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老舍精神的文章***2***

　　寫老舍精神的文章篇3：老舍與國民精神

　　孔慶東

　　內容提要 國民精神的範疇來自魯迅等先驅，但老舍自有其獨特貢獻。老舍的眼睛既是市民的眼睛，又是受過西方文明洗禮的現代知識分子的眼睛。他眼中的國民精神是全面的、發展的，從簡單的善惡對立發展到辯證的交錯組合。他筆下國民精神的主流是他舍盡心血描寫的大量平凡而又複雜的中間人物。老舍是集傳統精神之大成的現代知識分子。他的內心世界與處世態度存在著矛盾，因而他又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知識分子。國民精神具有時代性，當代作家應從老舍的成就和不足中領會出國民精神與當代文學發展的關係。

　　關鍵詞 國民精神 國民性 民族性

　　一、老舍之於國民精神

　　民族精神、國民精神、國民性這一類詞彙的推廣運用，來自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先驅。魯迅以他那尖銳的目光和犀利的筆鋒，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我們民族精神領域中一切落後、腐朽的陰暗面，對諸如吃人的屠伯、麻木的看客以及欺軟怕硬、愚昧迷信、頑固保守、負辱自欺等現象痛下鍼砭。這一斗爭貫穿了魯迅文學生涯的始終，為現代文學開闢了一條寬闊的戰鬥道路，因此，當我們涉及到“國民性”這一課題，不容置疑地要推魯迅為開路的先鋒。

　　但是，對國民精神的思考和批判，並非魯迅孤軍所為，從20年代的周作人，直到40年代的錢鍾書，很多現代作家都或多或少有所涉及以至大張撻伐。他們雖然不如魯迅那樣一針見血、入木三分，但他們以觸及層次之廣，感受角度之多，共同結成了魯迅這面大旗下向愚腐的國民精神宣戰的整齊陣容。

　　在所有現代作家中，最豐富具體、最生動形象地描繪出國民精神的千姿百態的，恐怕要推老舍。由於魯迅後期專力於“匕首和投槍”的嚴酷鬥爭而沒有創作更多的小說，所以在國民精神形象塑造的種類和數量上，老舍恐怕是超過了魯迅的。當然，老舍並未明確針對這一問題專門發表過自己的主張、見解，但是，老舍在這方面的貢獻是不容否認和忽視的客觀存在。思想水平平庸的人，讀了老舍的作品，哈哈一笑完事兒;思想水平深刻一些的，能從老舍的喜劇中看出悲劇，從幽默與荒誕中看出嚴肅與莊重;而具有較高的文學素養和思辨能力的讀者，則理應體會出老舍對民族心理的深入觀察與剖析，為他的傳神描寫與精妙表現而拍案叫絕。如果說，不深入瞭解魯迅，就不能觸目驚心地認識到國民性問題之嚴重與深刻的話，那麼，不深入瞭解老舍，恐怕就不能感同身受地認識到國民精神無處不在的普遍性和它的複雜性。

　　本文所指的國民精神外延較廣，泛指我們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和社會環境而形成的種種集體意識及其精神表現，並不侷限於一定的感情色彩。在不同的上下文裡也往往與民族精神、國民性等概念互文見義。

　　二、老舍眼中的國民精神

　　老舍很少發表政論性的文章，他不止一次講過，“我是不敢輕易談理論的”，而且我們應當承認，老舍在政治上缺乏魯迅、郭沫若那樣深邃的洞察力和準確的判斷力。但是，這不等於他對時代風雲、民族命運、社會前途乃至國民精神等問題沒有自己的見解。我們從他大量的散文、雜文，以及他在小說中情不自禁地站出來所發的議論中可以發現，老舍有著獨特的見解，而且有著一雙與其他作家不同的觀察世界的眼睛。

　　首先，這是一雙貧苦市民的正直的眼睛。

　　老舍的出身，數得上是現代作家中最貧寒的。下層旗人的地位，飽經憂患的生活，使他從生命的第一秒鐘開始，就成為廣大下層市民中的一員。他在《昔年》一詩中說：“我昔生憂患，愁長記憶新：童年習凍餓，壯歲飽酸辛。”“由於幼年境遇的艱苦，情感上受了摧傷，他總拿冷眼把人們分成善惡兩堆。”這“善”與“惡”的概念，來自他周圍的那個世界。“他們所居住的小衚衕裡，同住著許多貧窮的北京市民，糊棚的，賣藝的，當小夥計的，做小買賣的，當巡警的，拉洋車的，賣苦力的，當僕人的，當兵的，三教九流，都佔全了。姥姥家的同輩兄弟們，也多是靠勞動過活的苦人，當木匠的，當泥水匠的，當油漆匠的，五行八作，也幾乎都有。” 老舍就是從這些人身上，尤其是從他那吃苦耐勞、勤儉樸素、堅毅慈祥、助人為樂的母親以及樂善好施的劉大叔***即宗月大師***和稱得上是北京小媳婦的典範的大姐等人身上，繼承和吸取了普通人民的良好素質，練就了一雙以這些普通人民的利益為是非標準的眼睛。

