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語文教育教學的問題感想
有一些問題,別人無法回答
高曉鬆有一次回到自己的母校清華大學,進行一次演講活動。在演講結束後,一個學霸站起來問高曉鬆,畢業了找工作是應該去國企還是私企。這讓高曉鬆異常的尷尬,他說,我準備了那麼久的演講,不是回答這些世俗的問題的。你應該去問一些成功的商人,他們能告訴你答案。自那以後,高曉鬆再也沒有去大學演講過,也不擔任大學的客座教授。
有人據此評論,一個幾度影響國家民族命運程序的學校,眼光格局不該侷限於問人該如何找工作。一個擺國徽的地方擺了你們校徽的學校,心胸氣度不該侷限於問人該如何找工作。一個高產國家領導人國企外企領導的學校,平臺之廣何愁工作。所以不是問找工作是否世俗,而是提出問題的人要麼不是清華人,要麼不配是清華人。現在的教育,只是教出了利己主義者,老師沒有風骨,學生不再求知。
在我看來,這些問題不是不可以提,關鍵就在於,類似的問題,問錯了物件、時間、地點。只關注“器”,而不去關注“道”,探討可能就在各自的軌道上呼嘯而去。
到外地學習觀摩,到了交流階段,就常有老師問:如何提高學生的閱讀理解的分數?老師寫隨筆、論文、搞課題研究,能提高學生的成績嗎?我往往會老實地說,在目前的形勢下,想抓分數,其實是根本無需參加“教學研討會”之類的活動,有人戲稱用“盯、關、跟”三個字即可解決***即,只要盯住學生,關閉起來心無旁騖,步步緊跟,不放過任何一個縫隙,死纏爛打,不斷地強化訓練,此乃考試取得高分的法寶***,可能有現實道理。在教師生涯中,像寫文章、搞課題、參加沙龍、上公開課之類的事兒,其實,與“提高分數”並無多大的直接關聯。就像土木工程的研究生,未必會搬磚砌牆,只與一個人的職業志趣有關。
到英國去學習,很多老師會問人家:“你們學生的課業負擔重嗎?”“你們學生上晚自習嗎?假期學校組織學生補課嗎”,“你們是如何補差的”,這些話題是赤裸裸的功利主義思想作祟,典型的國人思維方式,弄得英國老師莫名其妙,因為人家那是正常教育,壓根就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吳非先生在他的博文《你為什麼不願當個“普通教師”呢》中提到,經常有老師請求他幫忙,彎彎繞繞,要費心思猜,比如“我進步很慢,到學校工作八年,剛剛提升為中層副職……還希望前輩多指教”……他猜寫信人的意思,是想找人介紹,在教育行政管理序列“更上一層樓”。吳非先生坦言:我既不想在這類事上“樂於助人”,我也沒有這方面的能力。參加一個活動,有來自農村的老師,向我“請教”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我只能抱歉地說,雖然知道這些問題很重要,可是具體的方法就我無能為力,教育是一份良心工作,盡力而為,問心無愧。我不希望說些隔靴搔癢的話來忽悠他們。
在公開課評課時,常有老師指出,這節課沒有“小組合作”,覺得非常遺憾,“要是能把課桌撤銷過去的秧田編排方式,而圍成4人或6人一個圓形團坐狀,這節課就完美了”。有必要每一節課都“小組合作”嗎?“團坐”形式就是“合作學習”?學生拿著板凳,滿教室裡找“想跟誰一起學習就跟誰一起學習”的夥伴,就是“把課堂還給學生”了嗎?這些問題已經沒有多少探討價值了。類似的還有“怎麼沒有用多媒體上課”等“技術手段”,“網際網路+時代了,怎麼不在網路情境下上課,還是過去的一支粉筆三尺講臺”,“怎麼沒有拓展延伸,還只管單篇教學,就課文學課文”,缺乏“課程建構觀”等等似是而非的問題,以至於什麼自主,翻轉課堂啦,還有傳說中的“學生反了,課堂散了,老師撒手不管了,四周全是黑板了”的“杜郎口教學模式”,更是亂花漸欲迷人眼,似乎上課不整出點新花樣,都不好意思說是上公開課了。還有老師問“怎麼才能做到讓每個舉手的孩子都有機會回答問題”,該問題往大處說就是“上課時如何做到面向全體學生”。我猜想,這位老師的意思是,“如果每個學生都被老師提問到”,就是“面向全體學生”了。坦率地說,在目前班級授課制的情境下,至少我還無法做到,即使努力讓全班每一個同學都至少發言一次,也未必就能說明“關心全體學生了”;教師能做到的是,盡力讓每一個教育細節,都能讓更多的學生參與到學習中來。試想,老師努力做到了“每個人發言”,那麼,會不會又帶來另一個問題:難道在課堂上要如此平均使用力量嗎?也許有人又會質疑:老師,怎麼不對特別的物件,多一些“特別的愛”呢?關心每一個學生的方式很多,比如通過觀察學生的眼神臉色等,都可以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態。如果是為了形式上的“每人一次”的發言機會,恐怕就會忽略了提問的意義了。更何況,老師要尊重學生“不舉手的權利”,學生不想在大庭廣眾之下發言,害怕在幾百人面前當眾出醜,也是人之常情,一定要把他請站起來,反而可能是令其難堪的局面。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也折射出意識中的“形式重於內容”的傾向。
教育教學上的很多問題,答案是要考自己去摸索的,別人壓根就無法替你解決。有時,探究的過程就是一個逼近真理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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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樑增紅
公眾號:樑增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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