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黑板報

　　讓我們一起來做黑板報來慶祝這個節日吧。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於的圖片和資料，希望對大家有用。

　　資料推薦一、五四運動領袖傅斯年簡介

　　清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生於山東聊城一個舉人之家，初字夢簪。祖籍江西永豐，先祖傅以漸，是清代順治年間的首任狀元。

　　1909年，就讀於天津府立中學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學文科，本科國文門，曾著《文學革新申義》響應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

　　1918年夏，受到民主與科學新思潮的影響，與羅家倫、毛準等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響頗廣，從而成為北大學生會領袖之一。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傅斯年擔任遊行總指揮，後因受胡適思想影響，反對“過急”運動；不久退出學運，回到書齋。

　　1919年夏，傅斯年大學畢業後考取庚子賠款的官費留學生，負笈歐洲，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後轉入倫敦大學研究院，研究學習實驗心理學、生理學、數學、物理以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等。

　　1923年，入柏林大學哲學院，學習比較語言學等。

　　1926年冬，應中山大學之聘回國，1927年任該校教授，文學院長，兼任中國文學和史學兩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學創立語言歷史研究所，任所長。此後數年，他一直混跡學界，掌管過西南聯大、北京大學以及臺灣大學的校政，培養出了大批優秀學生，可謂桃李滿天下。

　　“四·一二”政變發生後，傅斯年寫信給李石曾，表示贊同清黨。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籌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年底歷史語言所成立，任專職研究員兼所長，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編。

　　1929年春，歷史語言研究所從廣州遷往北平，兼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及“中國古代文學史”。其間先後兼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等職。

　　1932年，他參加胡適主持的獨立評論社，在《獨立評論》週刊上發表的政論文章，擁蔣反共，但贊成抗日，對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路線有所批評。

　　九一八事變後，傅斯年於1932年10月出版了《東北史綱》一書，針對日本學者“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的反動言論，從歷史角度詳細地論證了東北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的史實，字裡行間洋溢著強烈的民族主義價值觀。此書後由李濟翻譯成英文，送交國際聯盟。《東北史綱》一書為李頓調查團報告書明確指出東北三省“為中國之一部，此為中國及各國公認之事實”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赴重慶，連續四次當選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

　　1939年5月，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兼任西南聯大教授，主張抗戰，抨擊貪官汙吏。抗戰勝利後，一度代理北京大學校長。

　　1948年，當選南京國民政府立法委員。同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1月，傅隨歷史語言研究所遷至臺北，併兼臺灣大學校長。在政治上，傅斯年要求嚴懲貪官汙吏，整制政風，反對“中國走布林什維克道路”；在學術上，信奉考證學派傳統，主張純客觀科學研究，注重史料的發現與考訂，發表過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論文，並多次去安陽指導殷墟發掘。他主持歷史語言研究所期間，延攬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績。

　　晚年傅斯年身體肥胖，患有高血壓，醫生囑咐他少吃鹽或不吃鹽，並戒肉類葷腥。又查出患有膽結石。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臺灣省議會答覆教育行政質詢時過度激動，“突患腦溢血逝世於議場”，享年55歲。

　　傅斯年逝世後，葬於臺灣大學校園，校內設有希臘式紀念亭傅園及“傅鍾”；其中，“傅鍾”啟用後成為臺灣大學的象徵，每節上下課會鐘響二十一聲，因傅斯年曾說過：“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圖片展示：

　　圖（一）

　　圖（二）

　　圖（三）

　　資料推薦二、軍警對五四運動的反應

　　對學生恭敬有加

　　中國歷史上，讀書人的地位向來較高，有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之說，讀書人也常被稱為“學老爺”。張鳴在《北洋裂變》中有如是論述：晚清時節，士兵們就不敢輕易進學堂生事，哪怕這個學堂裡有革命黨需要搜查。進入民國之後，這種軍警怕學生的狀況，並沒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軍警在學生面前依然縮手縮腳，怕三怕四。他們尊學生為老爺，說我們是丘八，你們是丘九，比我們大一輩。

　　五四運動中儘管有敢殺人的主——山東鎮守使馬良，不過他殺的也不是學生。馬良是回族，面對學生運動，他也無可奈何，不過後來他發現有回族參與其中，於是便抓了幾個回族，並殺掉其中的三位領袖。殺完人的馬良聲稱，我抓自己人，殺自己人總沒人管得了吧。

