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散文推薦

　　池莉是近年來大紅大紫的作家，小說接二連三的出，不少被拍成了電視劇。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推薦的池莉散文，供大家欣賞。

　　：武漢的夏天

　　武漢夏天的熱，好像盡人皆知。到底有多熱?熱到什麼程度?熱得有多麼難受?武漢人倒沒有外地人表達得傳神。

　　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先生問我：現在武漢的夏天熱吧?我答：熱。于光遠先生說：熱得怎樣?我答：攝氏42度的高溫連續幾個星期。于光遠先生笑著搖頭，講述了這麼一段往事：1956年的夏天，于光遠先生應邀去武漢作報告。武漢三鎮，數武昌涼快一些，有偌大的東湖，有幾十所大專院校，校園都搞綠化，因此武昌比漢口漢陽都要涼快。報告就安排在武昌講。那個時候，大禮堂一般都沒有空調裝置，電扇也不多，吹出來的還是熱風，所以報告就安排在室外進行。到了作報告的時候，于光遠先生一看，是在東湖的游泳池裡。于光遠先生坐在游泳池邊沿講話，聽報告的人黑壓壓一片，都站在游泳池裡。聽的人倒不錯，唯獨熱壞了于光遠先生一個人。于光遠先生走遍天南海北，如今已八十多歲，所經歷的最熱也就是武漢的這一次了。

　　另一個朋友，北方人，大夏天不幸被派到武漢出公差。臨行前害怕武漢的熱，找到武漢人打聽，去了武漢住哪裡比較涼快?人告訴他如果是出公差住不起大飯店，最好就住長江邊的招待所，江邊總是比較涼快的。朋友來到武漢，果然就尋到長江邊上的一家招待所住宿。到了晚上，又熱又悶，人躺下不一刻，草蓆上就是一個人的印跡，汗水洇的。電扇開啟，熱風燙麵，只好關掉，一夜輾轉，痛苦難當。第二天的晚上，朋友困極累極，來到長江邊上，只見江邊坐滿了乘涼的人，他也試著坐坐，不行，依然是熱得要命，且還有蚊蟲叮咬。萬般無奈，朋友急中生智：到長江裡頭去睡。朋友尋來一段繩索，再連線上自己的皮帶，一頭系在江岸的鐵錨上，一頭套住自己的脖子，人就坐進江水裡，在水面露出鼻孔呼吸，這樣才迷迷糊糊地得以打幾個盹。天亮之後，朋友不顧一切，倉促北逃。

　　從此，一提起武漢的夏天，有如談虎，必然色變。他這一輩子，無論如何，是絕對不會在夏天來武漢的了。

　　：我當年的愛情

　　當年，也就是二十多年前，我們家家教很嚴，同時我家大人們已經是屢次“革命”和政治運動的驚弓之鳥，家運式微，生怕孩子們闖禍，約束是倍加嚴厲，平日連亂說亂動都不可以，“早戀”就是絕對禁止的了。

　　滿24歲時，父親來信宣佈我可以開始考慮個人問題了。一下子我根本找不到感覺，似乎也沒有什麼能力和經驗足以與男性進行交往和對他們有真實的判斷。怎麼辦?學當時年輕姑娘們用流行的外在標準去找物件。其實也與現在一樣，女孩子中間流行“高富帥”，大家都找家庭條件好、工作單位好、社會地位高的男生。對外形的要求是：“一米八蓋，一米七五帥，一米六五用腳踹。”

　　我上班的醫院，不斷有人給我推薦各式人等。但是幾乎沒有完美的人，我一概謝絕。一晃，已經吃27歲的飯了，同學們也都進入結婚生子高峰，身邊的好心人比我都著急。於是，當一個偶然機會把一個工科男展現在我面前的時候，我馬上接受了他。工科男高大英俊，本科，善運動，會打籃球，會游泳，父母都是革幹。我父母很滿意這些條件，拍板同意。父母一旦同意，我們的關係就可以向社會公開了。公開很重要，你公開，你就不流氓，沒有生活作風問題。

　　就這樣踏踏實實進入下一個階段：動手準備男婚女嫁的物質。我很激情地花掉100元整買了一床湘繡緞子被面，那時候100元可是不吃不喝兩個多月的工資啊，給他展示，他沒啥反應。他借了我的小說讀了，也沒啥多說的。他經常來我們食堂吃飯，用我的飯票。我的飯票吃完了，工資很吃緊，他毫無意識。偶爾我們也去吃個餐館，我搶單，他毫無意識;我再搶單兩次，他竟習慣了;再吃完，人嘴巴一抹，先撤，候在外面，吸菸去了。我生了一場大病，住院的病房裡連一雙拖鞋都沒有，首先買來拖鞋的，卻是朋友。我不滿了，憤怒了，質疑了。就在這個時候，我未來的丈夫，我未來孩子的父親，突然出現了。

　　共同的寫作愛好為我們提供了見面機會，並且在一個講習班相處了幾個月。見面第一眼就有電閃雷鳴之感。但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在於：我已有未婚夫;他已婚有孩，孩子尚在襁褓。巧的是，我對未婚夫強烈不滿意，他也是對妻子有強烈不滿意。可是，我們如果動一動念頭，就會犯下“生活作風錯誤”。第一時間，就用了錯誤的方式來處理錯誤的問題：故意不說話，故意躲避對方，強行拉開距離。結果抽刀斷水水更流：即便借眾人說話時候搭個話，即便跟隨大家一起散步，即便在食堂同坐一個飯桌吃飯，都倍感甜蜜和興奮。

