階段的發動。這兩項牽動全域性的改革，將大大促進商品化個人住宅市場和私人小轎車市場消費需求的迅速增長，由此帶動相關多重產業（如住宅裝修和裝飾、傢俱、服務和供電、供水、供氣、供熱與交通、通訊等公用事業、醫療保健、教育、文化、體育、休閒娛樂、社群服務中心以及鋼鐵、橡膠、塑料、電子、石化、機械、輕紡、玻璃等行業）的投資與消費需求增長。由於乘數效應的作用，其總數額將相當可觀。此外，醫藥保健制度的改革、失業和養老保險制度的逐步建立也為方興未艾的中國保險市場提供了富有潛力的消費需求。

　　隨著“科教興國”戰略的逐步實施，我國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的改革正在逐步展開。教育產業化的深入發展將為國民經濟提供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持續穩定的財富源泉。

　　（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出發點與可能的政策效應

　　經濟學基礎理論告訴我們，財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應是政府購買商品和勞務（G）的變化、轉移支付（F）的變化或稅收（T）的變化。這些變化都分別影響總需求，政府購買直接增加需求，轉移支付和稅收則使收入發生變化。擴張性（或較鬆的）財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應是：政府購買的增加、轉移支付的增加或是稅收的減少，而緊縮性（或較緊的）財政政策正好與此相反。

　　我們還知道，貨幣政策是貨幣供給（M）的變化。擴張性或較鬆的貨幣政策是貨幣供給的增加；而緊縮性或較緊的貨幣政策是貨幣供給的減少。應當注意的是，緊縮性財政政策通常是指政府支出增長率的降低（而非絕對數量的下降）或是稅收增長率的提高（而非絕對數量的增加）；同樣，緊縮性貨幣政策通常是指貨幣供給增長率的降低。

　　在確定財政政策的相對有效性時，必須考慮投資需求與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在有些情況下，財政政策難以奏效。比如，一項擴張性財政政策如果使利率上升很高而對投資產生很大的負作用，那麼這一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就相對較弱。

　　投資的減少將會抵消政府支出對總需求的影響，有兩種情況會使得投資大幅度下降：1.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因此利率的上升將會使投資大幅度減少；2.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因此，由於政府支出的增加而引起的貨幣需求將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著利率必須有很大變動）。

一項擴張性財政政策如果使利率上升不大，或對投資的影響較小，它對總需求就具有較強的效果。在基礎貨幣供給量不變的情況下，財政政策通過改變政府購買、轉移支付或稅收來實施。當投資率對利率不敏感，而貨幣需求對利率敏感時，財政政策就較為有效。

　　影響財政政策效力的另一要素是支出乘數，較大的支出乘數意味著比較有效的財政政策。但是，如果經濟處於投資對利率高度敏感而貨幣需求對利率不敏感的情況下，那麼即使支出乘數很大，也無法使財政政策產生強有力的效果。

　　藉助於IS曲線的斜率和LM曲線的斜率對利率敏感性的解釋，我們可以用IS－LM圖來直觀地考察 8種情況及其各種可能性。如果IS曲線陡峭或LM曲線平緩，財政政策效應就強；如果IS曲線平緩或LM曲線陡峭，財政政策效應就弱。對於給定斜率的IS和 LM曲線，如果支出乘數大，財政政策就更加有效。

　　通過以上的經濟學理論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近年來中國人民銀行連續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主要是力圖刺激投資、減輕企業的債務負擔，促進和帶動經濟增長。然而，由於東南亞金融危機等國內外諸多因素的影響，國內投資與消費需求對市場利率並不敏感，預期的反應較為遲緩。同時，我國現階段由於諸多因素（比如考慮到住房制度改革、醫療保險制度改革、退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高等教育，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制度的改革等）的作用，居民對未來的收入與消費預期不甚樂觀，甚至對很有可能出現的失業危機和惡性通貨膨脹憂心忡忡。

　　另一方面，國內一般性耐用品（如彩電、冰箱、洗衣機、錄影機、照相機、手錶、自行車、錄音機等）消費市場趨於飽和，而一般居民所向往和熱望的私人住宅和小轎車的價位與工薪階層的購買能力尚差距甚遠。因此即使銀行多次降息，仍傾向於儲蓄和持有貨幣，因而巨集觀經濟執行中的貨幣流動性較弱。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採取和實施積極（即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其政策效應將較為顯著。

