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影響畢業論文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對巨集觀經濟執行產生預期影響的聯結點和傳送點,其選擇和調整是制定貨幣政策的關鍵性步驟之一。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參考。

　　篇一

　　《 貨幣政策影響銀行風險承擔的數理模型 》

　　摘要:

　　本文構建貨幣政策影響商業銀行風險承擔的數理模型，選取7家上市股份制商業銀行為樣本，基於2007-2013年年報資產負債表的面板資料，運用隨機效應模型實證檢驗上市股份制商業銀行對貨幣政策的風險承擔行為。結果表明，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速與資本充足率負相關，寬鬆貨幣政策導致上市股份制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意願明顯增強;上市股份制商業銀行可能存在資本監管套利行為。基於實證結果，本文論證了貨幣政策與巨集觀審慎政策協調的必要性。

　　關鍵詞:

　　貨幣政策;銀行風險承擔;資本充足率;資本監管套利

　　一、引言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巴塞爾委員會等國際組織和世界主要國家監管部門開始反思過往微觀審慎監管的漏洞，著力構建並推進巨集觀審慎管理以預防系統性風險，這一領域已經成為國內外政策界和理論界最為關注的焦點。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學者從巨集觀經濟政策層面給出解釋，逐步引起對貨幣政策風險傳導機制的重視，比如Borio和Zhu2008開創性的研究了貨幣政策影響金融穩定的傳導機理，這一作用機理被稱為貨幣政策風險承擔渠道，他們認為貨幣政策作為巨集觀經濟調控的重要選項，通過影響資產價格、融資成本等因素，進而影響金融機構的風險識別、定價、承擔，進一步作用於金融機構的負債和資產管理決策，最終影響總產出和金融穩定。

　　可見，這一理論著重從21世紀以來美國以促進經濟增長為目標而持續採取的寬鬆貨幣政策導致的信貸過度擴張、資產價格泡沫不斷積累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出發，論證了金融穩定目標下貨幣政策與巨集觀審慎監管之間協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國長期堅持穩健或寬鬆的貨幣政策，而商業銀行體系在我國金融體系中佔據主導性地位，貨幣政策是否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產生影響呢?本文以我國金融機構貸款餘額、增速考察金融機構信貸行為，以不良貸款率考察金融機構風險承擔，以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速、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考察貨幣政策，以GDP增速考察經濟增長和波動，運用2001-2013年年度資料描述了我國貨幣政策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和經濟波動的影響見圖1和圖2。

　　圖1顯示，貨幣政策寬鬆程度與金融機構信貸增速高度正相關，而採取寬鬆貨幣政策主要用於應對經濟增長的下行趨勢。分析表明，寬鬆貨幣政策條件下金融機構貸款規模和增速擴張明顯，商業銀行可能承擔了貨幣政策擴張風險。圖2顯示，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與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呈現負相關關係，隨著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降低，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有明顯的升高趨勢。這進一步表明寬鬆貨幣政策條件下商業銀行可能承擔更大的貸款違約風險。綜上所述，聚焦貨幣政策的商業銀行風險承擔問題是貨幣政策研究領域和巨集觀審慎監管研究領域有機結合的關鍵。我國貨幣政策、商業銀行信貸行為和風險承擔的統計性描述初步證實了我國商業銀行可能承擔了貨幣政策風險。下面將在文獻綜述和統計描述的基礎上，利用7家全國性上市股份制銀行2007-2013年年度財務資料，對貨幣政策、不良貸款率、貸款損失準備、貸款餘額如何影響資本充足率進行研究。

　　二、文獻綜述及理論基礎

　　關於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的關係研究，Schwartz1988，1995認為維護貨幣穩定價格水平穩定的貨幣政策既可以降低金融不穩定發生的概率，同時也會降低金融不穩定的嚴重程度，為經濟提供穩定並且可預測的利率環境，有利於保持較低的利率不匹配風險，有利於保持金融體系和金融機構的穩健性。上述研究雖然引起一定的關注，但直到美國次貸危機爆發，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關係的研究才真正成為焦點，Borio和Zhu2008將之概括為貨幣政策的風險承擔渠道，被認為是以往被忽視的貨幣政策影響金融穩定的傳導機理;張亦春和胡曉2010以巨集觀審慎為視角，主張貨幣政策應當更加積極主動應對金融失衡，“強化的靈活通脹目標制”是實現價格穩定和金融穩定統一的最優貨幣政策框架;馬勇2013總結了基於金融穩定的貨幣政策框架，認為納入相對更高的利率規則值可以抑制金融體系的過度風險承擔;方意等2012討論了貨幣政策與巨集觀審慎政策的協調問題以及在哪些情境下分別採取何種協調政策配合使用。