　　在這雙眼睛裡，母親、大姐、劉大叔以及《正紅旗下》中的二哥福海等，是一堆兒的，他們勤勞、善良、有本事、為人排憂解難。而姑母、大姐夫和大姐的公婆等，是另一堆兒的，他們好吃懶做，軟弱無能，“他們的一生像作著個細巧的，明白而又有點胡塗的夢”。此外還有一堆兒，那就是從《老張的哲學》中的老張、《趙子曰》中的歐陽天風、《駱駝祥子》中的劉四，直到《四世同堂》中的冠小荷一系列角色所代表的生活中那班損人利己、欺軟怕硬、卑鄙無恥、陰險毒辣的“惡”人。

　　所有這些人，經過老舍那雙正直樸素而又聰慧敏感的眼睛，分成不同種類，同時又連成一片，組成了一個活生生的負載著國民精神的世界。在以後的創作生涯裡，他不論要寫具有哪種精神狀態的人物，只要一閉眼、一伸手，就可以從這個世界中探囊取物般輕輕拈出一個來。因為對於生活，“他不是去‘體驗’，而是作為苦難大眾的一員承受著這種苦難生活對他身心的磨難”。這些也正是老舍進一步認識國民精神、理解國民精神、建立國民精神思想系統的堅實基礎和出發點。

　　第二，老舍的眼睛又是一雙現代知識分子的眼睛。

　　老舍自幼聰明好學，群涉博覽。自19歲***1918年7月***結束學生生活以後，長期生活在知識分子圈內。“五四”運動，雖然他沒有直接參加，但仍然不可抗拒地成為他思想發展的第一個重大轉折點。他說：“反封建使我體會到人的尊嚴，人不該做禮教的奴隸;反帝國主義使我感到中國人的尊嚴，中國人不該再做洋奴。這兩種認識就是我後來寫作的基本思想與情感。”，老舍把“五四”精神著重體會成兩個“尊嚴”，這與他頭腦中的傳統思想意識是分不開的。

　　擁有了廣博的知識和先進的思想武器，就使得老舍在觀察民族精神時，具有了嶄新的眼光。他把腦海中那些“善”人、“惡”人以及所謂中間人的品質進行概括、解析，從中尋找古老民族文化意識沉積的軌跡，從那些原來認為是完美的“善”人身上看出妥協、忍讓的缺陷，特別是從他最熟悉的人中去形象地把握“東亞病夫”的病症。他在談到《二馬》中的老馬時說：“……但我最熟識的老人確是他那個樣子。他不好，也不怎麼壞;他對過去的文化負責，所以自尊自傲，對將來他茫然，所以無從努力，也不想努力。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與有所依靠;若沒有自己的子孫，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他背後有幾千年的文化，面前只有個兒子。他不大愛思想，因為事事已有了準則。這使他很可愛，也很可恨;很安詳，也很無聊。”這是一段非常精確的總結，令我們每一個人都不免又想到自己的祖輩以至父輩。

　　隨著思想的不斷進步與經歷的不斷豐富，老舍對國民精神的認識幾經起伏。他對國民精神的諷刺鞭撻從《老張的哲學》開始，到《貓城記》達到了頂峰。他說：“貓人的糟糕是無可否認的。我之揭露他們的壞處原是出於愛他們也是無可否認的。”但老舍終於給了貓人一個滅國絕種的結局，這種處理招致了更多的對該作品思想內容的指責。然而從《月牙兒》、《駱駝祥子》起，老舍在把主要筆墨偏向社會批判的同時，對民族精神的描繪重點開始由“砭惡”向“揚善”轉移，主人公的光彩開始鮮明。到了《四世同堂》這部鴻篇鉅製中，老舍腦海裡所積存的國民精神各方面的代表幾乎全體登場，可以說全面體現了老舍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對此我們將在下面著重分析——這是因為老舍接近左翼文藝運動後，逐漸成為一個民主主義戰士，認識到國民精神與社會存在的種種關係，改變了從前以為民族落後只是因為國民精神不好的觀點。

　　第三，特別需要加以說明的，是老舍的眼睛受過西方文明的洗禮。

　　1924年夏，老舍由燕京大學英籍教授艾溫士推薦，赴英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華語講師。在此之前，他同北京缸瓦市基督教福音堂有過較多的聯絡，並在博愛主義的影響下，於1922年受洗入教。1929年6月，離英回國，途徑巴黎，在法、德、意等國遊歷三個月，並在新加坡短暫停留，任一所華僑中學的國文教員，於1930年3月回到上海。