　　後來我無數次地回想，如果當年人們和社會，只要稍有一點點寬容度，只要容得下我和他，不是偷偷摸摸而是大大方方，公開坐下來，喝杯茶，交流與分析一下現狀與利弊、道德與良心、家庭與責任等等，事情應該不會走向極端。遺憾的是，當時立刻有人向組織告密，跟蹤盯梢，領導找談話，黨團組織要求坦白交代，單位以除名加以威脅，作家協會派專人專案整黑材料，居委會窺探與監視，家人一哭二鬧三上吊，父母介入生氣生病。直至法院起訴，警方誘捕，他以莫須有的罪名鋃鐺入獄。

　　有不明就裡的記者以為抓到大新聞，真名實姓跟進報道，所用文字都極具侮辱性，社會輿論一片喧譁。一夜之間，我和他的大好前程被斷送，優秀青年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不過同時，也有我們的朋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專打冤案的律師拍案而起主動接案，我忍淚含悲晝夜寫冤情刻鋼板油印材料，層層申訴，中院、人大乃至北京高院。那最初一刻發生的好感，彷彿一盞孤燈，微弱地溫暖和照亮著持續了將近三年的官司，這場艱苦卓絕的官司最終打贏。

　　那一個夜晚，他剃著粗糙的犯人光頭，站在一張簡陋的行軍床旁——這是他進監獄後被離婚剩下的唯一財產，深情地對我說：“嫁給我吧。”我還能夠說什麼?唯有淚雨滂沱。

　　：話語是一個美麗的陷阱

　　我對話語的警覺是在十幾年前產生的。那是在我從醫的第三年，也就是我醫生生涯的最後一年，那個夏天傷寒病大流行。為了追蹤傳染源，我在整整一個酷熱難當的夏天裡，與所有的傷寒病人談話，可是我仍然沒有尋找到傳染源。有一天我突然醒悟了，我發現找不到傳染源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所有病人的主訴都帶著強烈的個人色彩。撒謊的人在人群中佔的比例並不大，但是人們不用撒謊，他們的話語綜合起來就是一個巨大的不真實，在這個不真實的話語疑團中，所有的語鋒都指向多重岔路，結果是搜尋者必然誤入陷阱。我棄醫從文的主要原因當然是更喜歡文學，但是也不排除我對口頭語言的厭煩和對書面語言的信賴。

　　更深的醒悟姍姍來遲，那已經是90年代中期。我在德國見到了一個久違的朋友。她是90年代初嫁給一個德國人的。她的故事當時很轟動。轟動的原因並不在於她嫁了一個老外，而是因為她一句德語都不懂，還有，她的長相比較難看。我們沒有辦法理解老外的選擇，我們就試圖理解她的選擇。但是她是一個寡言的女孩子，在我們幾個好友的不懈追問下，她簡單地告訴我們，她選擇這個老外的原因就是因為她在中國嫁不到一個這麼英俊這麼文雅這麼體貼的男人;而她此生的理想，就是想要一個體貼她的男人，想要一棟舒適的房屋和爬滿青藤的小花園，所以，她寧可放棄話語。當時，我們都認為她的犧牲太大了太大了。我們都一致地認為她為自己難看的長相和接近於痴人說夢的理想付出了人生最慘痛的代價。轉眼就是我再次見到她的90年代中期了。這一次她帶給我的不再是轟動而是震驚。她依然沒有變得漂亮，但她生育了兩個非常漂亮的混血兒。我們坐在她家大花園的木椅上喝咖啡，青藤果真爬滿了她的籬笆。花園的遠處，她的小女兒在盪鞦韆，兒子則在很開心地與他老爸踢球;花園的近處，是她的油畫畫架。我的這位朋友，依然只能說最簡單的德語，但是她的神態已經深刻改變，安詳得如同在富裕安定的生活中過了三輩子一樣。顯然，她不僅沒有付出人生最慘痛的代價，而且順利地達到了她的理想。她深有體會地對我說：“說話不重要，最簡單的對話足夠管用。親密的人之間，更重要的是眼睛，是表情和動作。你認為呢?”

　　我認為我朋友的人生體會是一種真理或者接近於一種真理。那一天，我回到我居住的飯店，坐在窗前，望著德國幽靜的綠樹成蔭的居民區想了很久很久。我想：這個世界上最普遍的矛盾和麻煩難道不都是話語引起和造成的嗎?一個人的話語只是在出口的一瞬間具有真實性。可這一瞬間眨眼就過去了。重複者和傳播者使用的是自己的理解和語氣，接受者則又有各自的理解背景。任何一種最細微的因素都能夠改變話語的順暢流通，使之產生多重意義。於是，我們的生活中便充滿了絮叨，充滿了解釋，充滿了流言和蜚語，充滿了隔閡和攻擊，也充滿了謾罵和扯皮。想想多麼無聊啊!

　　其實，在一個人的生活中，與你無緣的人，你與他說話再多也是廢話。但凡與你有緣的人，你的存在就能驚醒他所有的感覺。你們不用說話。你們即便說話也是一堆泡沫，在陽光下，五顏六色，看起來很美麗，其實它僅僅是你們情感交流的衍生物，過去了也就消失了。發生了就永遠不會消失的是擁抱，而諾言註定會隨風而逝。沒錯，事情就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