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長城的地理界線意義

提要　長城，不僅是中華民族古老文化的象徵，而且是一條實際存在的重要地理界線。歷代長城的佈設都是以自然地理環境為基礎，其走向與我國半溼潤與乾旱氣候分界線基本一致。因此，長城也就成為我國農區和牧區分界線的標誌。長城的延伸或回退，基本上反映了農區與牧區的擴張或收縮。從政治地理的角度來考察長城。可以認為，它是我國曆史上各民族政治力量相互對峙、較量形成的“力”的平衡帶，長城，一方面發揮了分隔兩個政治單元的功能，它們延伸或收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兩種力量對比的變化；另一方面．在先進與落後兩種勢力的對撞中．客觀上卻促進了相互間經濟和文化的交流，促進了不同民族的融合。今日長城作為領土擴張和防禦的軍事設施作用已不復存在。但是長城在地理上的許多界限指標意義仍然存在，它依然是許多地理事物的敏感地區。

二千多年來，我國北方的農牧界線歷經變動，形成一個動盪不定的農牧交錯帶——農牧過渡區，也即長城地帶。其形成和過渡性的地理環境及交錯分佈的民族特點有密切的關係。從自然地理環境來看，正如前面所述，這裡屬於半溼潤向乾旱氣候過渡的地區，水熱條件優於產北方草原，但不如南方傳統的農耕區。對於牧業來說，是它擴大優良牧場、壯大遊牧經濟的好場所；對於農耕業來說，這裡又是“雨養農業”和“灌溉農業”的分界線。所謂“雨養農業”即通常年平均降水量在250—300毫米之間，還可以發展“ 靠天吃飯”的農耕業；所謂“灌溉農業”，即當年降水量不足以滿足農耕業的最低需求，必須依靠灌溉，只有在具備灌溉條件的地區發展農耕業。長城地帶，東部年降水量超過400毫米，西部也在200—400毫米之間，所以大部分地區可發展“雨養農業”，是農耕民族擴大耕地的主要目標。
　　總之，長城地帶的自然地理環境既宜牧又可擴耕，是農、牧都可爭、都想爭的地區。這是長城地帶成為半農半牧地帶的自然基礎。更為直接的原因，是隨著民族力量的變化，農牧界線是相應變化，在你進我退，或我進你退的長期對峙、拉鋸過程中，使這裡成為漢民族和少數民族雜居的融合帶。由於民族習慣，至今這裡的漢民族以農耕為主，少數民族以牧為主。在長城修建的歷史過程中，秦、漢、隋、唐、明、清等時期，為邊疆安寧，都曾大規模向長城地帶移民屯墾，發展農耕業，農區向北推進，牧區北退；而魏晉至南北朝、五代至元這些時期，隨著北方遊牧民族入主中原，放牧業向南擴充套件，長城地帶不少農田退農還牧。但2000多年來總的趨勢是農耕區向北推進，牧區後縮。據統計，從元代至今，北方農牧交錯帶向北約有六次明顯的推進，總的推進幅度最小處也有上百公里，最大處可達300公里。北部的農牧界線由戰國時期的燕山——太行山以北、以西，推進至今日遼河中上游——陰山山陰——鄂爾多斯高原東緣（除河套平原）——祁連山脈（除河西走廊）。現在，長城地帶的漢民族多以農耕為主，少數民族還多以畜牧業為主。 
　　3　農業文化與遊牧文化“力”的平面帶
　　從政治地理的角度來考察長城地帶，可以認為，它是我國曆史上各民族政治力量相互對峙、較量形成的平衡帶。儘管長城內外都是中華民族整體的一部分。但是，歷史上各部落、各民族的統治者，為了奪取空間領域，相互爭戰是經常發生的，在雙方領土的邊緣地帶，往往是直按摩擦、碰撞，戰事最頻繁的地帶。長城所在地帶就處在這樣一個政治區位。
　　在長城的發展歷史中，攻、守雙方經常是兩個或幾個不同的民族或諸侯國。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則集中表現在中原農業文化區與北方草原遊牧文化區之間的矛盾與對抗。兩者之間大體上以大興安嶺——燕山——陰山——祁連山——崑崙山為劃分界線。農業文化區與遊牧文化區相比較，自然條件，特別是水熱條件，自然資源要優越得多，因而其勞動生產率相對也高得多。農業文化區農業生產的發展，加上農耕業定居的生活方式，進一步促進了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發展，加快了文明程序；而在遊牧文化區，較低的勞動生產率和遷徙不定的生活方式，則延緩了其文明的程序，甚至長期保留更多的原始成分。儘管如此，在原始的軍事技術條件下，軍事實力與經濟實力並不一定總是呈正相關的。特別是遊牧民族在作戰方面的機動能力、騎兵的神速快捷，往往是農耕民族無法比擬的，而農耕區先進的物質與精神文明，又有著極強的誘惑力，所以長期來，北方的遊牧世界始終是對南部農耕區構成長期持久的威脅。 