　　五年多的海外生活，大大開闊了老舍的眼界，使他在同其他民族的對比中，更清晰、更準確地看到了中國這個古老民族的特性。這種比較在《二馬》中表現得十分突出。他通過小馬——馬威的口說：“帝國主義不是瞎吹的!……不專是奪了人家的地方，滅了人家的國家，也真的把人家的東西都拿來，加一番研究。動物，植物，地理，語言，風俗，他們全研究。這是帝國主義厲害的地方!他們不專在軍事上霸道，他們的知識也真高!知識和武力!武力可以有朝一日被廢的，知識是永遠需要的!” 老舍由此感嘆到有點消極的地步：“想打倒帝國主義麼，啊，得先充實自己的學問與知識，否則喊啞了嗓子只有自己難受而已。” 老舍讚美西方民族的科學態度和進取精神，反對中國的愚昧迷信和因循守舊。他認為，西方人按法律、契約辦事，嚴肅認真，而中國人按人情、面子辦事，敷衍馬虎。像老馬——馬則仁那一代的國民，人沒老，心先老了，其人生哲學就是“好歹活著”。老舍憤怒地指出：“完全消極，至少可以產生幾個大思想家。完全積極，至少也叫國家抖抖精神，叫生命多幾分樂趣。就怕，像老馬，像老馬的四萬萬同胞，既不完全消極，又懶得振起精神幹事。這種好歹活著的態度是最賤，最沒出息的態度，是人類的羞恥!”

　　另一方面，老舍並沒有在西方文明面前五體投地，他同樣看到了西方人不如東方人的精神面貌。冷冰冰的金錢關係，使他對大雜院市民間無私互助的生活非常留戀。老舍在倫敦時，有一次房東的女兒宣告要減半收費教老舍跳舞，老舍指出：“把知識變成金錢，是她，和一切小市民的格言。”英國人的盲目自大、民族歧視，使他感到祖國五族共處、和睦友好的溫暖。同時，他也看到西方人同樣有懈怠、懶惰的毛病。這些使老舍認識到，中國的國民精神並不是不可改變的，也並不是一無是處的。

　　到了新加坡，老舍“思想猛的前進了好幾丈”。從那些華僑身上，他看到了中國人民內在的偉大創造力和吃苦耐勞的精神。“中國人能抵抗一切疾痛：毒蟒猛虎所盤踞的荒林被中國人剷平，不毛之地被中國人種滿了菜蔬。中國人不怕死，因為他曉得怎樣應付環境，怎樣活著。中國人不悲觀，因為他懂得忍耐而不惜力氣。”從這裡，他看到了東方的希望。“英國中等階級的兒女根本不想天下大事，而新加坡中等階級的兒女除了想天下大事什麼也不想了。”在《小坡的生日》這部童話體長篇中，老舍通過現實與夢境的混合描寫，表達了他對下一代國民良好精神狀態的理想和熱望，那就是團結、抗爭、友好、和睦。至此，老舍在思想上構成了對國民精神問題認識的總的基本框架。

　　由上可見，老舍眼中的國民精神即是現實生活中的國民精神。老舍的思維是藝術型的——他在《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一文中說：“現在我認明白了自己：假如我有點長處的話，必定不在思想上。我的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我能是個熱心的朋友，而不能給人以高明的建議。感情使我的心跳得快，因而不假思索便把最普通的、浮淺的見解拿過來，作為我判斷一切的準則。在一方面，這使我的筆下常常帶些感情;在另一方面，我的見解總是平凡。” ——這樣，老舍便將他腦海中的國民精神都形象地付諸筆下的作品中去了。

　　三、老舍筆下的國民精神

　　老舍不愧是一位“寫家”，數十年如一日的辛勤筆耕，為我們留下了八百多萬字的一個相當浩瀚的藝術世界。這個世界幾乎囊括了老舍所有的生活經歷，像生活本身一樣在我們面前起伏著、喧鬧著。這個世界裡的每一個人物形象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國式的，都是一個小型的“國民精神”的負載系統，要將這些形象按精神狀態進行分類，是很難做到科學化的。因為他們像生活中的人一樣各具情態，絕少雷同。

　　從第一部長篇《老張的哲學》開始，老舍就以“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的態度，挖掘那些惡俗人物的卑陋的靈魂。所謂“老張的哲學”，簡直把中國這個獨特社會所產生的種種市儈心理概括殆盡。朱自清說：“老舍先生寫老張的‘錢本位’的哲學，確乎是酣暢淋漓，闡揚盡致;但似乎將‘錢本位’這個特點太擴大了些，或說太盡致了些。” 其實，老舍概括的這個“哲學”，同魯迅概括的“精神勝利法”一樣，具有廣泛的覆蓋性，並非老張所專有。這是北洋時代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的一切無賴惡棍的哲學，同時又是幾千年的封建毒汁摻雜了西洋文明的垃圾所結的惡果。

