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的散文集

　　藝術家就像上帝那樣，把個人的苦難變成世界的光明。下面是小編精心為您整理的馮驥才的散文，希望您喜歡!

　　馮驥才的散文一：靈魂的巢

　　對於一些作家，故鄉只屬於自己的童年;它是自己生命的巢，生命在那裡誕生;一旦長大後羽毛豐滿，它就遠走高飛。但我卻不然，我從來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家鄉。我太熟悉一次次從天南海北、甚至遠涉重洋旅行歸來而返回故土的那種感覺了。只要在高速路上看到"天津"的路牌，或者聽到航空小姐說出它的名子。心中便充溢著一種踏實，一種溫情，一種徹底的放鬆。

　　我喜歡在夜間回家，遠遠看到家中亮著燈的窗子，一點點愈來愈近。一次一位生活雜誌的記者要我為"家庭"下一個定義。我馬上想到這個亮燈的窗子，柔和的光從紗簾中透出，靜謐而安詳。我不禁說："家庭是世界上惟一可以不設防的地方。"

　　我的故鄉給了我的一切。

　　父母、家庭、孩子、知己和人間不能忘懷的種種情誼。我的一切都是從這裡開始。無論是咿咿呀呀地學話還是一部部十數萬字或數十萬字的作品的寫作;無論是夢幻般的初戀還是步入茫茫如大海的社會。當然，它也給我人生的另一面。那便是挫折、窮困、冷遇與折磨，以及意外的災難。比如抄家和大地震，都像利斧一樣，至今在我心底留下了永難平復的傷痕。我在這個城市裡搬過至少十次家。有時真的像老鼠那樣被人一邊喊打一邊轟趕。我還有過一次非常短暫的神經錯亂，但若有神助一般地被不可思議地糾正回來。在很多年的生活中，我都把多一角錢肉餡的晚飯當做美餐，把那些幫我說幾句好話的人認做貴人。然而，就是在這樣困境中，我觸到了人生的真諦。從中掂出種種情義的分量，也看透了某些臉後邊的另一張臉。我們總說生活不會虧待人。那是說當生活把無邊的嚴寒鋪蓋在你身上時，一定還會給你一根火柴。就看你識不識貨，是否能夠把它擦著，烘暖和照亮自己的心。

　　寫到這裡，很擔心我把命運和生活強加給自己的那些不幸，錯怪是故鄉給我的。我明白，在那個災難沒有死角的時代，即使我生活在任何城市，都同樣會經受這一切。因為我相信阿·托爾斯泰那句話，在我們拿起筆之前，一定要在火裡燒三次，血水裡泡三次，鹼水裡煮三次。只有到了人間的底層才會懂得，惟生活解釋的概念才是最可信的。

　　然而，不管生活是怎樣的滋味。當它消逝之後，全部都悄無聲息地留在這城市中了。因為我的許多溫情的故事是裹在海河的風裡的;我挨批挨鬥就在五大道上。一處街角，一個橋頭，一株彎曲的老樹，都會喚醒我的記憶。使我陡然"看見"昨日的影像。它常常叫我驕傲地感覺到自己擁有那麼豐富又深厚的人生。而我的人生全裝在這個巨大的城市裡。

　　更何況，這城市的數百萬人，還有我們無數的先輩的人，也都把他們人生故事書寫在這座城市中了。一座城市怎麼會有如此龐博的承載與記憶?別忘了--城市還有它自身非凡的經歷與遭遇呢!