　　不過除了馬良，再無其他人有這般膽子了，在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下，連大總統徐世昌最後也服軟了，面對被捕的學生，徐世昌只得派官員前去道歉，不過學生不買單。第二天，步兵統領衙門和警察所又派人道歉，學生才肯出來。到後來，簡單的道歉已經不能滿足學生的要求了，甚至預備汽車燃放鞭炮也不能把這幫大爺們請走，於是當時的總務處長只好向學生作揖懇求說：“各位先生已經成名，趕快上車吧！”在如此待遇下，學生們才選擇昂然回到學校，享受英雄歸來的榮耀。

　　這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劉仁靜與張國燾這二位先生，他們是中共的創始人，可謂特別能戰鬥的典型，而且是典型的一碰即碎的人物。軍警面對這樣的大爺，能不頭疼麼？要讓他們回學校，光叫老爺那真是不夠的，只得鞠躬哈腰，央求半天。

　　章宗祥被打時無動於衷

　　據當時記者報道，五四當天，步兵統領李長泰勸聚集在天安門的學生散去，有學生罵他是“賣國者”，他回答：“你們有愛國心，難道我們做官的就不愛國，就要把地方讓給別人了麼？”並表示願意為學生傳達意見，但懇請學生不要用野蠻的方式，當學生回答自己極為文明後，這位長官便坐車揚長而去。

　　事實上，當學生闖入趙家樓，放火燒房時，全副武裝的軍警都不為所動。其時，章宗祥遭學生毒打，全身50多處受傷，而在場的幾十個帶槍軍警竟然束手無策，他身邊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說：“我們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學生）。”

　　當時李長泰抓住了幾個掉隊學生應付差事，當需要指證時，這些在場軍警無人願意出來指證。甚至是那些被學生打傷的軍警，也不願意出來指證學生，他們聲稱當時學生人數多至數千人，“當場既未看清，事後亦無法證明”。

　　被人打了都不敢指責，這得怕到什麼程度？

　　軍警跪地哀求學生

　　其實在五四之時，軍警為求學生不要遊行，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據張鳴《北洋裂變》一書介紹，當時北洋政府面臨著極為尷尬的境界，他們一方面不得不承認學生的愛國熱情，稱他們“純本天良”，另一方面又想控制學生，把運動平息下去，這必然導致所謂的鎮壓不力。

　　1919年5月25日，大總統徐世昌頒佈命令，要求對上街的學生“依法逮辦，以遏亂萌”，但學生不為所動，依然上街遊行抵制日貨。據當時的學生領袖匡互生回憶，軍警不僅不再抓捕學生，而是極力苦勸學生不要外出演講，“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其時的軍警也很為難，要維持秩序又不敢下手，結果只能窩窩囊囊，被動的接受學生的進攻。

　　參加過五四運動的老人回憶，當時學生聚集在新華門和中南海，要求見大總統徐世昌，但徐世昌避而不見，這時警察總監吳炳湘出來奉勸學生：“總統不在，可以把請願書留下；時間已經很晚，希望學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覆。”但學生堅決不肯，一直耗著，接著開始有民眾加入到請願行列，最令人感動的是一些洋車工人，他們甚至把一天做工的血汗錢都拿出來給學生買燒餅、茶水。

　　另據《檔案春秋》文章的記載，學生在與軍警對峙的過程中，處於完全進攻的態勢，警察想維持秩序，而學生想辦法挑事。

　　這時警察總監吳炳湘又出面奉勸學生，態度可說相當人道，吳說，待會天氣要熱了，大家還是早點回去睡午覺吧。學生的回答更調皮說：大人您年高，也要注意身體哦。吳回答說：客氣客氣。在得知學生只是為了宣示愛國之情，為外交作後援後，這位維護秩序維護者就放心地走了。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五四運動並不是一種暴力遊行、純粹反政府的運動。在整個運動過程中，學生都儘量與軍警避免衝突的產生，而多數軍警也以“不作為”的方式暗中支援學生的運動。可見當時的中國人並不是良心已泯。

　　看過也以下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