　　然而這些敗類並不能代表我們的國民性，他們不過是國民精神這道大河裡的幾股濁流。老舍最熟悉、把握得最準確、寫得最多、最精彩、最能代表國民性之愚弱的，正是像《二馬》中的馬則仁那一批覆雜的人。像這一類並不是簡單的好人、壞人的形象，還有《牛天賜傳》中奉行一整套陳規陋習的牛老者夫婦，《四世同堂》中以“和氣生財”為格言的、就怕過不了八十大壽的祁老太爺和《茶館》中聰明圓活、謹小慎微的王利發等。他們的處世哲學的遭遇可用老舍兩個短篇的名字來概括，即《老字號》在《新時代的舊悲劇》。王利發說：“我呢，做了一輩子順民，見誰都請安、鞠躬、作揖。”可是這些人沒一個有如意的結局，老舍意在證明“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來就是‘出窩老’。出窩老生下來便眼花耳聾痰喘咳嗽的!”，“一國裡要有這麼四萬萬出窩老，這個老國便越來越老，直到老得爬不動，便一聲不出的嗚呼哀哉了!”

　　正是這些人物，成為老舍描寫國民精神的作品中的主流，成為國民精神其他方面的原始參照系。從老舍的全部作品來看，《二馬》、《貓城記》、《離婚》、《四世同堂》四部長篇集中描繪了國民精神，代表了老舍塑造國民精神形象的最傑出成就。

　　《二馬》是老舍有意探討民族性問題的第一個里程碑。他比較了東西方民族精神，肯定了英國人的積極緊張的生活態度、求實苦幹的工作精神和樂觀自信的愛國思想——雖然是帶有民族偏見的愛國思想。用西方人的朝氣蓬勃，深刻地對照出我們民族的衰老、可笑中的可悲。通過馬則仁的飲食起居，待人接物，思維方式等方面的細緻解剖，把老一代中國人的畸型心理揭露無遺。老馬“一輩子不但沒用過他的腦子，就是他的眼睛也沒有一回釘在一件東西上看三分鐘的。”既無知，又處處附庸風雅，養花玩狗而恥於關心自己的生意。書中有一段傳神的描繪，勝過任何分析和說明。書中寫道：

　　老馬是倫敦的第一個閒人：下雨不出門，颳風不出門，下霧也不出門。叼著小菸袋，把火添得紅而亮，隔著玻璃窗子，細細咂摸雨、霧、風的美。中國人在什麼地方都能看出美來，而且美的表現是活的，是由個人心中審美力放射出來的情與景的聯合。煙雨歸舟咧，踏雪尋梅咧，煙雨與雪之中，總有個含笑的瘦老頭兒。這個瘦老頭便是中國人的美神。這個美神不是住在天宮裡，是住在個人心中的。所以馬老先生不知不覺的便微笑了，汽車由雨絲裡穿過去，美。小姑娘的傘被風吹得歪歪著，美。一串燈光在霧裡飄飄著，好像幾個秋夜的熒光，美。他叼著小菸袋，看一會兒外面，看一會兒爐中的火苗，把一切的愁悶苦惱全忘了。他只想一件東西，酒!

　　《貓城記》則向衰敗的民族性發出了最慘痛的呼喊。老舍在嘗試了以老馬為模特的典型概括之後，力圖以全景俯瞰式拍攝下舊中國從上至下的各個角落所結成的國民精神的大網。採用群像描寫的方法，涉及到了國民精神中的一切弱點：折中妥協、敷衍馬虎、貪婪世故、怯懦糊塗、自私分裂、欺軟怕硬……雖然思想性藝術性尚不敵魯迅的《阿Q正傳》，但在鋪陳描繪上有過之而無不及。30年代就有人指出這一點：“《阿Q正傳》只創造一個典型的社會人物，而《貓城記》卻是在於要企圖創造一個典型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上層統治者閉關自守，卻又狐假虎威，利用外國人來穩固自己的統治;各種政客團體的創辦、活動只是為了起鬨;學者們發表奇談怪論只為了爭第一、爭“迷葉”;軍人以搶劫為天職;婦女解放和婚姻自由都成了兒戲;教育只是為了賺錢和空頭學位;人們之間相互利用，毫無真誠。而這一切又都是在麻木糊塗之中的自然情景。當那位為了替貓人雪恥而犧牲的大鷹的頭被懸掛出來後，貓人們爭相圍觀，以至擠死了三位老人、兩名婦女，使人想到魯迅的《示眾》、《復仇》、《死後》、《鏟共大觀》等作品中所出現的相類場面。小說顯示出，貓國的滅亡並非由於不如那夥“倭人”的強大，而在於自己腐敗的國民性。貓國的最後兩個人被抓在木籠裡還要互相廝打，這樣的民族焉能不滅!但老舍把調子壓得如此之低，不等於他在思想上對現實中的國民精神完全絕望，而應看作是他對整個民族發出的“不治將恐深”的最危險的警告。非現實的描繪使他塑造的這個“典型社會”在藝術上並不十分成功，當他回到現實中來，直接面對國民精神時，他的筆鋒才閃耀出最本色的光華。這就是另一部長篇《離婚》。

