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人士的創業史
都少不了大大小小的波折,即使創業道路再平坦,也會有一些小水坑,何況一做就是世界之最。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於,希望能給大家帶來幫助!
去1:彼得.泰爾
他是數學天才,是象棋高手,喜歡索爾仁尼琴和蘭德的作品。在全球網際網路界,風險投資家彼得·泰爾是一個無法繞過去的名字。因為業內人總期盼聽這位“先知”式人物又對什麼新專案感興趣,也因為他成功的創業、投資經歷,以及他點石成金的本領。
PayPal上市,人生的第一桶金
位於帕洛阿爾託最熱鬧地段的大學街University Avenue是矽谷科技產品釋出的前哨港。在這條街上有一間名叫CaféVenetia的咖啡館。彼特·泰爾的大部分產業幾乎都設立在Café Venetia附近。放眼望去,這家咖啡館的客人都是一些使用蘋果裝置、穿著不太講究但精神飽滿的人,他們的討論話題都離不開自己的創意點子和風險投資。1998年夏季,剛剛來到舊金山區的23歲烏克蘭程式設計師馬克斯·列夫琴Max Levchin在斯坦福大學聽了一場泰爾關於貨幣交易的演講。第二天,他們在帕洛阿爾託見了面,他們希望打造一個電子支付系統,讓電子商務交易變得簡單、統一和安全,這就是日後PayPal的雛形。2002年,泰爾就在這家咖啡館和朋友艾倫·馬斯克Elon Musk見面討論要不要讓PayPal上市,並達成了一致意見。最終,這家創立於1998年的電子支付公司成功上市,市值約為12億美元,成為“911”事件後第一起大型IPO。隨後,PayPal以15億美元的價格被eBay收購,泰爾也獲得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5500萬美元。
風險投資,點石成金
財務自由的泰爾之後便投身於風險投資。他將於1996年創辦的Thiel資產管理公司Thiel Capital Management更名為Clarium Capital Management,自己注入了1000萬美元。從此,泰爾就開始耐心尋找具有前景的初創公司。當時社交網路這個很少有人青睞的領域被認為會成為下一個危險的網際網路泡沫,但泰爾仍然信心滿滿。2004年夏季,霍夫曼和矽谷頑童肖恩·帕克Sean Parker把泰爾引薦給了扎克伯格,當時扎克伯格正在為Facebook尋找主要投資人。泰爾為當時估值不到500萬美元的Facebook提供了50萬美元啟動資金,這是Facebook獲得的首筆外部投資,這次投資為他贏得了7%的Facebook股份,併成為公司董事會成員。儘管隨後幾年,泰爾賣掉了自己近一半的股份,剩餘股份也因Facebook多輪融資而進一步稀釋,但泰爾所持股份仍佔3%左右。如果以Facebook上市後1000億美元的市值計算,泰爾手中的股票價值有望達30億美元,投資回報逾6000倍。如若說馬克·扎克伯格創造了Facebook這個改變人類生活方式的奇蹟,那麼彼得·泰爾Peter Thiel,這位生於1964年的怪才正是這個奇蹟的背後推手。美國網際網路界便再次記住了泰爾的名字。
一年後,他以5000萬美元創辦豐德斯風險投資公司Founders Fund,並在基金成立後投資了一系列極具創新性的創業公司,包括YouTube、分享圖片軟體公司Slide、使用者評論網站Yelp、開發搜查恐怖分子和金融詐騙軟體的Palantir Technologie、火箭製造公司SpaceX、電動汽車公司Tesla Motors以及微型借貸公司Kiva。這些公司後來被證明都非常成功。可以這麼說,泰爾算得上是世界上最為成功的技術創投人。