　　關於貨幣政策的商業銀行風險承擔渠道及作用機理，張強和張寶2011進行了系統總結，貨幣政策立場與商業銀行風險承擔之間存在負向關係，即長期寬鬆的貨幣政策將增強銀行的風險承擔意願，其內在作用機理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1估值、收益和現金流機制valuations，incomesandcashflows，可以理解為銀行部門的金融加速器機制;2追逐收益機制searchforyield;3中央銀行的溝通及其反應;4槓桿機制。方意等2012指出貨幣政策與商業銀行風險承擔之間還存在正向關係，可以概括為風險轉移效應，在資訊不對稱和有限負債制度條件下，銀行出於資本充足率和特許權價值考慮，過度承擔風險的激勵較小，表現為寬鬆貨幣政策導致存款利率下降僅有部分傳遞到貸款利率，從而使得銀行利潤增加，降低銀行承擔過度風險的道德風險。實證研究方面，一些學者基於我國商業銀行資料的檢驗證明貨幣政策與商業銀行風險承擔之間主要表現為負向關係方意等，2012;張雪蘭和何德旭，2012。關於資本監管與商業銀行資本套利的研究，一般認為資本充足率是衡量銀行綜合風險的重要指標，資本充足率監管也成為金融監管的一大支柱之一，比如巴塞爾委員會在金融危機爆發後提高了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監管要求。

　　然而，資本充足率高並不一定代表銀行就越安全。楊熠和林仁文2013指出銀行為滿足不斷提高的資本充足率要求，可能會從事高風險業務以增加當期收益，這反而可能加劇銀行的風險。張雪蘭和何德旭2012指出寬鬆貨幣政策立場會助長銀行在資本充足率達標前提下的風險承擔意願。楊熠和林仁文2013還指出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水平並非越高越好，其變動本身可能產生新的風險，這需要銀行加以關注並努力控制;同時，資本充足率的提高方式取決於監管者對銀行資本的定義，因此監管者需要謹慎制定相關規定，以進一步保障銀行業的安全與穩定。

　　方意等2012研究發現我國貨幣政策影響銀行風險承擔的機制中，資本充足率起重要作用，在資本充足率高時，貨幣政策與銀行風險承擔呈負向關係，隨著銀行資本充足率的降低，風險轉移效應逐漸增強，貨幣政策與銀行風險的負向關係逐漸減弱，甚至可能轉為正向關係。綜上所述，已有研究已經展示了貨幣政策銀行風險承擔問題的重要性，為本研究的開展提供了豐富的理論基礎和實證參考，本文的研究視角有以下獨特之處:1上市股份制銀行的市場屬性要強於國有或國有控股銀行，該類銀行對貨幣政策風險承擔情況有必要單獨進行檢驗;2考察資本充足率與貨幣政策的關係，加入不良貸款率、貸款損失準備金和貸款餘額等變數可以更加清晰的刻畫貨幣政策對上市股份制銀行對不同貨幣政策的反應;3資本監管是現代金融監管的核心支柱，上市股份制銀行可能具有更強的資本監管套利動機，有必要進行驗證。

　　三、研究設計及資料描述

　　一研究設計根據本研究的問題聚焦和資料情況，我們設計了兩個層面的實證檢驗:第一，檢驗我國上市股份制銀行資本充足率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關係。一方面，根據貨幣政策的銀行風險承擔渠道，寬鬆貨幣政策會導致商業銀行放鬆信貸審批條件、高估抵押資產價格，進而願意承擔更大的信用風險，其影響機制主要表現為對風險資產的風險低估，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充足率應與貨幣政策呈現負相關關係;另一方面，寬鬆貨幣政策會導致銀行資產增加，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充足率也應與貨幣政策呈現負相關關係。然而，寬鬆貨幣政策也可能對風險承擔具有風險轉移效應，另外，上市股份制商業銀行也可能具有自發的逆週期調節資本機制，使得資本充足率與貨幣政策可能表現為正相關關係。本文認為，上市股份制銀行在資本充足率達到監管標準的前提下，負相關關係仍佔據主導地位。

　　第二，檢驗我國上市股份制銀行是否存在資本監管套利行為。根據資本監管套利的定義，商業銀行往往通過諸如資產證券化等金融創新方法和“摘櫻桃”等信貸行為，在不降低總體風險的前提下有針對性的提高資本充足率的做法。基於本文研究的上市股份制銀行樣本，資本監管套利無疑具有更重要的操作價值，在判斷樣本銀行是否存在監管套利時，也就不能簡單認為資本充足率越高就一定存在資本監管套利行為，也可能是上市股份制銀行更加註重資本管理的結果體現。