　　《離婚》以“返歸幽默”和“含淚的微笑”成為“高出於他先前的一切作品”的最能代表老舍小說藝術風格的佳作。經過了《二馬》中的民族對比，經過了《貓城記》中的非現實的象徵，老舍在這裡發揮出他生活經歷和藝術經驗兩方面的特長，以揮灑自如、分寸適當的藝術性幽默去透視一個小市民的世界，從而獲得了現實主義的高度成功。

　　在《離婚》中，老舍集中火力攻擊國民性中最普通、最深入人心、最難以醫治的幾個方面，即敷衍、折中、妥協、怯懦。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多側重於麻木、愚昧，這與他筆下農民形象較多有關。市民與農民不同，他們思想中的自我意識較強，但是無力自拔於周圍的現實環境，便滿足於生活現狀，悠然自得，在灰色的人生中呼吸、行動。老舍筆下的財政所實際上是舊中國全套官僚結構的縮影，他所解剖的市民哲學實際上代表了整個社會的庸人哲學。

　　這個財政所的職員們平素滿足於庸俗的小康生活，上班只是胡混。“男性媒婆”張大哥是這群人裡的一個典型。他“多數的日子是沒公事可辦，而沒有一天缺乏婚事的設計與經營”。他的一切以“折中”為上，“走極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頭。張大哥最不喜歡摔跟頭。他的衣裳，帽子，手套，菸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過半年多，而頑固老還要思索三兩個月才敢用的時候的樣式與風格”。這個毫無苦悶感的京油子，既是灰色人生的產物，又是灰色人生的製造者。而老李則是灰色人生的犧牲品，他有理想和熱情，嚮往“詩意”的生活，可是由於他缺少勇氣和決斷，一味妥協退讓，終於免不了悲劇的籠罩。老邱可說是老李的補充，他說：“我不甘心作個小官僚，我不甘心做個好丈夫，可是不作這個做什麼去呢?”明知苦悶仍要妥協敷衍，使他成了“苦悶的象徵”。直到今天，《離婚》中那種“財政所”，在我們的社會裡不是仍然為數不少嗎?許多人認為，老舍的小說時代性不強，其實這並不意味著是老舍的一個藝術缺陷。國民精神的變化與時代的變遷並不能簡單地用“物質決定意識”去理解。《茶館》葬送了三個舊時代，但是葬送不了王利發、鬆二爺、劉麻子等人的心理意識。《離婚》正是把這些民族意識的描寫推到了一個高峰。老舍後來能夠在《四世同堂》中再一次大規模描繪國民精神，應該說得力於《離婚》等幾部小說所奠定的藝術基礎。

　　老舍的內心深處，從未把我們民族的精神看成漆黑一團，無可救藥。他之所以在《貓城記》等一系列作品中痛鞭國民性之弊端，不過同郁達夫、聞一多等許多民族戰士一樣，“愛之愈深，疾之愈切”也。魯迅說得好：“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老舍在民族精神中同樣看到了那些能夠成為、應該成為我們民族脊樑的東西。在老舍的作品中，這主要是通過他所認為的民族精神裡的傳統美德來表現的。如《老張的哲學》中狷介正直的李老人，《趙子曰》中捨身除害的李景純，《二馬》中自尊愛國的馬威和埋頭苦幹的李子榮，《黑白李》中“砸地獄的門”的革命者白李，《離婚》中行俠仗義的丁二爺，《牛天賜傳》中“心紅”豪爽的四虎子等。以《駱駝祥子》為轉折點，老舍一方面把國民性放到廣闊的社會生活背景中，同社會批判相結合，並且努力在藝術上表現出“我恨壞人，可是壞人也有好處;我愛好人，而好人也有缺點。‘窮人的狡猾也是正義’”的思想上“近來的發現”。另一方面也隨著老舍投身政治活動的“八方風雨”時期的來臨和他思想的發展，老舍作品中的民族精神開始放射出光彩。祥子善良而老實，“堅壯，沉默，而又有生氣”，是下層人民的樣板，他對生活滿懷信心，為了生活理想百折不回，他要自由，要獨立，他身上充滿了值得歌頌的我們民族那種堅韌不拔，頑強向上的精神。但是這精神之光終於淹沒於社會的黑暗深淵，“體面的、要強的、好夢想的、利己的、個人的、健壯的、偉大的祥子”，幾經奮鬥、掙扎，最後竟成為一個“墮落的、自私的、不幸的……個人主義的末路鬼”。這說明老舍已經改變了早年那種企圖單憑醫治國民精神來救國的理想。正由於老舍的認識有了如此發展，從抗戰末期開始動筆的《四世同堂》，才得以集老舍對國民精神認識之大成。雖然這不是該作品的中心主題，但作品正是憑藉這一重點優勢，加上老舍動用了幾乎全部有關北平的生活積累，從而以巨大的藝術感染力雄踞文壇。