　　最使我痴迷的還是它的性格。這性格一半外化在它形態上;一半潛在它地域的氣質裡。這後一半好像不容易看見，它深刻地存在於此地人的共性中。城市的個性是當地的人一代代無意中塑造出來的。可是，城市的性格一旦形成，就會反過來同化這個城市的每一個人。我身上有哪些東西來自這個城市的文化，孰好孰壞?優根劣根?我說不好。我卻感到我和這個城市的人們渾然一體。我和他們氣息相投，相互心領神會，有時甚至不需要語言交流。我相信，對於自己的家鄉就像對你真愛的人，一定不只是愛它的優點。或者說，當你連它的缺點都覺得可愛時--它才是你真愛的人，才是你的故鄉。

　　一次，在法國，我和妻子南下去到馬賽。中國駐馬賽的領事對我說，這兒有位姓屈的先生，是天津人，聽說我來了，非要開車帶我到處跑一跑。待與屈先生一見，情不自禁說出兩三句天津話，頓時一股子惟津門才有的熱烈與義氣勁兒撲入心頭。屈先生一踩油門，便從普羅旺斯一直跑到西班牙的巴塞羅那。一路上，說得淨是家鄉的新聞與舊聞，奇人趣事，直說得渾身熱辣辣，五體流暢，上千公里的漫長的路竟全然不覺。到底是什麼東西使我們如此親熱與忘情?

　　家鄉把它懷抱裡的每個人都養育成自己的兒子。它哺育我的不僅是海河蔚藍色的水和亮晶晶的小站稻米，更是它斑斕又獨異的文化。它把我們改造為同一的文化血型。它精神的因子已經注入我的血液中。這也是我特別在乎它的歷史遺存、城市形態乃至每一座具有紀念意義的建築的原故。我把它們看做是它精神與性格之所在，而決不僅僅是使用價值。

　　我知道，人的命運一半在自己手裡，一半還得聽天由命。今後我是否還一直生活在這裡尚不得知。但我無論到哪裡，我都是天津人。不僅因為天津是我出生地--它決不只是我生命的巢，而是靈魂的巢。

　　馮驥才的散文二：看望老柴

　　對於身邊的藝術界的朋友，我從不關心他們的隱私;但對於已故的藝術大師，我最關切的卻是他們的私密。我知道那裡埋藏著他的藝術之源;是他深刻的靈魂之所在。

　　從莫斯科到彼得堡有兩條路。我放棄了從一條路去瞻仰普希金家族的領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甚至謝絕了那裡為歡迎我而準備好的一些活動，是因為我要經過另一條路去到克林看望老柴。

　　老柴就是俄羅斯偉大的音樂家柴可夫斯基。中國人親切地稱他為"老柴"。

　　我讀過英國人傑拉德·亞伯拉罕寫的《柴可夫斯基傳》。他說柴可夫斯基人生中最後一個居所--在克林的房子二戰中被德國人炸燬。但我到了俄羅斯卻聽說那座房子完好如故。我就一定要去。因為柴可夫斯基生命最後的一年半住在這座房子裡。在這一年半中，他已經完全失去了資助人梅克夫人的支援，並且在感情上遭到慘重的打擊。他到底是怎樣生活的?是窮困潦倒、心灰意冷嗎?

　　給人間留下無數絕妙之音的老柴，本人的人生並不幸福。首先他的精神超乎尋常的敏感，心情不定，心理異常，情感上似乎有些病態。他每次出國旅行，哪怕很短的時間，也會深深地陷入思鄉之痛，無以自拔。他看到別人自殺，夜間自己會抱頭痛哭。他幾次患上嚴重的精神官能症，他懼怕聽一切聲音，有可怕的幻覺與瀕死感。當然，每一次他都是在精神錯亂的邊緣上又奇蹟般地恢復過來。

　　在常人的眼中，老柴個性孤僻。他喜歡獨居，在37歲以前一直未婚。他害怕一個"未知的美人"闖進他的生活。他只和兩個雙胞胎的弟弟莫迪斯特和阿納托裡親密地來往著。在世俗的人間，他被種種說三道四的閒話攻擊著，甚至被形容為同性戀者。為了瓦解這種流言的包圍，他幾次想結婚，但似乎不知如何開始。