如何挑選具有前景的創業者?泰爾說,他會對每一個尋求投資的創業者提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為什麼會有第20名員工加入你的公司?”泰爾認為:“很容易解釋為什麼有人想當CEO或作為早期員工加入創業公司,因為他們想運營一個公司或者想通過加入早期創業公司來致富。也很容易知道為什麼第1000名員工願意加入,因為很明顯公司正在通往壯大的路上,加入進來可以獲得穩定的收入。但第20名員工則會有很多不同的含義。因為在公司第19個員工加入的時候你公司的大部分股權已經分配完了,但公司還沒有成功,所以你的公司不是一個為了穩定收入值得加入的地方。”“只有這樣回答的公司我才會投,那就是第20名員工會加入進來是因為這個公司在做完全新的、與眾不同的事情。”
矛盾綜合體, “生而為贏”
泰爾1967年出生在德國法蘭克福市,父親是一位化學工程師,父親克勞斯多次跳槽於幾家大型的工程企業,一直帶著全家到處奔波,最終在美國舊金山以南20英里的福斯特市定居下來。泰爾先後在7個不同的地方上過小學。最終在五年級時他在舊金山灣福斯特市穩定下來。早期的成長環境讓泰爾充滿了自信、聰明,也獨自享受著孤獨。他是一個數學天才,也是一位象棋高手,在他的棋具上貼著人生格言“生而為贏”。青少年時期,他最愛的讀物是“指環王”,他總是反覆閱讀這本書。同時,他也喜歡索爾仁尼琴和蘭德的作品。泰爾在一個基督教家庭里長大,本身信仰基督教,但是在高中時期,他開始信仰自由意志主義,甚至成為自由意志主義的極端信徒。他形容自己的信仰“多少有點異端”,他說,“我信仰基督。但我並不試圖勸服其他人也保持和我一樣的信仰。”同時,作為基督徒的泰爾同時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同性戀,而這也是泰爾被外界稱為矛盾綜合體的具體體現之一。對此,他說,“在我腦海裡,身份認同以各種細微不同的形式存在。我認為,同性戀者、黑人和女性對此都有深刻而不同的體會。我也認為,大家對此有誇大的趨勢,把它上升到了意識形態領域。”顯然,泰爾是個典型的矛盾綜合體,他在自己的烏托邦裡生活或是做生意,並樂在其中。
資訊時代為泰爾帶來了巨大財富,但是他仍然對此失望。他認為,網際網路技術革命沒有創造充分多的就業崗位,也沒有提升製造業水平和社會生產力。一個個虛擬世界的創新並不能取代現實世界的技術進步。泰爾甚少更新自己的Facebook頁面。他也“不習慣使用BlackBerry、iPhone或者電子郵件這類東西。”甚至直到一年前,他才開始發簡訊。
堅信創新拯救世界
如今,已經在社交媒體領域獲利頗豐的泰爾又有了新目標——為那些 “能夠拯救世界的創意”提供資金,用他經常掛在嘴邊的話來說,至少要“將我們的文明提升一個境界”。 泰爾認為,現在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問題,例如政府機構和教育系統存在的缺陷、揮之不去的金融風暴、市場泡沫、能源危機以及爭奪資源的戰爭都源自於科技創新的停滯不前,而唯一的拯救方式只能是劇變式的科學突破。目前,泰爾已將大筆資金投入那些專注於延長生命、移民海洋平臺、太空商業化、友好人工智慧、修改DNA序列加速進化和其他一些瘋狂想法的公司中。最近他旗下的泰爾基金會又投資了一個令人瞠目的專案——鮮肉3D列印技術初創公司。
