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主要作品

　　郭沫若是我國20世紀著名的詩人和戲劇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和政治家。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希望大家喜歡。

　　一：陽春別

　　1924年6月10日午前10時。

　　上海三菱公司碼頭，n郵船公司的二層樓上。

　　電話聲、電鈴聲、打字機聲、鋼筆在紙上賽跑聲，不間斷地，在奏著近代文明的進行曲。栗鼠的眼睛眼睛眼睛，毛蟲痙攣著的顏面筋肉，……隨著這進行曲的樂聲，不斷地躍進，躍進，躍進。空氣是沸騰著的，紅頭巡捕、西洋婦人、玉蘭玉蘭水的香氣、衣縫下露出的日本婦人的肥白的腳脛……人是沸水中浮游著的水滴。

　　在買三等船票的櫃檯外面站著一位臉色蒼白的青年，頭髮是亂蓬蓬的，穿著一件俄國式的“魯白西袈”①，側著身子在櫃檯上填寫買票的願書。他寫出的名字是王凱雲，要乘上海丸到日本長崎去的。

　　①作者原注：一種向左邊開襟的俄國常用的短裝。

　　青年寫好了，抬起頭來看著旁邊賣頭等票的地方站著一個西洋人，攜著個五歲光景的兒子。西洋人有五十歲的光景，蓄著長長的頭髮，梳著“沃爾白克”②，蓄著山羊鬍子，一眼看來便曉得他是美術家，而且是法蘭西人的樣子。

　　②作者原注：“沃爾白克”***all-back***，頭髮不分開，整個向後梳。

　　西洋人果然用著法國話在和賣票的日本人攀談。日本人只把日本後來反問，兩下都不懂。青年在旁邊看見他們為難的情形，便挨近去向西洋人默禮了一下，替他把話翻譯了。

　　西洋人也是要到長崎去的，問幾時有船，問頭等票要多少錢，問五歲的孩子要不要票。交涉的結果，仍然是乘上海丸，定買頭等c的一張整票和一張半票。

　　西洋人在願書上寫著a.h.比利時人。……

　　兩人各把願書和鈔票交給賣票者之後，退坐在沿壁的木凳上攀談起來了。

　　比利時人說：

　　——“我本來是p大的繪畫教授。1908年便到p大教畫，一直教了十六年。中國學生對於繪畫雖不留心，但在八年前每月的薪水很豐富，生活是不吃苦的。1917年以後，薪水便漸漸拖欠起來，到最近兩三年來簡直是分文不發了。我的愛妻在今年正月死在北京，現在只留著這個五歲的小兒。……”

　　比利時人說到這兒，便沉默著了。他把兩手撫摩著他膝間站著的小兒，小兒抬起頭來望他。兩人的眼睛正整相對，含著淚光。

　　——“你此次到日本去是什麼目的呢?”青年待他悲感稍定之後問他。

　　——“我也沒有什麼目的，只是去遊歷一下罷了。北京不是我住的地方，中國我也厭倦了。我要走之前，在北京開了一次個人展覽會，想把我十六年來所作的畫都賣成錢。但是中國人不行，中國人的腳是走八大胡同的，不是走展覽會的。賣不了我都把來燒了。我所有的傢俱也賣了，一架鋼琴賣了兩百塊錢。那是我愛妻所鍾愛的鋼琴。今年正月她病了，我們幾天沒米下鍋的時候，便想變賣它，但她總不肯。可憐她竟至死了。……這鋼琴留著，我有什麼用呢?它是大使我傷心。……我現在有了錢，我把p大的教職辭了，我想到俄羅斯去。東方我要永別了，但我在往俄國之前，我想去看看日本。朝鮮我是在八年前去過的，朝鮮人我覺得比中國人還要好。朝鮮人便是一個‘悲哀’，中國人是‘西班牙的村落’——莫名其妙。就譬如中國人做教授，不怕口頭在反對北政府，但是教授是要做的;不怕沒米下鍋，沒學生上課，但是教授是要做的。簡直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

　　——“沒有什麼莫名其妙的地方。不過我們中國人的大學教授都是些烈士罷了。”

　　——“怎麼是烈士呢?”

　　——“我們有句古話，叫做‘烈士殉名’。”

　　——“啊，啊，說不定，說不定。但是你呢?我看你日本話談得很好，法國話也還說得不壞。……”

　　——“我在日本住了十年，是在那邊的大學畢業的。學的是工科。法國話是我自己學的。”

　　——“你要到日本去做什麼呢?”

　　——“我想去找點職業。”

　　——“中國沒事情給你做嗎?”

　　——“中國哪裡容得下我們!我們是在國外太住久了。你不知道嗎、我們中國選用人材的標準，凡是在日本混過五六個月的，便可以當教授技師，在西洋混過一二年的，便可以當什麼總長督辦了。中國哪裡容得下我們!”

　　——“啊，這是你們東方的精神文明的表現呢。‘無’，——‘無’——‘無’的妙用!‘無’是萬物之母。學問總也要‘無’才行，有了學問是應該吃糟粕的呢。嚇!嚇!東方的精神文明!……”

　　教授好象比青年還要悲憤的樣子，他指著樓口上站著的一位紅頭巡捕又接著說道：

　　——“那位吃英國飯的偉人，也怕在做夢，想把東方的精呻文明來做全世界的救主罷?……我在沒有到東方來的時候，也常常夢想著東方的黃金國，但我現在是醒了。未來的天國在北方的俄羅斯，未來的救主不是釋迦牟尼，不是老子、孔子，也不是耶穌呢。朋友，你為什麼不到俄國去?到俄國去做工不比日本更有意義嗎?”