　　1877年，他幾乎同時碰到兩個女人，但都是不可思議的。

　　第一位是安東尼娜。她比他小九歲。她是他的狂戀者，而且是突然闖進他的生活來的。在老柴決定與她訂婚之前，任何人--包括他的兩個弟弟都對這位年輕貌美的姑娘一無所知。據老柴自己說，如果他拒絕她就如同殺掉一條生命。到底是他被這個執著的追求者打動了，還是真的擔心一旦回絕就會使她絕望致死?於是，他們婚姻的全過程如同一場颶風。訂婚一個月後隨即結婚。而結婚如同結束。脫掉婚紗的安東尼娜在老柴的眼裡完全是陌生的、無法信任的，甚至是一個"妖魔"。她竟然對老柴的音樂一無所知。原來這個女子是一位精神病態的追求者，這比盲目的追求者還要可怕!老柴差一點自殺。他從家中逃走，還大病一場。他們的婚姻以悲劇告終。這個悲劇卻成了他一生的陰影。他從此再沒有結婚。

　　第二位是富有的寡婦娜捷日達·馮·梅克夫人。她比他大九歲。是老柴的一位鐵桿崇拜者。梅克夫人寫信給老柴說"你越使我著迷，我就越怕同你來往。我更喜歡在遠處思念你，在你的音樂中聽你談話，並通過音樂分享你的感情"。老柴回信給她說"你不想同我來往，是因為你怕在我的人格中找不到那種理想化的品質，就此而言，你是對的"。於是他們保持著一種柏拉圖式的純精神的情感。互相不斷的通訊，信中的情感熱切又真誠;梅克夫人慷慨地給老柴一筆又一筆豐厚的資助，並付給他每年6000盧布的年金。這個支援是老柴音樂殿堂一個必要的而實在的支柱。

　　然而過了十四年***1890年9月***之後，梅克夫人突然以自己將要破產為理由中斷了老柴的年金。後來，老柴獲知梅克夫人根本沒有破產，而且還拒絕給老柴回信。此中的原因至今誰也不知。但老柴本人卻感受到極大的傷害。他覺得往日珍貴的人間情誼都變得庸俗不堪。好像自己不過靠著一個貴婦人的恩賜活著罷了，而且人家只要不想答理他，就會斷然中止。他從哪裡收回這失去的尊嚴?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老柴搬進了克林鎮的這座房子。我對一百多年前老柴真正的狀態一無所知，只能從這座故居求得回答。

　　進入柴可夫斯基故居紀念館臨街的辦公小樓，便被工作人員引著出了後門，穿過一條佈滿樹陰的小徑，是一座帶花園的兩層木樓。樓梯很平緩也很寬大。老柴的工作室和臥室都在樓上。一走進去，就被一種靜謐的、優雅、舒適的氣氛所籠罩。老柴已經走了一百多年，室內的一切幾乎沒有人動過。只是在1941年11月德國人來到之前，前蘇聯政府把老柴的遺物全部運走，儲存起來，戰後又按原先的樣子擺好。完璧歸趙，一樣不缺--

　　工作室的中央擺著一架德國人在彼得堡製造的黑色的"白伊克爾"牌鋼琴。一邊是書桌。桌上的文房器具並不規整，好像等待老柴回來自己再收拾一番。高頂的禮帽、白皮手套、出國時提在手中的旅行箱、外衣等等，有的掛在衣架上，有的搭在椅背上，有的撂在牆角，都很生活化。老柴喜歡抽菸鬥，他的一位善於雕刻的男傭給他刻了很多菸斗，擺在房子的各個地方，隨時都可以拿起來抽。書櫃裡有許多格林卡的作品和莫扎特整整一套72冊的全集;這二位前輩音樂家是他的偶像。書櫃裡的叔本華、斯賓諾莎的著作都是他經常讀的。精神過敏的老柴在思維上卻有著嚴謹與認真的一面。他在讀列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訶夫等等作家的作品時，幾乎每一頁都有批註。

　　老柴身高1.72米，所以他的床很小。他那雙擺在床前的睡鞋很像中國的出品，綠色的綢面上繡著一雙彩色小鳥。他每天清晨在樓上的小餐室裡吃早點，看報紙;午餐在樓下;晚餐還在樓上，但只吃些小點心。小餐室位於工作室的東邊。只有三平米見方，三面有窗，外邊的樹影斑斑駁駁投照在屋中。現在，餐桌上擺著一臺錄音機，輕輕地播放著一首鋼琴曲。這首曲子正是1893年他在這座房裡寫的。這叫我們生動地感受到老柴的靈魂依然在這個空間裡。所以我在這博物館留言簿寫道：

　　在這裡我感覺到柴可夫斯基的呼吸，還聽到他音樂之外的一切響動。真是奇妙之極!