　　老舍在《四世同堂》以前的作品裡描寫過的各類國民精神，在這部鉅著裡都可以找到。老張、歐陽天風一班惡棍，在這裡以冠小荷、大赤包、藍東洋為代表，賣身求榮，喪盡天良。老馬、牛老者夫婦那一代，有祁老太爺等為代表。韻梅集中國婦女的傳統美德於一身，而瑞宣、瑞豐、瑞全三兄弟則可說是民族性中優、劣及其中間物的象徵。該書龐大的人物體系包括一百三十多人，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一定要體現某一種“國民性”，但這些三教九流的人物有許多確是與老舍筆下以前的人物一脈相承的。在這部書裡，老舍將他們置於一張大網中，塑造了一組國民精神的群雕。

　　《四世同堂》中的國民精神不僅豐富、全面，而且同人物個性緊密結合，表現出其複雜性。祁老人滿腦子封建觀念，以委屈對強暴，受到漢奸侮辱，他卻滿臉堆笑地說：“是!是!你哥兒們多辛苦啦!不進來喝口茶嗎?”二孫祁瑞豐當了偽科長，他不以為憂，反以為喜，認為一來“可以仗膽子”，二來祁家幾代沒有作官了，“不表示歡喜，就有些不近人情”，三來證明他買的房子確實有“風水”，充分暴露了他的麻木愚弱。但祁老人又同時是個慈善的長輩，愛親人，講義氣，勤儉持家，毫不虛偽，傳統的民族精神在他身上是多面的、立體的存在。祁瑞宣有一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之心，但孝親育子的傳統義務觀念使他像巴金的《家》中的覺新一樣，逃避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屈辱偷生。洋車伕小崔憑著樸素的民族義憤敢於痛打日本兵，但是卻由於“好男不跟女鬥”的觀念，白白捱了大赤包一個嘴巴。這些都形象地說明了國民精神的複雜性。

　　《四世同堂》最突出地表明瞭一點，就是國民精神是可以變化的。祁老人目睹了敵人的累累暴行之後，由怯懦變成強硬，怒對敵寇，趕走冠小荷，責罵瑞豐。錢默吟從一個閉門飲酒、吟詩賞花的儒士，轉變為與敵人殊死搏鬥的勇士。與描寫北京市民接受良民證、交納廢鐵、參加敵偽組織的活動等妥協忍辱一面的同時，老舍還以濃墨重彩寫出了中華民族不可侮的一面。祁天佑的跳河自殺，錢仲石的與敵同歸於盡，尤其是那一對清朝侯爺的後代小文夫婦能夠在暴敵面前站著死去，充分寫出了國民精神賴以重放光芒的中流砥柱。

　　這樣，老舍不僅把國民精神同時代風雲、社會環境結合起來，而且著重描寫了人民群眾從麻木到覺醒的過程，並對國民精神中先進的優秀的一面戰勝落後的腐朽的一面給予熱情歌頌、寄予強烈的希望。老舍的國民精神觀在這部《四世同堂》裡結出了最繁盛的果實。

　　老舍筆下的國民精神是豐富多彩，千姿百態的。他既寫出了其落後、腐朽、麻木、愚弱、妥協的一面，又寫出了其進步、優秀、善良、自尊、俠義、勤勞、堅忍、反抗的一面。而且，他筆下的前一面是向後一面轉化的。他筆下那些能夠長久屹立在文學史上的人物形象，無一例外地負載了我們民族精神中的某一突出方面，他們每一個都是“中國式”的。這不僅是老舍本人的創作貢獻，實際上是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功勳中舉足輕重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時，老舍對國民精神的思考、對國民精神的描繪，與他本人性格中的國民精神也是具有很大關係的。

　　四、老舍身上的國民精神

　　普希金說：“作家擁有的民族性，是一種僅能被本國人所賞識的優點，——對於別的人，它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反倒可能是毛病。”然而老舍的作品，以其出類拔萃、純厚地道的“中國風”，不僅在國內成為第一流的文學佳品，而且在國外也贏得了極高的聲譽。這裡的關鍵就在於，老舍的“中國風”是以民族性為其核心的。果戈理指出：“……真正的民族性不在於描寫農婦穿的無袖長衫，而在表現民族精神本身。詩人甚至完全生疏的世界，只要他用含有自己的民族要素的眼睛來看它，用整個民族的眼睛來看它，只要詩人這樣感受和說話，使他的同胞們看來，似乎就是他們自己在感受和說話，他在這時候也可能是民族的。”通觀老舍的創作與生平，我們會明顯感到，老舍的眼睛，不高不低，正好是匯聚了我們民族要素的一雙眼睛。憑著它，老舍透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濃煙密雲，為國民精神畫出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圖景。別林斯基在《論〈葉甫蓋尼·奧涅金〉》中講道：“要想在這種一半都被與之格格不入的異國形式掩蓋了的生活中找出民族性的因素來，一個詩人就必須擁有巨大的才能;必須在靈魂上是一個具有民族性的人。”老舍的靈魂正是一個完完全全的、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的靈魂。

