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的為人是什麼樣子的呢

　　漢武帝他的為人是怎麼樣的呢?大家都是怎麼看待他的呢?以下是小編給大家蒐集的關於漢武帝的評價，歡迎大家參考借鑑!

　　漢武帝的評價1

　　金惠《創造歷史的漢武帝》並有勞榦序和許倬雲序。勞序稱金著“可以表精忱，貽後世”，許序也肯定該書作者“對歷史的感受”“特別強烈，發為文字，也就格外的親切”。其實，在這些方面，《漢武帝大傳》更可以承當這樣的讚譽。《漢武帝傳》封底文字說，此書是“漢武帝劉徹的最新傳記”，也是“著名史學家的權威成果”。這樣的評價，是適宜的。

　　漢武帝的評價2

　　相比於漢武帝劉徹的政治理念，劉詢的理念和作為顯然要“仁德”得多。然而，即便如此，在他晚年的時候，仍有人認為他在施政方面上仁德不足。這位公開提出非議的人是劉詢的太子劉奭——未來的漢元帝。劉奭認為，劉詢任用了太多精通法令之人，過於依賴法令律令，這是不對的，應當多用儒生，模仿周朝制度。

　　劉詢很無奈自己兒子這麼迂腐，深深把一口怨氣咽回喉嚨，對他說了句意味深長的話：“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這句話是大實話，更是兩漢制度的點睛金句。

　　什麼是“漢家自有制度”?什麼又是“霸王道雜之”?別急，一個一個來。

　　首先說“漢家自有制度”。

　　漢武帝的評價3

　　很多人認為，劉詢的民間背景是他當好皇帝的一個關鍵原因，甚至是最重要的原因。對這一觀點，後臺君認同一半。民間生涯對於劉詢作為天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問題在於，做天子畢竟不同於在民間混日子，那是兩門完全不同的手藝。劉詢再聰穎過人，當皇帝這門技術卻仍然是要從頭學起的。民間生活絕對不可能教會劉詢怎麼玩政治，那麼劉詢的治國思路又是從何而來的呢?很簡單，絕大多數來自霍光等老臣，那麼霍光等人又是跟誰學的?是漢武帝劉徹。所以，繞了一圈，劉詢是劉徹的再傳弟子，是他在政治上的繼承者。

　　因此，劉詢在此所說的“漢家制度”指的就是漢武帝時期建立的政治框架。那麼，接下來的問題自然是，“漢家制度”又是什麼樣的制度?

　　在中國歷史上，凡是一個新王朝的興起，都會伴隨著制度上的推陳出新，從而幫助新政權順應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發展趨勢。一般來說，新制度的創立和推出往往是王朝創立者的工作。比如大禹為夏製法，殷湯為商製法，周文周武和周公為周製法，等等。然而，到了漢朝，自劉邦創漢以來，由於種種原因，只是沿用了前朝的制度，並沒有建立起漢代的新制度。

　　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了漢武帝時期。當時就出現了問題：舊制度無法適應新歷史時期的需要了，怎麼辦?於是，正如我們在前面章節講過的，漢武帝以官方的身份認可了當時在民間已有很大影響力的儒家學說，並根據統治的需要對其進行了改造，建立起了“漢家制度”。

　　漢武帝的評價4

　　而漢家制度最重要的淵源則是孔子所著的《春秋》。

　　恐怕會有不少朋友對此有疑問：《春秋》不是古代的史書麼，如何能作為漢朝制度的正式淵源呢?我們現代人讀《春秋》，缺少當時的政治語境，讀起來確是史書不假，然而，在西漢時期，它的地位是“經”非“史”，頗有點當代法律制度中“憲法”的地位。

　　董仲舒這麼評價《春秋》：“《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說白了，《春秋》作為史書是不太合格的，因為編者並沒有秉持客觀、公正、中立的修史態度，而是以當權者的視角加入了很多褒貶評議，通過對歷史的評論來表達自己的政治理念，從而實現“達王事”的目的。因此，《春秋》在性質上更偏向於是政治書。這便為其成為西漢時期的“憲法”打下了基礎。

　　其次，《春秋》自帶“聖人”光環。此書是孔子在其晚年編修的，在他的生涯中具有無可比擬的崇高地位。作為儒家學派中的核心人物，孔子自然擁有極大的號召力，他的名號可以團結派系、平息爭論。這一點很現實，後世一度有“孔子《春秋》為漢製法”的議論，把對孔子的推崇變相地附加到“漢家制度”上去了。

　　此外，《春秋》還有另一個特點：字數非常少。後世常說此書是“大義微言”。因為字數少，自然在許多地方給後人留下了添油加醋的空間，讓解釋者能夠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根據不同的社會需要來進行靈活地調整。這一點很重要。須知，其他的儒家典籍，這方面幾乎不具備靈活性。

　　漢武帝的評價5

　　總結一下，《春秋》：一來本身具有極強的政治屬性，二來高舉孔子這面大旗，三來有可操作空間。於是，自漢武時期以來，《春秋》成為了西漢最重要的官學，非正式淵源的憲法。

　　《春秋》在當時的作用，不僅限於對上層建築做出指導，還能直接用來判案。比如著名的“春秋決獄”，便是直接以《春秋》中的思想來對案件作出判決，若是遇到《春秋》大義與現行律例不一致的地方，還要以《春秋》為準;而漢昭帝時期的“衛太子事件”中，雋不疑以“春秋是之”的說法闡明其逮捕“衛太子”的正當性，在當時也受到了一致認可。

　　回到正題。簡而言之，所謂“漢家制度”就是根據儒教《春秋》學派的理念建立起來的“有漢家特色的”政治制度。

　　而後半句的“霸王道雜之”則是把“漢家制度”的本質說了出來。所謂王道者，是儒家尊崇的傳統周代禮教，即劉詢口中的“周政”;而所謂霸道者，實際上是漢代儒學中體現出來的法家思想。“霸王道雜之”，實質就是儒法並舉的做法。傳統的“王道”，即傳統周禮，是在周朝初期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下設立的，經過春秋、戰國時代，已經被證明是不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了的;因此，在其中加入“霸道”的成分，形成符合西漢時期需求的“漢家制度”，才是正道。

　　劉詢是個聰明人，從他的所作所為來看，他對“漢家制度”與“周政”的區別以及背後用此不用彼的道理是門兒清。因此，在受到自己親生兒子詰問的時候，他實在是十分地無奈，不得已說了句大實話——但即使如此也沒點醒劉奭，導致西漢國運在劉奭即位以後急轉而下，這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