　　在略帶傷感的音樂中，我看著他掛滿四壁的照片。這些照片是老柴親手掛在這裡的。這之中，有演出他各種作品的音樂會，有他的老師魯賓斯基，以及他一生最親密的夥伴--家人、父母、姐妹和弟弟，還有他最寵愛的外甥瓦洛佳。這些照片構成了他最珍愛的生活。他多麼嚮往人生的美好與溫馨!然而，如果我們去想一想此時的老柴，他破碎的人生，情感的挫折，生活的困窘。我們決不會相信居住在這裡的老柴的靈魂是安寧的!去聽吧，老柴最後一部交響曲--第六交響曲正是在這裡寫成的。它的標題叫《悲愴》!那些又甜又苦的旋律，帶著淚水的微笑，無邊的絕境和無聲的轟鳴!它才是真正的此時此地的老柴!

　　老柴的房子矮，窗子也矮，夕照在貼近地平線之時，把它最後的餘暉射進窗來。屋內的事物一些變成黑影，一些金紅奪目。我已經看不清它們到底是些什麼了。只覺得在音樂的流動裡，這些黑塊與亮塊來回轉換。它們給我以感染與啟發。忽然，我想到一句話：

　　"藝術家就像上帝那樣，把個人的苦難變成世界的光明。"

　　我真想把這句話寫在老柴的碑前。

　　馮驥才的散文三：孤獨者的自由

　　當你和一位作家過從甚密，便會產生一種擔心--這傢伙會不會哪一天把你寫進小說?

　　你的擔心極有道理。作家能夠真正寫活、寫得入木三分的人，恰恰都是與他貼近的人。即使虛構的人物，也常常從熟悉的人的身上"借用"一些情節和細節。借用太多便會"酷似"某某人。這就免不了招來麻煩。最典型的例子是，契訶夫在《跳來跳去的女人》中惹惱了他的好友列維坦;左拉在《傑作》中深深傷害了他一生的摯友塞尚。這兩個例子有個特別的相同之處，就是被無辜遭到"侵犯"的皆為畫家;但不同的是，事後契訶夫與列維坦重歸於好，左拉與塞尚卻終生絕交，至死不再見面。

　　從作家角度說，這真是沒辦法的事。因為在他朋友身上發生的事實在太誘惑了。可是誰去體驗一下畫家們內心深處那種難言的痛苦呢?比如塞尚。

　　與左拉的關係，貫穿著塞尚的一生。

　　這兩位巨人的友誼，始自1852年。那一年他們一同進入法國南部普羅旺斯地區艾克斯的包蓬中學。左拉十二歲，塞尚十三歲。他們志趣相投，很快結為夥伴。學習之外，一起去游泳，釣魚，爬山。人高馬大的塞尚還成了弱小的左拉的保護者。而共同的理想、抱負、見解和野心，在他們心中描繪著相同的未來。後來他們都千里迢迢北上到了巴黎，左拉從文，塞尚事畫。從成長到成功幾乎全在一個城市裡。左拉又是作家中惟一涉足畫壇並舉足輕重的人物。可以說，他是印象派運動的發動者。但為什麼他偏偏要把自己的摯友塞尚寫進小說，並寫成一個藝術事業上徹底失敗的人物呢?