　　老舍所受的教育是平民教育，他的知識基礎和思想基礎完完全全來自於他生活的那個下層市民社會。他自述道：“從私塾到小學，到中學，我經歷過起碼有幾十位老師吧，其中有給我很大影響的，也有毫無影響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師，把性格傳給我的，是我的母親。母親並不識字，她給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就是憑著一身下層人民的優良品質，老舍的一生不論地位到多麼高、名望有多麼大，他始終保持一個“布衣”的本色。他曾遊學英國多年，遊歷過許多世界名城，還到美國講學和旅居數年，飽受西方古今文明的滋養，是一位真正學貫中西的文學大師，但是他在作風上卻絲毫沒有一點“洋”味，絲毫沒有像被錢鍾書在《圍城》裡諷刺得體無完膚的那些“假洋鬼子”的種種酸腥氣息。可以說，老舍身上彙集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勞動人民的優秀品德和儒家士大夫的文化意識的積累，又加上現代文明的薰陶，使他成為中國現代高尚正直、坦白質樸的知識分子的典型。

　　魯迅在紀念柔石時寫道：“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只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 這段評價用於老舍也是十分適當的。從舊的一面來講，老舍恪守著一切傳統文人的道德規範，可以說是忠孝雙全、仁義禮智信五德具備。老舍的忠表現在至死不渝的愛國主義上。他辦教育，為了救國;寫小說，為了救國;參加政治活動，也是為了救國。他在國外，一貫維護民族尊嚴。為了抗戰，老舍別婦拋雛，以筆代槍，嘔心瀝血為抗戰而寫作、為民主運動而奔走。他那“莫任山河碎，男兒當請纓”的詩句，令人想到當年的陸游。1944年，日寇進佔貴州的獨山、都勻，重慶震動，老舍明確表示：“我早已下定決心，如果日寇從南邊打來，我就向北邊走，那裡有嘉陵江，滔滔江水便是我的歸宿!我決不落在日寇手裡，寧死不屈!”旅美期間，他日日注目著解放軍的勝利進軍，一旦五星紅旗升起在天安門廣場，他就歸心似箭，投向祖國的懷抱。從此之後，他全心全意歌頌祖國，歌頌人民，最後在慘遭毆打的情況下，他選擇了與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相同的歸宿。老舍的孝母也是有口皆碑的。他曾含淚告訴好友羅常培：“昨天把皮襖賣掉，給老母親添置寒衣和米麵了。”老舍一輩子都念念不忘母親的養育之恩和給予自己思想上的巨大感化，總懷著一顆負疚的心。他對人也並非沒有原則地永遠一團和氣，他是善惡、愛憎分明的。他表述過：“我的脾氣是這樣：不輕易交朋友，但是隻要我看誰夠個朋友，便完全以朋友相待。”他的剛直不阿與平易近人同樣為人傳頌。據說，梁實秋曾借向學生演說對老舍進行過人身攻擊，學生們希望老舍出來駁斥，老舍卻認為無聊而“沒有時間奉陪!”而當梁實秋宣揚“文藝與抗戰無關”時，老舍卻站出來加以批駁。這既是古人所稱讚的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鬥的君子之風，同時又體現了老舍高度的正義感和原則性。

　　老舍對內部世界，即對自己的評價，又如何呢?人們最注意的是他的謙虛。他的一切言談舉止無不體現著謙虛。以第一流文學家的身份，居然自稱為“寫家”。別人的批評，他總是心悅誠服地接受，並且往往還要自己再深責一層。其虛懷若谷的程度，令人仰不可追。然而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如徐@①先生回憶說：“他對自己的小說非常自負，談到魯迅，他認為只有雜感可稱首屈一指;小說，則‘氣派太小’。至於別人，當然不在他眼裡。”還說老舍入“左聯”後，“非常虛驕做作”，自稱辦《宇宙風》“全靠我與鼎堂”等等。這些回憶，應該說起碼在其主觀感覺上，是可信的。我們仔細研究老舍的“謙虛”，其中的實質部分當然出自真誠的恭人遜己，出自“三人行必有我師”的科學態度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高尚情操。但是，老舍有些過分的謙虛不免令人產生不符實情和難以接受的感覺，令人想起傳統文人的客套和北京市民的“虛禮”。他的話有時不免給人矛盾的感覺。他在《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中說：“有人說，《老張的哲學》並不幽默，而是討厭。我不完全承認，也不完全否認這個。有的人天生的不懂幽默;一個人一個脾氣，無須再說什麼。有的人急於救世救國救文學，痛恨幽默;這是師出有名，除了太專制一些，尚無大毛病。不過這兩種人說我討厭，我不便為自己辯護，可也不便馬上抽上自己幾個嘴巴。有的人理會得幽默，而覺得我太過火，以至於討厭。我承認這個。”這段話很典型地表現了老舍的性格。老舍對自己有一分為二的自知之明，對於正確的批評真誠接受，並在以後的創作中，揚長避短。但他對批評同樣一分為二，對那些不懂藝術者不屑一辯，一方面處處給人留下臺階，顯示出豁達、海涵，一方面在字裡行間透出反批評的鋒芒。這正是一種“中國式”的風度。

