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勵志名人事例

　　相信有很多你欺騙人都會經常找一些故事來看，那麼都有哪些呢?一起來看看吧。

　　：知道我的人

　　作者:程剛

　　她被認為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守護者，是奧巴馬與外界聯絡的媒介，每當華盛頓高官在總統辦公室開會時，她通常都坐在奧巴馬的身後，更是僅有的幾個可以稱總統為巴拉克的人。

　　2008年1月25日，奧巴馬在南卡羅來納州選舉遭受一連串打擊，已經勞累一天的他無力地坐在房間裡，心情十分沮喪。這時，競選隊伍中有人告知他，晚上還要參加一個由非裔美國人組成的婦女社團舉行的團體活動。奧巴馬很無力地回絕了：“我已經參加過很多次這種活動了，可根本改變不了任何選民的想法。”慶祝活動就要開始了。她開啟門徑直走到奧巴馬面前，直截了當地說：“巴拉克，你想獲勝是嗎?”奧巴馬板著臉點了一下頭。“那你就不得不去。”她說完直盯盯地看著他，奧巴馬不作聲，靜靜地站起來，出門坐上了競選巴士。

　　令人遺憾的是，這次活動不成功，奧巴馬不僅沒有贏得支援，而且出了醜，回來之後，他把所有的氣都撒在了她身上，大聲責怪她沒有安排好一切，最後讓她“滾”。過後，奧巴馬十分後悔，他幾次想給她打電話，但又不好意思，他甚至怕她明天上班後遞交辭呈。可當他們早上在門口相遇時，奧巴馬尷尬地站在那裡想道歉時，她卻笑著對他說：“巴拉克，我又滾回來了。加油!你行的。”那一刻，奧巴馬感動得差點落淚。

　　一次，奧巴馬和夫人米歇爾因為家庭的事情發生了激烈爭吵，一些心懷不軌的政客立即找到奧巴馬的高階顧問們，並承諾，誰能提供一些錄音或是二人爭吵的內容，他們將支付一筆不菲的報酬。結果，這件事被奧巴馬知道了，他默默地關注著事情的進展，令他略感欣慰的是，沒有人把他和夫人爭吵的事提供給別人，但他也十分失落，因為，也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向他報告這件事。

　　就在這時，她出差回來，聽到了有反對派政客買奧巴馬花邊新聞的事，第二天早上，她便來到了奧巴馬辦公室，進門便問奧巴馬：“巴拉克，你和米歇爾吵架了?拜託，以後能不能錄下來，看來，能掙不少錢。”她的話一出，奧巴馬立刻大笑起來，直到笑夠了，奧巴馬才深情地對她說：“知道我的人，只有你。”

　　她叫瓦萊麗·賈勒特，現任奧巴馬政府間關係和公眾聯絡事務高階顧問，奧巴馬曾不止一次地對別人說：“瓦萊麗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毫無保留地信任她。因為，在我最魯莽的時候，她用她的寬容包容了我;在我最無助的時候，他用瘦弱的肩膀扛起我的天空。她是我生命中的摯友。”

　　：“納粹”拒絕道歉

　　他生於德國的北部城市漢堡市，爺爺是個有著猶太血統的富商。15歲那年，他親眼目睹了納粹黨黨魁阿道夫?希特勒上臺後瘋狂迫害猶太人的累累罪行，不禁為自己的猶太血統憂心忡忡。做教師的父母安慰他不要擔心，他們會想辦法幫他躲過這一劫。

　　父親通過關係，悄悄為他偽造了一份出生證明，表明他是“純粹的雅利安人血統”，叮嚀他“一定要永遠保守這個祕密”。

　　“純粹的雅利安人血統”幫他僥倖躲過了納粹的迫害，但卻在25歲時以“無條件為國家服務”的名義，被強徵加入納粹軍隊。但他時刻牢記父母的教誨：“你既要學會保護自己，更不能向無辜者開槍。無可奈何時，記住將槍口抬高一寸。”他後來說：“我每時每刻都處在可怕的噩夢中，雖然衝鋒時我總是在最後，但空氣中瀰漫的血腥味隨時讓我窒息。我對那場戰爭充滿了可怕的記憶，心靈無時無刻不在飽受煎熬。”

　　1941年，他被迫參加了入侵蘇聯的戰役，“我那時就預感，德國要失敗，希特勒要滅亡，我每天都在盼著戰爭能早一天結束。”因為長官對他的“膽小如鼠”極為不滿，1944年調他到帝國航天培訓部做“人民法庭記錄員”，因他又經常裝病缺席，半年後就被免職調往西線部隊。