　　領土是民族活動的物質基礎，資源和財富的源地。擴大領土不僅可以取得眾多的資源和生活空間，還可以掠來大批的奴隸或廉價的勞動力。因此，當北方遊牧地區力量集聚、壯大，或農耕區內部階級矛盾激化時，軍事力量的對比明顯傾向遊牧地區時，遊牧地區的統治者就會不顧一切地向農耕區發動衝擊。同樣，農耕地區的統治者，在保衛邊疆***，護衛農耕業生產發展的同時，只要有可能，也是千方百計地用武力去擴大其領土，使其它民族臣服而兼併其領土。所以，這兩種政治力量的對抗是不可避免的。中國中原地區的歷代統治者，為了防範居高臨下的遊牧民族的衝擊，為加強原來不太高的燕山、陰山及黃土高原等自然阻隔，都不惜耗巨大的人力、物力，不斷興建、加固長城。這條人工修造的萬里長城因此發揮了分隔兩個政治單元的功能。長城的延伸或收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兩種力量對比的變化。例如，在我國曆史上，在相當長時期內，匈奴曾是我國北方遊牧民族中的重要力量。戰國末，匈奴進入奴隸社會，經濟、軍事實力增強，佔領了蒙古高原，並南逾陰山，渡黃河。燕、趙、秦等諸侯國則筑北長城以阻隔。秦統一後，中原王朝力量強盛，匈奴北撤。秦漢之際，匈奴又“東擊東胡”、“滅胡東王”；西擊走月氐；南並樓煩、白洋河南王，侵燕代。戰事都發生在雙方力量對峙的長城地帶。漢武帝以其強大的武力擊敗匈奴，並築長城以阻隔。長城阻隔了北方匈奴的侵擾，保衛了農業文化區先進的文明和生產力。明代，雖然推翻了蒙古人的政權，但在開國初就無法徹底消滅蒙古的殘餘勢力，過去秦漢長城中段所在的陰山山脈已成為蒙古人殘餘部族向南侵犯的根據地。作為分隔兩種力量的長城也隨之南縮。當明朝勢力轉弱後，更難以對付蒙古統治者的侵犯，只能防禦，鄂爾多斯南邊一段長城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築起來的。 
　　歷史上，長城南北兩大文化集團，長期處在對峙——不穩定——停止又對峙的迴圈往復之中，而長城是兩種勢力的藩籬。由於它的阻隔，不僅保護了中原較先進的農業文化，同時也促進了邊疆的繁榮和北方遊牧民族向高層次文明社會的發展。因為對抗、戰爭本身是殘酷的，是對生產力的破壞，但在先進與落後兩種勢力的對撞中，客觀上卻促進了相互間的經濟和文化的交流，改變落後的生產方式。當遊牧民族入主中原時，不可能抵擋和抗拒先進的農業文明的誘惑力，從而自覺不自覺地融合到農耕經濟之中；當遊牧民族撤出中原時，他們也有意無意地帶走當地有技術的工匠，促進了遊牧地區經濟的發展。
　　4　今日長城的地理意義
　　新中國成立後，長城作為領土擴張和防禦的軍事設施的作用已不復存在，兄弟民族之間的千年干戈已化為玉帛。但是長城在地理上許多界線指標意義仍然存在，它仍然是許多地理事物的敏感地區。正確地認識這些地理指標的意義，瞭解它們的相互關係及發展變化趨勢，對科學地制定我國北方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戰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長城地帶自然地理環境的過渡性，使之成為一個生態環境的脆弱地帶。由於這裡地處季風區向非季風區，半溼潤向乾旱，高原山地向丘陵、平原的過渡區，反映的地理環境特點是雨量不多而時空變率大；地表徑流貧乏，而水量變化多端，有些河流長年無水，但偶發洪水則極易成災；平原少，溝坡地多，除黃河、西遼河沿岸區域性平原及少數山間盆地外，多數是連綿起伏的丘陵山地，缺乏灌溉條件，大部分地區水土流失嚴重；多大風，土地易沙化。水蝕、風蝕交錯，形成嚴重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為特色的土地退化過程。因此，長城地帶巨集偉的建築與強烈的風蝕、水蝕同樣聞名與世，引起國內外許多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的關注和興趣，期望通過各方面的研究找出一條開發、整治的科學途徑。 
　　（2）長城地帶是農業生產上的一條重要界線。它既是雨養農業與綠洲農業的分界線，還是冬小麥與春小麥的分界線。這些界線的形成，既受自然規律的制約，又隨社會經濟的發展有所變化。例如，早在1956年我國農業發展綱要中，就將長城一線作為糧食單位面積產量達到400斤指標的界限。這裡既充分考慮到長城以北地區與以南地區自然條件的差別，又考慮到現實生產力水平的差異，不強行統一。限制冬小麥在長城以北種植的主要限制因素是熱量指標。冬小麥生育所需10攝氏度以上的積溫為1500攝氏度左右，越冬最低溫為零下22—24攝氏度，長城以北大部分地區因冬季嚴寒，不能達到這些要求。因此，如果沒有一定的防寒措施和技術保證，強行北移冬小麥分佈界限，是違背客觀規律的。作為雨養農業和灌溉農業的分界線，在發展農業生產中，既要注意土地風蝕沙化，還要注意水土流失。在灌溉農業區，發展灌溉時，必須注意排水，否則極易引起次生鹽漬化。
　　（3）長城地帶是我國農、牧業生產的分界線。長城地帶作為農牧業生產的交錯地帶，實際上是農牧業內部結合差，農牧關係矛盾較多的表現。農牧業在空間分佈上是分離的，漢民族聚居區以農為主，少數民族聚居區則以牧為主。如在內蒙古長城沿線一帶，蒙古族以牧為主，集中在中部高平原，漢族以農為主，集中在東部與南部河谷、盆地區。在地區農業生產上，農、牧分家，談不上結合，而且往往矛盾較多，多數情況是以農擠牧。包括新中國成立後的40多年裡，見水土條件好，接近農區的草場，往往成為開墾種糧的物件。由於該地帶生態環境的脆弱性，不少土地因開墾不當，草被破壞，引起大面積的沙化，又不得不棄耕，造成“農業吃牧業、沙子吃農業”的惡性迴圈。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長城地帶的自然條件雖可發展旱作農業，但產量不穩定，土地易沙化，但卻是較好的牧業基地。為了充分發揮長城地帶草原牧業優勢和少數民族悠久的牧業經驗，正確處理農牧矛盾，今後農業生產的發民方向應以牧為主，農牧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