　　我們去艾克斯那天正趕上週末。艾克斯市比一個鎮還小。偏愛傳統生活方式的普羅旺斯的人在週末總是起床很遲。我們的車子在城中轉了兩三轉，才打聽到塞尚故居所在的那條勞伏街。這條用石塊鋪成的小街又窄又長，有些彎曲，而且是爬坡，車子上不去。徒步往上走時，腳掌還得用點力氣呢!街上極靜，走了一百來米，才見一位老人迎面走下來。我說："看，塞尚來了。他要到下邊的包列貢街吃早飯去。"大家笑了，繼續往上走。待與這老人走近時，便問塞尚故居是哪一個門。老人說："你們走過了。"他朝下指了指說，"那個就是。"

　　一扇不起眼的暗紅的門板。門兩旁的石牆快給從院內湧出的繁盛的綠藤整個包住了。連"塞尚畫室"的標誌牌也給遮住。看上去不像是"故居"。好像塞尚還在裡邊。我屈指敲門。門聲一響，忽然弄不清是想敲開塞尚的家，還是想敲開藏著許多祕密和答案的歷史?

　　塞尚的性格是他與別人之間的一道牆。1861年，他剛到巴黎的蘇維士學院學畫，就對人際交往頻繁的巴黎生活非常不適。幾個月後便返回老家艾克斯。儘管強烈的繪畫願望使他不得不重新再去巴黎那個繪畫的中心。但他總是呆一陣子又走一陣子。塞尚的天性內向，為人拘謹，但又有情緒忽然緊張起來的神經質的一面。他最重要的問題，不是別人接近他困難，而是他難於接近別人。

　　19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是印象派的形成期。巴黎的畫家們十分活躍。無論是在左拉家中常常舉行的"星期四聚會"，還是在巴提約爾大道十一號的蓋爾波瓦咖啡館裡，塞尚通過左拉結識了馬奈、莫奈、雷諾阿、德加、芳汀、克洛德、丟朗提等等一大群畫家。這些畫家正醞釀著繪畫史上一場偉大的革命。在這場革命中他們將把繪畫從空氣凝滯的畫室帶到大自然燦爛的陽光裡。左拉把這即將掀起的藝術大潮稱做"自然主義繪畫"。他實際是這個畫家群體--他們自稱做"巴提約爾集團"--思想上的領導者。在印象主義者們翻開繪畫史新的一頁時，是他向全歐洲宣告"古典風景畫被生命和真理滅絕了"!

　　雖然塞尚也是這運動的一員，他也聲稱"我決定不在戶外就不畫"。但他無法融入這個畫家群體。他不喜歡高談闊論，不喜歡亂哄哄人多嘴雜的場合，忍受不了與自己截然相反的見解。甚至會嫌惡個別的人，比如馬奈。在別人眼裡，塞尚也叫人反感。大家受不了他粗俗的穿戴，舉止任性，很難與他溝通和融洽。儘管1874年4月15日舉行的歷史性的"無名藝術家協會"的展覽會***即首次印象派畫展***上，塞尚是參展的一員。但事先就遭到了畫家們的反對。在展覽會上，他獨異的畫風還受到公眾的嘲笑。在印象主義一開始，似乎他與大家風馬牛不相及。可以說，在當時的法國，印象派是一種"另類";在印象派群體之中，塞尚又是一個另類。他是另類中的另類，一個和誰也不沾邊的個體。此中的原故，就不是他的個性了，而是他的繪畫本身。他和當時的印象派***早期印象派***有根本的不同。

　　塞尚實際上是埋藏在早期印象派中的一個叛逆。這是當時誰也沒有看出來的--包括左拉!

　　在當時，兩個藝術時代--古典畫派與印象派之間的鬥爭中，塞尚屬於印象派這一新的時代。他和梵·高一樣，都把畫架搬到田野中，面對陽光下的世界作畫。但是他和梵·高在骨子裡，與莫奈、德加、雷諾阿、畢沙羅等人是不同的。1876年塞尚給畢沙羅的信中說：

　　"太陽的光線如此強烈，讓我感到物體的輪廓都飛舞了起來……但是，這可能是我看錯了。我又覺得這是地面起伏的現象。"

　　顯然，憑著他天才的悟性，他剛剛邁入印象主義，馬上就不滿足戶外作畫帶來的視覺上的快感了。他反對僅僅憑"印象"作畫。反對那種被現實束縛的瞬間印象。他一下子就從"印象"穿越過去，誰又能有這樣的眼力與勇氣?