　　1945年4月他被英軍俘虜，此時距5月8日納粹德國投降僅僅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但那一天我什麼也不知道，我在戰俘營裡與外界完全隔絕，除了想下頓能吃點什麼，喝點什麼，什麼也不想。”

　　戰後，他開始從政，並在維利?勃蘭特辭去後，於1974年5月當選為德國政府。1980年，他與好友、時任法國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聊天時，忍不住道出了“那個祕密”，但是德斯坦卻當作笑料說給了他人聽，引起全球政壇一片譁然，更引起了以色列政府的警覺。1981年，時任以色列的梅納赫姆?貝京，不斷在國際政治場合公開嘲笑他曾當過納粹士兵的歷史，指責並要求他：“作為勃蘭特的繼任者，應該像他那樣拿出勇氣，為自己國家尤其自己做過的齷齪事向受害者下跪道歉，否則，你就是納粹的忠實走狗。”

　　對於貝京言辭激烈的指責，他強硬地予以拒絕：“我到底做錯了什麼?為什麼要下跪道歉?”但貝京卻不依不饒，逮住機會就要指責他。倒是德斯坦看不下去了，在徵得他的同意後，將他的身份真相原原本本第講述給了世界主流媒體：“他這麼多年遭受的心靈痛苦，常人難以想象。在那個特殊年代，如果不是他的父親幫他偽造了出生證明，他是很難活到現在的，而他加入納粹軍隊更是委曲求全，況且他並未做過任何壞事，更別說殘害猶太人了。他沒有犯錯，有什麼理由非要讓他下跪道歉呢?”

　　貝京在瞭解他的不幸遭遇後深感震撼，也為自己的輕言給他造成的傷害而不安，當即給他寫信致歉：“當知道了您的不幸遭遇後，我不僅被您身處困境時的求生智慧而折服，更對您‘出汙泥而不染’的高貴品格由衷敬佩。無論您作為一個人還是一國政府首腦，您無疑都是非常偉大，而這種偉大表現在您始終恪守著自己的原則，給您的高貴心靈築建了一個美麗的住所。”

　　這個拒絕下跪道歉的“納粹士兵”，就是德國現今最高齡的前——95歲的赫爾穆特?施密特。談起這段往事時他很平靜：“生命的價值不能依賴於表面現象，而是取決於我們的心靈深處。我們每個人都是獨特的——永遠不要忘記這一點!”

　　：我的偶像李普曼

　　作者:吳曉波

　　2004年6月，我去哈佛大學當了3個多月的訪問學者。肯尼迪學院為我安排的住處就在查爾斯河邊上，每當日落時，我都會一個人去河畔的草地上散步。河水很清緩，岸邊的亂石都沒有經過修飾，河上的石橋一點也不起眼。300多年來，那裡的風景應該都沒有太大的變化。我每次走到那裡，總會浮生出很多奇妙的想法。我在想，這條河邊、這些橋上，曾經走過34位諾貝爾獎得主、7位美國總統，他們注視這些風景的時候都不過30歲，那一刻，他們心裡到底在憧憬著什麼?

　　我還常常想起那個影響我走上職業記者道路的美國人。1908年，正在哈佛讀二年級的沃爾特·李普曼就住在查爾斯河畔的某一座學生公寓。一個春天的早晨，他忽然聽到有人敲房門。他開啟門，發現一位銀鬚白髮的老者正微笑著站在門外，老人自我介紹：“我是哲學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還是順路來看看，告訴你我是多麼欣賞你昨天寫的那篇文章。”我是在18歲時的某個秋夜，在復旦大學的圖書館裡讀羅納德·斯蒂爾那本厚厚的《李普曼傳》時遇到這個細節的。那天夜晚，一顆夢想的種子，不經意間掉進了我尚未翻耕過的心田中。

　　在此後的很多年裡，我一直沉浸在李普曼式的幻覺中。我幻想能夠像李普曼那樣知識淵博，所以我在大學圖書館裡“住”了4年。我的讀書方法是最傻的那種，就是按書櫃排列，一排一排地把書讀下去。我幻想成為一名李普曼式的記者，在一個動盪轉型的大時代，用自己的思考傳遞最理性的聲音。我進入了中國最大的通訊社，在6年時間裡我幾乎跑遍中國的所有省份。我幻想自己像李普曼那樣勤奮。他寫了36年的專欄，一生寫下4000篇文章，單是這兩個數字就讓人肅然起敬。我也在報紙上開了自己的專欄，並逼著自己每年寫一本書。我還幻想像李普曼那樣名滿天下。他讀大學的時候就被同學戲稱是“未來的美國總統”。26歲那年，正在辦《新共和》雜誌的他碰到羅斯福總統，總統笑著說：“我早就知道你了，你是全美30歲以下最著名的男士。”