這家從事鮮肉3D列印技術研究的公司叫做Modern Meadow,位於美國密蘇里,據說已經獲得了泰爾基金會的6位數美元的投資。公司表示,通過對不同類別的特殊結構層進行特別的處理和培育,從而讓試管肉變得可食用,它同樣能為人體提供所需的蛋白質。公司表示,從事此研究是為了減少大規模農耕所帶來的環境影響。目前生產出來的肉是2釐米長、1釐米寬和半毫米厚。“我們期待先能夠吸引一批喜好烹飪的早期消費者和那些出於倫理道德原因的素食主義者。然後,隨著價格的逐漸降低,獲得更多宗教類素食主義者比如印度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教徒的認同,最終希望能夠為廣大大眾提供安全放心的豬肉產品。”
目前,泰爾以15億美元的身家在福布斯排行榜上居第365位。泰爾對網際網路界的貢獻不僅僅是作為一位風投家,更重要的是他獨一無二的思考力。無論如何,泰爾的這些夢想都是為了改變世界。
2:陳游標
窮小子白手創業
今年45歲的陳游標,出生於江蘇泗洪縣天崗湖鄉農村。靠種地為生的父母生育了5個孩子,陳游標2歲時,一個哥哥、一個姐姐因為家庭極度貧困,先後餓死。
陳游標13歲時,每天騎著自行車跑十幾里路去賣冰棒。後來,陳游標又做起販糧的買賣,一開始一天賺五六元錢,後來一天能掙到300多元錢。17歲那年暑假結束時,陳游標掙了2萬元錢,成了全鄉第一個“少年萬元戶”。
陳游標並沒有荒廢學業,他做生意都是利用課餘或是節假日。1985年,陳游標考入南京中醫藥學院,畢業後,他選擇繼續創業。
他認為上市不久的耳穴疾病探測儀具有良好的市場前景,卻沒有直觀性,患者不能直觀地看到探測結果,就出資請專家提供指導,給耳穴疾病探測儀做了簡單的改進,裝上顯示器外殼,輸入生理影象,這樣患者只要手握儀器的兩個電極就能在顯示器上直觀地看到自己身體哪個部位有疾病。這個被陳游標命名為“跨世紀家庭CT”的新儀器,獲得了國家專利,一上市就廣受好評。這樣一臺成本不足幹元的儀器,當年的批發價格約5000元。陳游標先後打開了江蘇和安徽市場,半年時間就賣出了5000多臺產品。
1996年,28歲的陳游標創立了南京金威利電子醫療器械有限公司,把電子疾病探測儀賣到了全國20多個省區。至2000年,他賺了幾千萬元。
這年,陳游標到山東泰安考察,當時的泰安盛產靈芝,且價格較低,200元一公斤。陳游標發現其中有大商機。“靈芝好是好,可食用不方便,如果能磨成粉,製成膠囊服用就方便多了。”帶著這個令自己都興奮的想法,他敲開了南京大學和省各大醫院專家的大門,請南京大學專家做廣告策劃,再請醫院做臨床報告。拿到生產許可證後,他又籌款到上海訂購生產線,再赴山東泰安大量收購靈芝粉,回來進行深加工和技術處理,製成靈芝膠囊。這樣一來,200元一公斤收購的靈芝製成膠囊後,售價達2000元一公斤,使陳游標收益頗豐。
到2001年,靠賣耳穴測病治療儀和靈芝膠囊,陳游標淨賺1。2億元。“我32歲就通過白手創業成為億萬富翁,可以算是年輕人創業的榜樣了。”陳游標說。
更令陳游標高興的是,“靈芝膠囊”專案促進了山東泰安的“靈芝經濟”,帶富了一方百姓。
從建築垃圾中發掘“寶藏”
2002年初,陳游標通過朋友的介紹,對迴圈經濟領域產生了濃厚興趣。
“按照有關部門規定,城市舊區改造中,每拆除1平方米建築面積的舊房,開發商要貼補拆房公司幾十元。但事實上,大多數拆房公司只要能攬到活,哪怕開發商不給錢,白乾都樂意。你可別以為這些公司是在學雷鋒,拆房這個看似灰頭土臉的行當,其實獲利豐厚。每拆1平方米建築面積的樓房,平均可賺30元左右,高的可賺60元。”原來,老建築裡拆出的鋼材、木材、塑料等,都能賣好價錢,因為它們可以回爐再造。聽了朋友的介紹,正四處找專案的陳游標眼前一亮,他決定涉足拆樓業。