　　所以在塞尚的畫中，事物沒有消融在炫目和繽紛的光線裡。它們的本質被有力和富於意味的體現出來。從神奇的色彩裡可以觸控到堅實的結構。而這嚴密的構成中又包含許多抽象的形態。那麼--這種被塞尚自嘲地稱為"灰色而臃腫的大筆畫"到底應該歸屬於哪一個藝術的範疇?人們對孤立而無序的藝術現象總是要排斥在外的。所以喬治·摩亞乾脆稱他是一個："繪畫的無政府主義。"

　　正像古典主義不能接受印象主義一樣，前期的印象主義運動也不能接受塞尚。塞尚便成了"全世界的敵人"。我們翻閱當時巴黎的報刊就會看到，當時的巴黎對他譏諷、奚落、挖苦和嘲弄簡直達到了瘋狂!

　　比如勒羅瓦在《喧噪》中寫道：

　　"如果與女士們一起去看畫展，想找到最有趣的事情，就請趕快去到塞尚那幅肖像畫前吧。看，那個像鞋底顏色的、奇妙的腦袋，一定會給你非常強烈的印象。他多麼像得了黃熱病!"

　　這樣的話舉不勝舉，天天闖進塞尚的眼睛。

　　攸斯曼斯的那本重要的書《關於現代藝術》，甚至沒有給塞尚一個小小的地位!

　　他給巴黎拋棄了。

　　於是他給人們的印象，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他和梵·高不同，梵·高一直在圈外，至死無名;他卻在圈內，在輿論中心，於是他被認定為一個有才能卻誤入歧途的失敗者。他孤單無助，天天被各種攻擊打得滿身彈洞;惟一能夠給予支援的是他"人生的夥伴"--左拉，可是就在這"生死關頭"，左拉忽然把他拉進那部系列小說《盧貢·馬卡爾家族》之一《傑作》中，把他寫成一個名叫克勞德·蘭蒂爾的人物。這個人物是一位固執己見、終生失意而無可救藥的畫家，最後走投無路而自殺!

　　左拉在塞尚的身後，非但沒有託著塞尚的後背，給他以力量;反而挖了一個洞，把他拉了下去!

　　如果著意研究其中的根由，就會發現，早在塞尚和左拉到達巴黎之後，已經分道揚鑣。他們在各自的世界奮鬥著。雖然，他們彼此往來，相互贈書贈畫，他們之間的友誼看似延長著，實際上卻沒有加深。這首先是不同工作的性質決定的。塞尚不主張畫家作太多抽象的文學思考。他認為畫家應該用眼睛去觀察自然，頭腦只是用來研究表現方法。他在自己的世界裡涉入愈深，就與左拉的世界距離愈遠。

　　儘管左拉關切繪畫。但在藝術的主張上，他與"巴提約爾集團"更趨一致。可以說左拉與馬奈等人的志同道合遠遠超越了同塞尚源自童年那一份久遠的情誼。因此，左拉在寫作《傑作》而動用他與畫家們交往"這一大塊"生活積累時，順手就從自己最熟悉的塞尚身上去選擇細節了。左拉毫不避諱"克勞德·蘭蒂爾"的一部分原型是塞尚。這表明塞尚在他心中僅僅是一位昔時的友人罷了，並沒有太大的分量。

　　然而，具有悲劇意味的是，左拉完全不瞭解生活在另一個世界裡失意潦倒的童年摯友塞尚，對自己卻一如往昔的情真意切!故而在人生的意義上，左拉對塞尚的打擊是帶有毀滅性的。

　　《傑作》發表於1885年。塞尚四十六歲。這一年塞尚流年不利。事業的失敗到達谷底，還經歷了一次夭折的戀情，再加上最密切的朋友負情忘義--不，應該說，是左拉在他人生的墜落中，又給他加上一塊巨石!