　　核心一級資本包括實收資本或普通股、資本供給、盈餘公積、一般風險準備、未分配利潤和少數股東資本可計入部分，股東權益包括股本、資本公積、盈餘公積、未分配利潤和少數股權等，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和股東權益/總資產比率的主要區別體現在分母上，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的分母經過資產風險級別認定和加權計算，而總資產並不區分風險等級。本文參考了翟光宇和陳劍2011的測算方法，驗證上市股份制銀行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和股東權益/總資產比率之間的偏差程度，如果某銀行股東權益/總資產比率偏低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較高則存在資本監管套利的可能性較大。本文采取的檢驗方法主要通過繪製散點圖、觀察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和股東權益/總資產比率分佈象限的情況進行判斷。

　　二資料描述本文選擇平安銀行、中信銀行、招商銀行、浦發銀行、華夏銀行、民生銀行、光大銀行等7家全國性股份制上市商業銀行，樣本區間為2007-2013年年度資料。資料來源於上述上市商業銀行歷年年報，資料處理採用EVIEWS7.2對計量模型進行隨機效應和固定效應的面板資料估計。各變數的含義和描述性統計如下。

　　四、實證檢驗及結果分析

　　一我國上市股份制銀行資本充足率與貨幣政策之間關係的實證檢驗結果本文分別估算了混合效應OLS、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方程，混合效應僅作為參考，而在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該如何選擇呢?除了擬合優度差別外，Hausman檢驗結果見表2表明應該選擇隨機效應模型。隨機效應方程估計結果顯示，方程的總體擬合程度基本較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大部分變數擬合係數顯著，與實際經濟含義相符合。具體來看:第一，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速與資本充足率負相關，表明寬鬆貨幣政策會引起上市股份制銀行資本充足率低於應有值。

　　這說明我國上市股份制銀行風險承擔確實會對貨幣政策做出反應，寬鬆貨幣政策鼓勵該類銀行承擔更多的風險。由此推斷，我國上市股份制商業銀行可能存在明顯的親週期行為，而建立逆週期資本管理機制平抑貨幣政策對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影響十分重要。

　　第二，貸款損失準備金/總資產比率與資本充足率負相關關係不顯著。這表明我國股份制上市銀行並沒有進行以提高資本充足率為目的、以貸款損失準備為途徑的資本管理運作。在寬鬆貨幣政策條件下，商業銀行承擔了更多信貸風險並低估風險，在計提貸款損失準備金上仍有所不足，沒有形成對資本管理的良好補充。

　　第三，不良貸款率、貸款餘額/總資產比率與資本充足率負相關，表明銀行不良貸款率的提高會降低資本充足率，貸款餘額增加會降低資本充足率，這與資本充足率的計算方法和實際經濟含義相符。需要關注的是，貸款行為為事前行為，不良貸款為事後行為，這進一步證實了提高資本充足率和計提貸款損失準備金以應對寬鬆貨幣政策風險承擔機制的複雜性。

　　二我國上市股份制銀行是否存在資本監管套利行為的統計檢驗結果判斷某銀行是否存在監管套利的關鍵在於確定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和股東權益/總資產比率的分界值。參考我國《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巴塞爾協議Ⅱ、Ⅲ和已有研究，將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的分界值確定為8%，將股東權益/總資產比率的分界準值確定為6%。本文分別繪製了7家銀行和總體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縱軸和股東權益/總資產比率橫軸散點圖，兩軸交匯於分界值見圖3-10。

　　可知，分佈在第二象限的點數越多，存在資本監管套利的概率越大;分佈在第一象限的點數越多，存在資本監管套利的概率越小。從單個樣本來看，興業銀行、浦發銀行、平安銀行、招商銀行、中信銀行存在資本監管套利的可能性較大，尤其是興業銀行和浦發銀行;民生銀行、光大銀行存在資本監管套利的可能性較小。從整體樣本來看，超過三分之一的點數落在第二象限，說明7家上市股份制銀行可能存在資本監管套利行為，而分佈在第一象限的點數較少也進一步說明7家上市股份制銀行不存在資本監管套利行為的概率較小。