這年春天,他召集人馬成立了黃埔拆遷公司。雖然初涉此行的第一年,陳游標沒有賺到太多錢,卻積累下了寶貴的行業經驗。第二年,他的公司通過競標拿到一個大工程——拆除南京市一個老展覽館——這幢看起來破舊不堪的老建築,簡直就是一“隱形金礦”,僅拆下來的廢鋼材、木材、電線電欖、塑料等就值400多萬元,刨去工人工資等成本,這單生意讓陳游標淨賺285萬元。
從建築廢墟中剔出的鋼材最為搶手,一項工程剛開始,鋼鐵回收公司就會派車派人來“恭候”。因為它有著100%的回收利用率,全部都可以在鋼鐵企業的車間裡“浴火重生”,變成嶄新的緊俏貨;從建築中拆出的木材,廠家回收後可以用來做地板、傢俱。即使小零小碎的木料,也不會賤到當柴燒,而是做機制板、夾板、企口板等。江蘇吳江是這類小木料的吞吐地,當地的木材廠有種裝置,“吃”進去的是廢舊小木料,“吐”出來的是一張張規格齊整的機制板。陳游標從建築廢墟中拆出的木材,全部賣向那裡。
能回收的都回收了,工地上最後只剩下了真正的建築垃圾,如何處理這些巨量的廢棄物,才是最令拆遷公司乃至政府部門頭痛的問題。它們主要由混凝土碎塊、磚石、渣土、砂漿、裝修廢料等組成,在拆遷公司眼中,這些全都是沒用的“賠錢貨”——因為清理這些垃圾,每一噸需要付20元的運費。一個10萬平方米的拆房工程,將產生8萬噸建築垃圾,僅清運費就要耗資160萬元。
陳游標產生了一個大膽的念頭:如果我能把建築垃圾轉化為生態建材,既解決了“垃圾圍城”的難題,又能變廢為寶,豈不是一舉兩得!他做過多種嘗試,均以失敗告終。
2004年去德國考察時,陳游標發現了久尋不遇的“神奇武器”。那是一臺停放在拆遷工地上的“龐然大物”——建築垃圾處理裝置,眨眼工夫,堆積如山的磚頭、混凝土塊等建築垃圾,就被它“嚼”成了細小的顆粒。技術人員介紹說,這種顆粒可以用來鋪路。陳游標當即以300萬元一臺的高價,從柏林引進了10臺建築垃圾粉碎裝置。
陳游標稱這種流水線裝置為“變形金鋼”,因為無論是殘缺的方塊磚、圓石子、不成型的混凝土渣,這傢伙來者不拒,只要投入它的大“口”,全部都能變成小顆粒。
接下來,陳游標開始向修路單位推銷他手中的建築垃圾顆粒,起初人家還半信半疑,讓他先放些貨試試。當了解到這種環保建材的妙處後,客戶們不僅當場付清貨款,還急不可耐地向他下了大訂單。原來,他們以前鋪設路基時用的都是碎石子,每噸的價格為130——140元,而用陳游標提供的新型材料,每噸才30元。此外,碎石子都是通過開山炸石產生的,取材的同時就在破壞生態環境,採用陳游標的產品做路基,不僅質量過硬,而且很環保。
廢墟變金礦。身價上百億
2004年7月1日,為保護土地資源,國家頒發了不許使用實心粘土磚的禁令。這讓許多磚廠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要麼關門大吉,要麼改用替代原料——採用石粉、沙子、石灰、粉煤灰等制磚,但這些原料不易找到且成本過高。這時,陳游標放出了一條喜訊:用建築垃圾也能生產出經久耐用的磚塊,並且是環保型的。
原來,禁止挖土燒磚的條規剛一出來,陳游標就開始動腦筋改進他的機械裝置,一番努力後,他如願以償,讓“變形金鋼”除了會生產小顆粒外,還能吐出細碎的粉末。他把這些深加工出來的粉末狀建築垃圾,以不菲的價格賣給了制磚企業。
陳游標提供的建築垃圾粉末在價格上遠遠低於混凝土、白灰等,很快便取代了別的制磚原料,成為制磚企業的新寵。從此,陳游標賣出去的一車車粉沫變成了一車車環保磚、空心磚、馬路花磚、人行道磚、綠化帶磚……經相關部門檢測,這些新型環保磚不僅質量完全達標,使用壽命甚至比傳統的紅磚還要長,卻比前者減輕了20%。