　　走進塞尚故居的大門。一個被一些樹木的濃蔭覆蓋的小院。一座兩層的木樓。暗紅的百葉窗全都開啟著。簡簡單單，沒有任何裝飾。倘若不是塞尚的故居，我們一定會感覺單調乏味;然而由於它是塞尚晚年的畫室，自然會感到它內在的豐富，濃郁，神祕，寂寞，還有浸透塞尚一生孤獨的氣息。

　　眼前的一切都像我們曾經在文字上看到過的。二樓上的畫室真的十分高大，一面全是巨大玻璃窗，室內飽和著普羅旺斯獨具的通徹的光明。惟一一個在有關塞尚的書裡沒有見過的細節是，牆角有個洞，穿過樓板，通往樓下;這是當年塞尚為從樓下往畫室搬運大型畫布而專門設計的。

　　塞尚故居的佈置極具匠心。畫家的外衣隨意似的搭在躺椅的椅背上，幾個畫架都支立著，有的放著一幅未完成的油畫，有的掛著外出寫生的揹包。好像塞尚有事出門，不一會兒就會出現在門口。桌上陳列著佈置好的靜物。那塊深灰色帶暗花的背景布，那幾個形狀各異的水罐，那些水果，那個石膏的孩童像，都在塞尚的畫中見過。現在看來便十分親切。十來張椅子隨處亂放，顏料、調色油、燭臺、水瓶、酒瓶和咖啡杯鋪了一地。這正是塞尚的真實。

　　全部精神都在想象天地裡的人，生活上必定七顛八倒。塞尚的心情總是很壞，這從他潦亂的畫室便能觀察出來。他作畫的速度十分緩慢，過程中不斷推翻自己。沒有成功的藝術家對自己總是疑慮重重。尤其是畫家，一個人在屋子裡默默地作畫，沒有任何觀眾，他怎麼知道自己的畫能否被人認可，是否會獲得成功?對於那個死後才成名的梵·高，折磨其一生的幽靈就是這種孤獨中時時會出現的自我懷疑。塞尚有神經質的一面，所以他常常會情緒低落，心情敗壞，對自己發火，把自己的畫摔在地上，憤怒地踩成爛餅。這一切左拉都是知道的。左拉說過："當他踏破自己作品的時候，我便知道他的努力、幻滅和敗北是怎樣的了。"

　　顯然，左拉完全清楚《傑作》對於塞尚本人意味著什麼了。

　　開始時，塞尚表示左拉這樣做是出於小說的需要。他努力維護著他們的友誼。可是當左拉聲稱克勞德·蘭蒂爾就是塞尚時，他與左拉的友誼斷交了。

　　儘管如此，塞尚表現得很平靜，沒有任何激動的言論。他的神經質也沒有發作。為什麼?是在輿論上所處的被動位置使他無法與左拉直言相對?是長期懷才不遇養成的骨子裡的高傲，使他只能保持沉默?還是他害怕這已然破裂的友誼進一步地走向毀滅?他實在太在乎與左拉這份情誼了!可以說，他對左拉的友誼是他人生"最大的情感"。當然，他與左拉中斷了一切往來與書信。這一切，左拉當然明白。但左拉並沒有任何良心的觸動，也沒有任何主動和好的表示。相反，在塞尚住在艾克斯一段時間裡***1896年***，左拉曾從巴黎到艾克斯來看望另一位友人，居然沒有與塞尚通個信兒。塞尚得知後，緘默無語，甚至臉上任何表情也沒有。他把自己的內心遮蓋得嚴嚴實實。

　　那些同是左拉與塞尚的朋友的一些人，誰也猜不到塞尚心裡到底是一片怒火還是一片寒冰。1902年9月，當塞尚聽到左拉煤氣中毒而身亡時，他當時被震驚得幾乎跌倒。一連幾日，坐在這畫室裡，不住地流淚。他為什麼流淚?為不幸的左拉，還是為了永遠不可能再修復的破裂的友誼?對於一個真正的男人，失去友誼與失去愛情一樣都是深切的痛苦。

　　這痛苦一直伴隨著他藝術上的孤獨。

　　塞尚的傳記作家約翰·利伏爾德說，在左拉的系列小說《盧貢·馬卡爾家族》中，這本《傑作》給人一種孤立之感。因為在他的這個系列的作品中，沒有像此書這樣放進如此多的回憶，採用如此多的自己周圍的人物。這本書寫法更接近於紀實。