　　五、結論及啟示

　　貨幣政策銀行風險承擔問題和銀行資本充足率監管問題是近年來各國學者和業界人士關注的熱點和焦點，本文驗證了寬鬆貨幣政策是否會鼓勵銀行承擔更多風險、是否會降低銀行資本充足率以及銀行是否存在資本監管套利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得出以下主要結論:第一，通過對我國7家股份制上市商業銀行2007-2013年資本充足率與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速、不良貸款率、貸款損失準備金/總資產、貸款餘額/總資產等指標的隨機效應估計表明，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速與資本充足率負相關，寬鬆貨幣政策會引起上市股份制銀行資本充足率低於應有值，風險承擔意願明顯增強。

　　第二，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速與資本充足率負相關關係僅在85%的置信水平下顯著，說明貨幣政策與銀行風險承擔之間負向關係佔據更大比重，但正向關係也有所顯現。本文認為在我國銀行業具有較強壟斷性特徵的情況下，寬鬆貨幣政策有利於資產負債管理能力較強的上市股份制銀行擴大信貸市場份額、提高自身經營能力、打破國有及國有控股行業的壟斷，上市股份制銀行的有效資產負債管理可以增強其逆週期資本管理的能力。

　　第三，我國上市股份制銀行存在資本監管套利的可能性較大。7家上市股份制銀行存在監管套利行為的概率較大，這意味著近年來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雖然普遍達到監管要求，但是可能存在資本充足率的人為高估和貸款損失風險的人為低估，不符合巨集觀審慎管理對預防系統性風險的要求。

　　基於上述結論，本文得到以下重要啟示:第一，我國貨幣政策框架需要加入金融穩定目標，促進貨幣政策與巨集觀審慎管理政策的有效協調極為必要。

　　第二，我國銀行業在寬鬆貨幣政策下風險承擔意願較強，上市股份制銀行對貨幣政策風險承擔具有較強的彈性，風險轉移效應和逆週期資本調節可能率先在股份制銀行得到實施。第三，當前我國商業銀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指標雖然均已達標，但可能並不十分真實和有效，如何提高資本充足率的可靠性是監管面臨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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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二

　　《 貨幣政策對銀行貸款率的影響 》

　　摘要：

　　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隨著巨集觀經濟的波動而發生變化，但在經濟形勢發生變化的同時，國家會採用貨幣政策進行巨集觀調控。因此，不良貸款率同時受巨集觀經濟與貨幣政策的雙重影響。本文利用結合Johanse協整檢驗和VECM模型，得出了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與GDP增長率、M2增長率之間存在短期影響關係以及長期均衡穩定關係。即在短期內，經濟增長的越快，不良貸款率越低，但是在長期內不良貸款率與經濟增長呈正向相關關係;在短期內，寬鬆的貨幣政策也會使的不良貸款率增加，但是隨著滯後時期的延長作用效果越來越弱。

　　關鍵詞：

　　巨集觀經濟週期;貨幣政策;不良貸款率;協整檢驗;誤差修正模型

　　經濟週期性波動是各國經濟執行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經濟現象，而商業銀行作為強週期性行業，受經濟週期的影響比較大，在經濟收縮和擴張階段，對未來經濟走勢的不同判斷，導致其願意承擔的風險和信貸標準不一致，信貸規模也隨之變化，進而信貸風險水平呈現週期性變化。美國的次債危機，顯示了不良貸款率與巨集觀經濟和貨幣政策之間的關係，信貸快速擴張會引起未來不良貸款大量積聚的風險，當經濟形勢變化時，收緊銀根，大量不良貸款暴露。因此，研究經濟週期波動以及貨幣政策的實施與不良貸款率的關係顯得尤為重要。

　　一、指標選取及資料來源

　　一指標的選取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是反映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的重要指標，根據國內外學者的實證研究[1-2]表明，GDP增長率、M2增長率是其重要的影響因素。因此，考慮對三變數進行協整檢驗並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不良貸款率，不良貸款率高，說明金融機構收回貸款的風險大;不良貸款率低，說明金融機構收回貸款的風險小。GDP，由於中國的經濟週期，更多表現為GDP增速的加快和放緩，增速加快則經濟處於上行，增速放緩則經濟處於下行。M2，反映貨幣供應量的總要指標，流動性偏弱，但反映的是社會總需求的變化和未來通貨膨脹的壓力狀況，能夠體現現實的購買力和潛在的購買力。在貨幣政策工具中，M2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最大，而利率與存款準備金率的影響較小。由於我國的利率尚未完全市場化，而存款準備金率這一數量型工具較為猛烈，所以我國常採用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3]。

　　二資料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年鑑和東方財富網站提供的資料，蒐集到2006~2015年的季度資料，並對資料進行一定的處理。NLPt代表不良貸款率，採用原始資料;GDPt代表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以2006年第1季度作為基期;M2t代表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以2006年第1季度作為基期。