此後,許多環保磚廠追著陳游標要生產原料,公路施工單位的催貨電話也令他應接不暇。
2005年2月,陳游標創辦了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大力發展迴圈經濟、綠色經濟。隨後,他又將拆遷房屋這一迴圈經濟模式,移植到廢舊汽車、家電、生產裝置等方面,比如,報廢車胎可以在清洗,切塊,成粉後,做成農用車胎或塑膠跑道等。從此,在陳游標眼裡沒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錯地方的寶貝。
因“黃埔”是國內第一家高科技環保拆除公司,他接到的拆除工程也越來越大:北京長安街擴寬專案中的拆除工程、曾發生火災的央視大樓拆除工程,都是陳游標的公司做的;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長跑橡膠賽道,也是由他用“廢品”加工而成。
不斷擴充套件的市場,為陳游標帶來了巨大收益,他的個人財富滾雪球般不斷鼓脹。躋身富人階層後,陳游標沒有忘記回報社會,在捐款和救災方面屢現“大手筆”。汶川大地震,他以1。81億元人民幣的捐贈額將“中國首善”頭銜納入囊中。2010年9月5日,陳游標在其公司官網掛出致比爾·蓋茨和巴菲特的一封信,宣佈自己去世後將向慈善機構捐出全部財產。有人估算,當時在全國十多個城市陳游標有600多臺大型裝置,在北京、上海、香港、南京等地購置有辦公樓,再加上其它固定資產和現金一起,大約有50多億元。
陳游標的善舉,也為他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收穫。因“黃埔”名氣很大,加上陳游標與人為善的品格贏得了無數人的敬重,尤其2012年以來,他接到的拆除工程越來越多。
2014年,他正在做的拆除專案是上海寶鋼、南京鋼鐵廠,還有河南的水泥廠,天津的化工廠,重慶的水力發電廠,都在做拆除。
專家預測,在未來30年間,將出現“十大新興技術”,其中“垃圾處理”位居第二。如今,儘管陳游標的公司已成為擁有4000多名員工、業務做遍全國的大企業,其個人資產超過90億元,但他仍不滿足,最近又不惜重金從國外聘請專家團進駐“黃埔”,力圖通過技術攻關,把建築垃圾的再生利用率提高到100%,從廢墟中提煉出更多的“金子”,讓城市變得更美好!
3:黃愷
登上《福布斯》創業者榜單
黃愷的低調早有耳聞。但當這個來去匆匆的高瘦男孩,端著紙杯子出現在記者面前時,還是讓人覺得意外:一件紫色的橫條毛衣如果留心注意,他曾幾次穿著這件衣服出鏡接受採訪,隨意裹在身上的寬大棉服、運動鞋、凌亂的髮型……如果在街上遇到,一定以為他是中關村某公司做IT的。誰能想到,這個表面上毫不起眼的年輕人就是三國殺的創始人,如今,他更是登上了《福布斯》中文版三十歲以下創業者的榜單。
提起自己這次上榜,黃愷顯得十分平靜:“我的宣傳通知我,我要被選進《福布斯》榜單了,也沒人徵求我的意見,反正我覺得周圍也沒人看這個。”
採訪中,他時而自信,談到“遊戲是一門藝術嗎”,他篤定地說,“當然是,遊戲太是藝術了,和創業家比,我更承認我自己是藝術家”。時而感性,“我最近看《原始碼》,在電影院裡哭得稀里嘩啦的”。時而和記者辯論起“達芬奇是個感性的人還是理性的人。”但更多的,是他在採訪過程中幾乎一直保持著的“雲淡風輕,處變不驚”的狀態。
每個問題,他都會思忖良久後慢慢作答。他會在回答一個問題時突然思維跳躍,然後又不留痕跡地繞回主題。只有在談起他面前桌上擺滿的桌遊產品時,他才略顯激動,語速加快。