　　因此，中國政府在最近兩、三年內巨集觀經濟政策措施的基礎出發點是增加投資、擴大內需，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保持人民幣幣值的穩定。實行鼓勵出口和吸引外資等多種政策，深入開展打擊走私和騙匯、逃匯和套匯的鬥爭，穩步增加外匯儲備，使經濟增長率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這也是維持國內較為緊迫的就業需求和抑制惡性通貨膨脹的客觀要求。

　　朱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還特別指出：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特定條件下采取的特定政策。從中長期來看，仍然要堅持財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則，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嚴格控制並逐步縮小財政赤字。

　　（三）積極啟動消費需求，帶動國內投資需求擴張根據現代經濟的基本原理，一國經濟中消費的波動要比GNP的波動小得多，消費之所以比GNP的波動幅度小，主要原因在於可支配收入的波動要小於 GNP的波動。消費支出中最不穩定的部分是耐用品消費，勞務和非耐用品消費則要均勻得多。而消費則是靠可支配收入來維持的。

　　短期邊際消費傾向低於長期邊際消費傾向，這是消費行為的一個有規律性的特點。在短期內，消費下降的數量小於收入下降的數量；在長期內，消費的減少則逐漸趕上收入的減少。

　　投資是總需求中最容易變動的部分，它的波動通過乘數效應引起總產量和總收入的波動。投資是經濟的主要推動力，它經常由於企業預期的反覆無常的變化而發生不規則的波動，而消費只是按照簡單的消費函式被動地作出反應。

　　投資比消費易變得多，企業固定投資水平的下降和整個經濟增長率的下降在時間上非常一致，而住宅投資的下降則先於整個經濟增長率的下降。

　　投資支出一般可分為三類：1.非住宅性固定投資－企業購買新裝置或廠房：2.住宅性固定投資－建造新的住宅和公寓； 3.存貨投資－已經生產出來但尚未銷售的產品存量的增加。住宅投資與利率負相關關係，高利率使房租上升，從而使住宅價格上升。如同任何商品都有某一需求函式一樣，公眾對住宅也有某一需求函式。住宅是投資中對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所引起的利率變化最為敏感的部分。由於住宅的折舊速度很慢，房租主要是由利息支付決定的。房租的上升將減少投資。住宅投資與實際GNP正相關，收入提高使住宅需求增加，因此也提高了投資需求。 1984年，美國非住宅性投資佔當年GNP的11.6%，住宅性投資佔GNP的4.2%。

　　朱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指出，在擴大投資需求的同時，要採取有力措施擴大消費需求，形成消費對經濟增長的雙重拉動。但是要嚴禁擠佔、挪用財政債券資金，絕不允許把資金拿去彌補經常性開支或搞其他建設，甚至搞樓堂館所。對重大專案進行專項審計和跟蹤審計。加大執法力度，依法嚴厲懲治建設領域的各種腐敗行為。

　　朱強調，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決不是可以任意花費，必須珍惜人民的血汗錢。堅決壓縮一切不必要的行政開支，保證重點專案支出。他警告說，如果亂鋪攤子，大搞重複建設和劣質工程，就會給財政背上沉重的包袱，遲早要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為此國務院明確提出，利用財政債券搞建設，一定要確保資金的合理流向，集中力量搞好農林水利、交通通訊、城市公用設施和環境保護、城鄉電網改造、糧食倉庫等基礎設施建設，並適當向中西部傾斜。此外由銀行信貸安排，對現有企業進行技術改造，促進產業和整體經濟結構的調整。

　　根據國家計委研究院的有關專題研究，中國已經步入重加工業階段，未來一段時期，裝備工業將成為我國經濟新的支柱產業，這意味著裝置投資將成為帶動整個投資增長的主體。在重加工業階段，經濟增長表現出集約化趨勢，其特點是產業鏈條長，投資傳導環節多，技術附加值高。這已經不是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生產，而是要求使用現代化、高精度的數控機電一體化裝置。

　　目前我國機器裝置陳舊，自動化水平很低，加工適應能力差、精確度低。九十年代的裝置僅佔10%，八十年代的裝置也只有20%，技術改造需求十分迫切、並且裝置更新換代的範圍廣、任務重、資金缺。

　　1955年，日本為了產業升級換代，推出了“機械工業振興法”，強制拆除使用服役期超過 7年的機器裝置。政府應採用貼息、直接投資補貼、政策性銀行發放政策性貸款等方式鼓勵基礎和主導產業的發展。今後一段時期，中國工業經濟發展的重點應當轉移到工業裝置更新和裝備工業的發展上來，帶動其他工業的升級與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