　　二、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單位根檢驗通過軟體，分別對3個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斷其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出NLPt、GDPt、M2t一階差分後平穩，均為I1過程。

　　二協整檢驗1.協整階數確定在無約束水平的VAR模型基礎上，從較大的滯後階數開始，通過比較LR值、AIC值、SC值等，選擇滯後階數為8。2.協整方程的建立通過Johanse特徵根跡檢驗，假設含有截距項，確定協整關係的個數。由表2可以看出，檢驗結果是3個變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存在3個協整關係。本文選擇的是第1個協整關係，其對應的協整方程。其中，協整方程的估計引數都通過了統計檢驗，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國內生產總值和貨幣供應量之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係。國內生產總值與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呈負相關關係，貨幣供應量與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呈正相關關係。

　　三VECM模型基於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發現3個變數間的長期協整關係。為了研究短期的均衡關係，建立VECM模型。由於選擇的原時間序列的最大滯後期為8，因此一階差分序列的最大滯後期就應該選擇為7，得到計量檢驗的估計結果。這裡只給出通過顯著性檢驗的變數係數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模型的R2=0.9224，對模型進行LM檢驗,檢驗結果顯示，LM1=3.071937，p=0.9614，故不存在自相關性。總之，模型不存在設定偏差，且有較高的穩定性。從協整模型可看出在長期內，經濟增長會使得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下降，而貨幣供應量的增加會使得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增加。由誤差修正模型的結果顯示，ΔNLPt的誤差修正項係數顯著為負，說明變數間短期偏離長期均衡時，將其調整到均衡狀態的力度大，調整方向符合調整機制，可以保證並自動調節3個變數間的協整關係。在短期內，GDP的增加會使得不良貸款率先減少再增加，但是隨著滯後期的延長，GDP的增加帶來的效應是負的，這與長期的負向關係相吻合。同時，在短期內，M2的增加會使得不良貸款率增加，而且隨著滯後期的延長ΔM2的係數在減小，即正向影響逐漸消弱。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經濟增長對不良貸款產生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不良貸款率[4]會隨著巨集觀經濟的波動而波動，隨著經濟增長，企業盈利能力提高，有足夠多資金償還貸款，信貸風險降低，因此在短期內，巨集觀經濟狀況與不良貸款率成負相關。另一方面，隨著經濟過熱，國家會進行巨集觀調控來熨平經濟波動，央行會收緊流動性，不良率在短期又會上升。

　　但是，從長期來看，巨集觀經濟狀況與不良貸款率成負相關，隨著經濟增長，不良貸款率是下降的，這就意味著當經濟處於上行階段，我國商業銀行的貸款質量整體會變好，商業銀行貸出的錢會很好地用於基礎設施的建設，用於企業投資，從而提高國民收入，形成良性的迴圈。貨幣政策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具體可分析如下：當經濟處於下行階段，採用寬鬆的貨幣政策，貨幣供應增加，使得商業銀行會擴大貸款規模。但是企業在經營環境趨緊和盈利能力下降的同時，融資需求會下降，還貸能力和還貸意願會受到一定的衝擊，這就造成部分銀行的信貸質量下降，不良貸款率相應上升。

　　但是，這種正向效應是會隨著滯後期的延長而不斷消弱的[5]。因為，從長期來看，貨幣政策會通過利率機制影響經濟，貨幣供應量增加引起利率下降，從而刺激投資的增加，最終使得國民收入增加。因此，貨幣政策的利率傳導機制會消弱其對不良貸款率的正向效應。

　　二政策建議根據實證分析結果與相關結論，為了加強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管理，以及針對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勢，應當提高對商業銀行的管理，促進其信貸風險管理能力。銀行對貸款投放行業的發展前景、盈利空間、競爭環境等要有足夠的認識，能夠戰略化選定業務發展的方向，以防止由巨集觀經濟波動帶來的系統性風險[6]。此外，加強貨幣政策的實施的合理性與有效性。當經濟過熱時，採用適當緊縮的貨幣政策以熨平經濟波動，減小企業的還款壓力，降低不良貸款率。當經濟低迷時，採用適當寬鬆的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復甦，提高信貸質量，但是這需要經歷一段滯後期。就當前的國家形勢來說，雖然採用了寬鬆的貨幣政策，但是短期內其產生的效應是提高了不良貸款率。因此，在短期內應該通過利率傳導機制，鼓勵投資，提高實體經濟發展，促進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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