然而這樣一個不善言辭的人,卻總能化百鍊鋼為繞指柔。面對不想回答的問題,他會巧妙地繞開、推回並反問記者;問到創業初期的艱難,他會問宣傳:“哎,我不記得了哎,你說,我有過什麼艱難啊?”當記者讓他用一個詞評判自己,他會說:“我很少評判自己,你看見我是什麼樣,我就是什麼樣。”最後拗不過,只得說,“如果非要貼一個標籤的話,我覺得低調可以算一個吧”。
的確,低調如他。就像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三國殺,但卻很少有人知道它背後的黃愷一樣。
“他們不讓我玩電子遊戲,那我只好自己做遊戲玩。”
如果說“天分”這個概念真實存在的話,黃愷一定是有桌遊天分的。10歲,在大多數男孩子還在外面灰頭土臉瘋跑瘋玩兒的時候,黃愷已經開始自己做遊戲了。因為父母是最早的一批知識分子,所以對黃愷管教很嚴不讓他玩電子遊戲,甚至把他的漫畫都封起來禁止他看。在硬體條件不足的情況下,黃愷自己做了很多桌面遊戲。他在紙上畫地圖、畫小人,在地圖上打仗。這個遊戲被他周圍幾個比較鐵的哥們兒從小學一直玩到初中。
上了高中,熱愛遊戲的黃愷就給自己定了個小計劃:以後一定要考個和遊戲相關的專業。但那時國內還沒有遊戲專業。直到高考時,他發現了傳媒大學新出的遊戲專業。“就好像被提醒了一樣,那個專業好像遠遠地告訴我,這就是我想要的,很宿命的感覺。”
“三國殺有很多優勢是殺人遊戲沒有的。”
如願上了自己從小就喜歡的專業,黃愷開始尋求更廣闊的桌遊領域。在網上,他了解到了國外桌遊的發展,於是主動尋找國內桌遊的門路。“但在國外桌遊發展的幾十年期間,國內是一點都沒有發展的。”陰差陽錯間,黃愷在大二的時候去了西直門的一家桌遊吧,“那有可能是全國最早的桌遊吧了”。在桌遊吧裡,一小撮人玩著國外的桌面遊戲,這個場景讓黃愷感觸頗多。“我當時在想,有沒有一款桌遊的題材和概念是可以讓中國人方便接受的,不會像國外桌遊那樣難以領會。”
2000年時,殺人遊戲在國內開始流行起來,但到2007年以後,逐漸開始沒落。黃愷看著殺人遊戲從輝煌到衰敗,看著很多“殺人”吧經營不下去,一家家關門,感觸良多。“我當時覺得這個遊戲不那麼耐玩,也有很多侷限性。接觸了很多國外桌遊後,我想設計一款可以改變殺人遊戲的侷限性,又可以融合本國特色的桌遊。”
然而“三國”的題材也不是黃愷一開始就確立的。他之前想過很多題材,甚至想把大學同學、老師、教導主任都作為角色編到遊戲裡。“但最後放棄了這個想法。類似的想法蹦出了一個又一個,隨著想法深入後又不斷被否決。就連想到三國的題材後,也經歷了漫長的設計過程。”
“三國殺淘寶店的最佳客戶就是杜斌。”
一開始把自己做的三國殺放到網上去賣,黃愷只是想賺點零用錢而已。“最開始的兩個月只賣出去一兩套,但是第二個季度就能達到十幾、二十套。那段時間的發展速度是比較驚人的。”
黃愷實話實說,這樣的好銷量一開始是沒想到的。但他有一種直覺,一定還有很多像他一樣喜歡桌遊的人會接觸到並喜歡上他的產品。
的確,黃愷做的手工三國殺在淘寶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積累,玩的人越來越多,清華、北大、廣院的客戶紛紛反饋,說非常喜歡這個遊戲。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現在遊卡桌遊的CEO杜斌了。
杜斌當時在清華讀博,因為一個瑞典朋友,也接觸到了桌遊。為了瞭解國內的桌遊情況,他隨手在淘寶搜了一下,結果搜到了黃愷的三國殺。而後杜斌和黃愷一拍即合,成立了桌遊創意公司。