　　無疑，左拉的這本書，不服從於盧貢·馬卡爾家族的血緣與整體的一致性。他的寫作衝動源於他與畫家們一段共同的漫長和繽紛的歷程。這樣就使他的小說常常陷入具體的人和事。在這之中，塞尚之所以成為小說的"犧牲品"，最根本的原故是左拉也認定塞尚是個失敗者。也就是說，左拉用小說證實了塞尚的失敗與無望。

　　塞尚身負巨大的壓力，孤立無援，自我懷疑陣陣襲來。然而對抗這內外夾擊的力量還得從自己身上吸取。塞尚說過："如果世界只有一個畫家存在，那個畫家就是我。"這句話使我們忽然發現，這棵在狂風中一直沒有摧折和傾倒的樹木--原來樹幹竟是鋼鐵鑄成的!

　　當然，歷史證明塞尚最終得到成功。從1895年開始，塞尚逐漸被認可，並進入他的"勝利時期"。一方面由於他繪畫個性成熟之後巨大的魅力，一方面由於世人對流光溢彩的前期印象主義的審美疲勞。當絢爛而迷人的光線漸漸消散，事物內在的表現力和造型的想象力，一點點透露出來。塞尚的魅力，不僅在於他從構圖到筆觸上那種獨特又神奇的對角線結構，還有他的畫面--在現實與幻想，寫實與抽象，真實與虛構之間，存在著強大的張力。這是前期印象主義所沒有的。歷史的太陽終於越過高高的山脊，將大山這一邊的風景全部照亮。塞尚將印象主義拉進了生機勃勃的後期。梵·高、馬蒂斯等等一批新人站到了舞臺的前沿。

　　人們終於明白，塞尚是一個藝術的先覺者。但先覺者在他坎坷又漫長的歷程中，總是喝盡了孤獨的苦酒。

　　從塞尚的故居走出，登上後邊的高地，便可遠眺聖維克多山。這座山雄偉又坦蕩的形象由於數十次出現在塞尚的筆底而聞名天下。廣袤的山野上，村莊、樹林與丘陵黃黃綠綠，全是塞尚的色塊;在陽光下，一切景物強烈又堅實的輪廓，使我們想起塞尚有力的筆觸。還有他那句詩意的話：

　　"我們富饒的原野吃飽了綠色與太陽。"

　　塞尚經過十五年的輿論非難，開始被世人認識之時，他卻回到艾克斯隱遁下來。他沒有在巴黎品嚐獲取成功後的甘甜。而是躲到遙遠的故鄉一如既往地繼續苦苦地追求他的理想。藝術家的道路沒有終點也沒有頂峰，只有不斷地艱澀地攀援的過程。於是他在艾克斯的日子依然辛勞與寂寞。他終生是一個人一聲不吭地面對著畫布。

　　晚年的塞尚又被糖尿病所折磨，他依然天天揹著畫架與畫箱在山道上上下下。昔日巴黎的那些惡意的輿論他如今還想得起來嗎?左拉留給他的那些又溫馨又殘酷的人生畫面呢?

　　在寫生中，他時時會走過阿爾克河。半個世紀前，他和左拉常來這裡釣魚和游泳。喧響的河水多麼像他們往日的歡聲?

　　1906年，艾克斯的圖書館為左拉制作一尊胸像。塞尚被邀請參加揭幕儀式。塞尚與左拉共同的老友紐瑪·柯斯特講話時，回憶起他們的童年往事。這一下，塞尚忽然失聲痛哭，而且勸慰不止。這哭聲讓人們感受到強烈的震動，並由此忽然懂得這位藝術家內心深厚的情感和深切的孤獨。

　　但是不要以為孤獨僅僅是人生的不幸。

　　塞尚說：

　　"孤獨對我是最合適的東西。孤獨的時候，至少誰也無法來統治我了。"

　　他說出孤獨真正的價值。

　　孤獨通向精神的兩極，一是絕望，一是無邊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