　　你很難拒絕李普曼式的人生。任何一個行業中，必定會有這麼一到兩個讓你想想就很興奮的大師級人物，他們遠遠地走在前面，背影縹緲而偉岸，讓懵懵懂懂的後來者不乏追隨的勇氣和夢想。

　　當然，我沒有成為李普曼，而且看上去將終生不會。

　　我沒有辦法擺脫自己的膽怯和生活的壓迫。我躲在一個風景優美的江南城市裡，早早娶妻生子，我把職業當成謀生和變得富足的手段。我讓自己成為一個“財經作家”，在看上去輿論風險並不太大的商業圈裡揮霍自己的理想。李普曼的一句話常常被我用來自我安慰：“我們都成了精神上的移民。”

　　這些年來，我偶爾回頭翻看李普曼的文字時會坐立不安。這個才華橫溢的傢伙著述等身，但被翻譯成中文的卻只有一本薄薄的《公眾輿論》，這是他32歲時的作品。在這本冊子中，他論證了“公眾輿論”的脆弱、搖擺和不可信任。他指出，現代社會的複雜使得一般人難以對它清楚地把握。現代人一般從事某種單一的工作，整天忙於生計，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去深度關切他們生活的世界。他們很少認真涉入公眾事務討論。他們往往憑印象、憑成見、憑常識來形成意見。正因如此，社會需要傳媒和一些精英分子來梳理時政，來抵抗政治力量對公眾盲視的利用。這些聲音聽起來由陌生到熟悉，漸漸地越來越刺耳。

　　儘管遙不可及，但這個人讓我終生無法忘記。我常常會很認真地思考這個國家的走向與這一代人的使命，這或許是李普曼留給我們這些人的最後一點“遺產”。我們總是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對大歷史的苦思中而不能自拔，當物質的繁榮到達一定階段，貧富的落差足以讓社會轉入另外一種演變形態的時候，我們是否已經儲備了足夠的人才和理論去應對一切的挑戰?我們對思想的鄙視、對文化的漠然、對反省精神的抗拒，將在什麼時候受到懲罰?對於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個人來講，這都是一些沒有辦法回答的問題。

　　這些年來，我把自己的時間大半都投入中國企業史的梳理和寫作中，我想在這個極其龐雜卻並不遼闊的課題裡尋找一些答案。我想靜下心來做一點事，為後來者的反思和清算預留一些略成體系的素材。我還企圖證明，這個社會的很多密碼或潛流可能會淹沒在中國經濟和公司成長的長河中。

　　我倒是做過一件與李普曼最接近的事情。

　　2005年，我在一次版權交易中偶爾得悉，我當年在大學時讀過的那本《李普曼傳》，並沒有得到作者羅納德·斯蒂爾的授權，是一本盜版書。於是，我設法找到了翻譯者，竟又得知斯蒂爾還活著，隱居在美國西部的一個小鎮上。我通過***聯絡上他，斯蒂爾對當年的盜版行為非常惱怒，得知我想得到授權，先是表示不信任，後又委派華人朋友到上海面談確認。經歷3年時間，到2008年11月，我終於購得中文版權，並出版了最新版的《李普曼傳》。此事幾經周折，結局卻得償所願——我終於用自己的方式，向李普曼致敬。

　　在我的生命中，李普曼式的夢想早已煙消雲散，留下的只有一些聽上去很遙遠，卻會讓人在某些時刻產生堅定信心的聲音。1959年9月22日，李普曼在他的70歲生日宴會上說：“我們以由表及裡、由近及遠的探求為己任，我們去推敲、去歸納、去想象和推測內部正在發生什麼事情，它昨天意味著什麼，明天又可能意味著什麼。在這裡，我們所做的只是每個主權公民應該做的事情，只不過其他人沒有時間和興趣來做罷了。這就是我們的職業，一個不簡單的職業。我們有權為之感到自豪，我們有權為之感到高興，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

　　“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

　　20多年來，時光讓無數夢想破碎，讓很多河流改道，讓數不清的青春流離失所，卻只有它還在星空下微弱地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