　　以群有一段話概括得很恰當：“談到老舍先生的為人，常常有人拿‘面面俱到，不得罪人’來說明他的特點，這隻道出了老舍先生性格底一面。因為老舍先生雖然善於以他深沉的涵養和老練來待人處世，但是，他的‘面面俱到’卻有個限度的。他的朋友們，縱然有時免不了一些他所不悅的鹵莽或幼稚的行動，但只要是出於善意，他都能諒解;反之，如果是出於一種卑鄙的私圖或不光明的動機，縱然善於花言巧語，他也必正言厲色，給對方一個‘下不去’。”老舍一方面對外謙恭和善，在本質上卻真正做到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總結老舍的一生，使我們看到，老舍的身上負載了他所認為的國民精神中最優秀的一面，如克己為公，愛國事親，正義剛直，謙恭禮讓。同時，他的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國民精神中的某些弱點，如過分的忍讓，處世的面面俱到，士大夫的忠奸善惡觀念等。老舍在對國民精神的不斷觀察、批判、思考、剖析過程中，也逐步揚棄著、完善著自我，一步步地跨入先進知識分子的行列。也正是老舍本身與國民精神的密切關係，鼎助他將國民精神的描繪水平推向了一個高峰。

　　五、老舍與國民精神的啟示

　　經過上面幾方面的探討，已能夠大體把握出老舍與國民精神的密切聯絡。他生活的時代是我們的民族精神開始由舊質向新質過渡的時代，他生長的環境是我們的民族精神最為魚龍混雜的環境。獨特的教育使老舍深深得到了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同時也附帶了一些弱點。這樣，一面使老舍能夠以自身為座標原點，洞微燭隱地解剖、考察國民精神;另一面，又使他未能像魯迅那樣，站到更高的理論層次上，由此使人想到，一個文學工作者應該怎樣在自己與民族精神的關係上從必然王國飛躍到自由王國。

　　從老舍與國民精神的關係還可知道，國民精神不但是複雜的，而且是發展的。今天的國民精神與老舍的時代相比，又具有了許多新的因素、新的特點。時代要求我們比魯迅、老舍那一代人邁出更大的步伐。

　　從老舍本人身上，我們也可以得到如何揚棄國民精神的一些具體啟示。老舍一方面成為描繪國民精神的巨匠，另一方面，他雖然善於把握病症，卻很少能開出藥方。對於自身，他不斷用先進思想來完善，同時又恪守民族美德，努力做到“心底無私天地寬”***陶鑄詩句***。這樣，他內心世界的複雜動態就不時表現為世故、妥協。魯迅的內心世界也極其複雜，但魯迅能夠超越時代、超越地域，對一切在走下坡路的國民性堅決否定。而老舍卻十分留戀給他印下美好印象的往昔。他的字裡行間，流露出對“老北京”的濃重感情。他眼看著傳統美德與惡習常常玉石俱焚，不能不感到隱隱的悲哀。他潔身自好，把這種情感灌注於作品中。他從不乞求知音，不與人分辯，只用作品的成就來證明自己的才力，任人們作各種評價。他骨子裡一貫堅持自己的主張，始終忘不了自己最心愛的藝術世界。他筆下的“老北京”完全可以看作是貫徹了他國民精神思想的一個全方位的意象。老舍在最後的歲月裡寫出重現他藝術追求、藝術風格的《正紅旗下》這部壓卷之作，就是上述結論的最好證明。

　　老舍曾向日本作家井上靖講述過“壺”的故事：一個乞丐，帶著一隻心愛的壺四處流浪，無論遇到什麼情況都不肯割愛;臨終之前，他把壺摔得粉碎。井上靖因此稱老舍之死為“壺碎人亡”。這隻“壺”是否可以象徵著老舍心中美好的、理想的精神世界和藝術世界呢?應該說，老舍雖然含冤而死，但那隻“壺”並沒有碎。老舍的作品給我們儲存了一個活生生的國民精神的世界，這個世界與老舍本人留給我們的精神一道，啟發我們在文學的各個領域同國民精神的關係上作出更深的思考，從而推動我們的文學在民族性、世界性上取得更加光輝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