　　——“沒有錢。”

　　——“你和我同路去罷，我們去看過日本的澎湃城***pompeii***後，再坐西比利亞鐵路到莫斯科。……”

　　兩人在對談的時候，賣票的人已經把票寫好了。

　　兩人各自拿了船票，下樓從郵船公司走出。

　　欲雨不雨的梅雨天氣，好象印度人的臉色一樣籠罩在黃浦灘上。在街頭叫著客的黃包車伕，在碼頭上吃著臭油豆腐的苦力，駱駝一樣拿著一根黑棒步來步去的紅頭巡捕，他們那超然物外的神情，好象沒有注意到黃浦江頭浮著有幾萬噸的外國兵船和巨舶的光景。他們的午夢很濃，尖銳的汽笛聲，嘈雜的機械聲，都不能把他們叫醒。他們是把世界征服了。他們在和天地精神往來，他們的世界是另外一個世界。他們是返虛入渾，他們是等於“無”——世界上就等於沒有他們一樣。

　　二：夢與現實

　　上

　　昨晚月光一樣的太陽照在兆豐公園的園地上。一切的樹木都在讚美自己的幽閒。白的蝴蝶、黃的蝴蝶，在麝香豌豆的花叢中翻飛，把麝香豌豆的蝶形花當作了自己的姊妹。你看它們飛去和花脣親吻，好像在催促著說：“姐姐妹妹們，飛吧，飛吧，莫盡站在枝頭，我們一同飛吧。陽光是這麼和暖的，空氣是這麼芬芳的。”

　　但是花們只是在枝上搖頭。

　　在這個背景之中，我坐在一株桑樹腳下讀泰戈爾的英文詩。

　　讀到了他一首詩，說他清晨走入花園，一位盲目的女郎贈了他一隻花圈。

　　我覺悟到他這是一個象徵，這盲目的女郎便是自然的三美室。

　　我一悟到了這樣的時候，我眼前的蝴蝶都變成了翩翩的女郎，爭把麝香豌豆的花莖作成花圈，向我身上投擲。

　　我埋沒在花圈的墳壘裡了。─—

　　我這只是一場殘缺不全的夢境，但是，是多麼適意的夢境呢!

　　下

　　今晨一早起來，我打算到靜安寺前的廣場去散步。

　　我在民厚南里的東總弄，面著福煦路的門口，卻看見了一位女丐。她身上只穿著一件破爛的單衣，衣背上幾個破孔露出一團團帶紫色的肉體。她低著頭踞在牆下把一件小兒的棉衣和一件大人的單衣，捲成一條長帶。

　　一個四歲光景的女兒踞在她的旁邊，戲弄著烏黑的帆布背囊。女丐把衣裳卷好了一次，好像不如意的光景，開啟來重新再卷。

　　衣裳卷好了，她把來圍在腰間了。她伸手去摸布囊的時候，小女兒從囊中取出一條布帶來，如像漆黑了的—條革帶。

　　她把布囊套在頸上的時候，小女兒把布帶投在路心去了。她叫她把布帶給她，小女兒總不肯，故意跑到一邊去向她憨笑。

　　她到這時候才抬起頭來，啊，她才是一位─—瞎子。

　　她空望著她女兒笑處，黃腫的臉上也隱隱露出了一脈的笑痕。

　　有兩三個孩子也走來站在我的旁邊，小女兒卻拿她的竹竿來驅逐。

　　四歲的小女兒，是她瞎眼媽媽的唯一的保護者了。

　　她嬉玩了一會，把布帶給了她瞎眼的媽媽，她媽媽用來把她背在背上。瞎眼女丐手扶著牆起來，一手拿著竹竿，得得得地點著，向福煦路上走去了。

　　我一面跟隨著她們，一面想：唉!人到了這步田地也還是要生活下去!那圍在腰間的兩件破衣，不是她們母女兩人留在晚間用來禦寒的棉被嗎?

　　人到了這步田地也還是要生活下去!人生的悲劇何必向莎士比亞的傑作裡去尋找，何必向川湘等處的戰地去尋找，何必向大震後的日本東京去尋找呢?

　　得得得的竹竿點路聲……是走向墓地去的進行曲嗎?

　　馬道旁的樹木，葉已脫完，落時在朔風中飄散。

　　啊啊，人到了這步田地也還是要生活下去!……

　　我跟隨她們走到了靜安寺前面，我不忍再跟隨她們了。在我身上只尋出了兩個銅元，這便成了我獻給她們的最菲薄的敬禮。

　　1923年冬，在上海

　　三：寄生樹與細草

　　寄生樹站在一株古木的高枝上，在空氣中洋洋得意。它倨傲地俯瞰著下面的細草說道：“你們可憐的小草兒，你看我的位置是多麼高，你們是多麼矮小!”

　　細草們沒有回答。

　　寄生樹又自言自語地唱道：“啊哈喲，我是大自然中的天驕。有大樹做我庇護，有大樹供我養料。我是神不虧而精不勞，高瞻乎宇宙，君臨乎小草，披靡乎浮雲，揖友乎百鳥。啊哈喲，我是大自然中的天驕。”

　　一場雷雨，把大樹劈倒了。寄生樹和古木的高枝倒折在草上。細草兒們為它哀哭了一場。寄生樹漸漸枯死了。每逢下雨的時候，細草們便追悼它，為它哀哭。

　　寄生樹被老樵夫撿拾在大籮筐裡，賣到瓦窯裡去燒了。每逢下雨的時候，細草們還在追悼它，為它哀哭。

　　1924年，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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