本著對淘寶累積銷量的反饋,黃愷清楚地認識到,在現有環境下做桌遊創意,前景還是不錯的。“反正投入的也不多,就算是小小的冒險,也不會賠掉太多,還有很多後路可以走的。”於是在租住的小房子裡,黃愷、杜斌和相熟的三四個同學組建了“遊卡桌遊工作室”。
“每當產品做出來時,就覺得當初的爭論其實沒那麼重要。”
提起最開始創立工作室的日子,黃愷回憶起來都是滿臉的笑:“那個時候最歡樂的就是,大家每天混在一起,出了遊戲測試,就都湊在一個小屋裡玩兒。包括給我們做衛生的阿姨,那時候也玩得很不錯,現在已經是我們公司管庫房的資深員工了。”
一直到2008年夏天,加入工作室的人越來越多,杜斌和黃愷終於決定成立公司。但人多的地方就有江湖,黃愷和他的公司成員們經常因為概念或者意見不同引發爭執。“因為桌遊這個事物太新了,大家都沒有什麼有說服力的觀點,所以就從討論,到針鋒相對,最後演變成脣槍舌戰,甚至會鬧一些情緒。但是最後肯定會做一些讓步,多半是我讓步。”黃愷說完大笑。“因為我有我的理念嘛,我會在一些非常細微的細節上較真,比如我之前接觸國外桌遊比較多,國外都是順時針進行,但大家都覺得可能逆時針操作起來會更方便一些……就是這些小細節,我們都會為自己心目中完美的想法去爭論。”說完後,黃愷頓了一頓,補充道:“都是為了遊戲。”
“躺在床上大腦供血量多一些。”
身為遊卡桌遊的創意總監,黃愷的大部分工作是設計好玩的遊戲。最近,他也遇到了壓力。“我們在做的事情是國內沒有人做的,就算在國外,這種以一個公司的形式研發桌面遊戲的模式也是非常少見的。”因為客觀原因,黃愷經常要在遊戲的產品質量和出品時間之間做權衡,做妥協。“肯定是要有一些取捨的,如果我因為一些事情較真,肯定會影響產品的運作週期。”提起這些不得已的情況,黃愷滿臉無奈。
“我習慣於把很多問題自己憋著想,很少和別人討論,可能我老覺得這個問題我自己一個人能搞定。”提起自己事業的坎坷,黃愷不得不老實承認自己的處事方法,“如果自己實在想不出來,要麼放棄,要麼找另外一條路,但就是很少拿出來和別人說。”
“那你靈感枯竭的時候怎麼辦?”記者問。“我最喜歡的方式就是躺在床上閉著眼睛慢慢想,因為躺在床上大腦供血量比較多一點。”說完黃愷又忍不住笑起來。
“其實桌遊最主要的標準就是能玩。”
現在,黃愷手下帶領著四五個設計師,在開發新桌遊的道路上奔波。現在市面上的桌遊產品黃愷也會關注,但是“一些原創的桌遊時間都還不夠長,都是這幾年剛剛做出來的,需要市場和時間的考驗,還有很多都有點急功近利了。一款遊戲,如果只是為了一個比較古怪的題材,而忽視了遊戲內涵、美術、產品包裝,這樣的遊戲是不行的。但是也有一批比較優秀的作品,比如《風聲》,我自己就很喜歡。”說到桌遊產業,黃愷侃侃而談。
“衡量一款桌遊,最基本的標準就是要公平。”黃愷的公司有一套衡量遊戲的標準,每出一款遊戲,他們就要按照標準嚴格打分。“分數比例最高的是包裝和產品美術設計,因為這些都是非常直觀的東西,能讓玩家一眼就喜歡。還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遊戲的平衡性和公平性,這也是讓玩家持續玩遊戲的根源。剩下的比例都不太大。”
“但是每款遊戲都有自己的飽和度,三國殺、網遊都是這樣。”談到今後桌遊的發展趨勢,黃愷有自己的擔憂,“而且桌遊這個圈子現在很小,除了三國殺,其他遊戲的流行程度都不太大。”黃愷說,自己要在三國殺的品牌上,建立更多的遊戲,讓三國殺成為桌遊的橋樑:“我要利用群聚效應,讓不玩桌遊的人通過三國殺接觸桌遊,再讓已經接觸桌遊的人多玩一些不同型別的遊戲,試著做到讓大家不會對某個遊戲產生厭煩吧。”
成功人士白手起家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