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寫給主席的信

　　篇一

　　李慶霖給毛主席的一封信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問好。

　　我是個農村小學教員,家住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家庭成份是貧民。我的教員生涯已有二十多個寒暑了。

　　我有個孩子叫李良模,是個一九六八年的初中畢業生。一九六九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下鄉,經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區———荻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落戶務農。

　　在孩子上山下鄉的頭十一個月裡,他的口糧是由國家供應的每個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費是由國家發給的每個月八塊錢,除了醫藥費和日常生活中下飯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長掏腰包外,這個生活待遇在當時,對維持個人在山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是可以過得去的。

　　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後,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一個年頭裡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最好的年景裡,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溼雜稻穀兩百來斤,外加兩三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除此之外,就別無他糧了。那兩百來斤的溼雜稻穀,經晒乾揚淨後,只能有一百多斤,這麼少的口糧要孩子在重體力勞動中細水長流地過日子,無論如何是無法辦到的。況且孩子在年輕力壯時候,更是會吃飯的。

　　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來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再去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制新的;病倒了,連個錢請醫生看病都沒有。比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從一九六九年起直迄於今,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個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裡支援;說來見笑,他風裡來,雨裡去辛勞種地,頭髮長了,連個理髮的錢都掙不到。此外,他上山下鄉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直沒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上困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

　　毛主席:您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完全擁護;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區去務農,我沒意見。可是,孩子上山下鄉後的口糧問題,生活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好讓孩子在山區得以安心務農。

　　現在,如上述的許多實際困難問題,有關單位都不去過問,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這當家長的自行解決,這怎麼能行呀?有朝一日,當我見閻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援後,那他將要如何活下去?我真擔心!今年冬,我的又一個孩子又將初中畢業了,如果過不了明春的升學關,是否再打發他去上山下鄉呢?前車可鑑,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們這裡已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鍊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被招工、招生、招幹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歷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命幹部的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這麼一來,單剩下我這號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臺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呼叫了。唯一的資格是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幹一輩子革命而已。

　　面對我們這裡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的事實,我並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爭氣。我認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鄉務農的道路是走對了。我們小城鎮的孩子,平常少和農村社會接觸,長大了讓其到農村去經風雨見世面,以增長做人的才幹,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當孩子在務農實踐中碰到的許多個人能力解決不了的實際困難問題,我要求國家能儘快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讓孩子能有一條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該不至於無理取鬧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困難窘境中,只好大膽地冒昧地寫信來北京“告御狀”了,真是不該之至!

　　謹此敬頌

　　大安!

　　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

　　李慶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篇二

　　朱永嘉寫給毛主席的信

　　毛主席：

　　自七六年九月九日，您離開我們遠行，迄今已有三十二個年頭了，這三十二年，真如您所言彈指一揮間，今年又是您誕辰的一百十五週年，黨中央會安排對您的紀念活動，我今年也已邁入近八十的高齡了，行動蹣跚不能到紀念堂來瞻仰您的遺容了，望您諒解。記得您去世後的九月十一、二日間，我與徐景賢一起在康平路小禮堂一起應黨中央的要求，找了一些衛生系統的專家商量如何長期儲存您的遺體，為此上海派了專家組去北京。接著接到通知，讓我參加您的治喪委員會，我是與劉大傑老先生一起乘機去北京的，我們住在民族飯店，次日即去人民大會堂瞻仰您的遺容。見您是那麼安詳地靜臥在那裡，我忍著悲痛和淚水，慢慢地繞您遺體一週，佇立注目表示自己的悼念。十八日那天的下午，我參加了對您的追悼大會，我與所有的治喪委員一起肅立在主席臺上，天安門廣場上人山人海，大家是多麼的莊嚴而肅穆地在一起悼念您的遠行，在主席臺上我就站在第二排，前面是那時的政治局和委員。那次會議是王洪文主持的大會，華國鋒致的悼詞，在臺上我見到江青、葉劍英他們都在那裡默默地為您致哀。會議結束後，我仍在民族飯店呆了一二天，有石西民、楊富珍、楊榮國曾來探望我。記得郭風蓮也住在那個樓面，看到陳永貴來探望她，我是與劉大傑一起乘飛機回上海的。雖然三十二年過去，那時的場景仍歷歷在目，永遠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記憶之中，我心中暗暗地立下誓言，要永遠忠於您為之奮鬥終身的社會主義事業。要更加謹慎地努力工作，才能不辜負您的厚望。

　　我還記得開始時，曾見過您許多次。六六年秋冬之交陳丕顯派我到北京瞭解運動的情況，我以《文匯報》記者的身份，與其他兩位同志一起住在上海駐北京辦事處，因為我有記者證，可以在您接見紅衛兵的日子，進入天安門城樓前，多次看到您這城樓上向紅衛兵揮手致意那種激動人心的場面。六九年我參加了上海國慶節赴京觀禮團，那時我們住在中南海，就在您身邊，鄧穎超同志還到住地來看望我們。國慶那一天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中南海是那麼靜悄悄的，觀禮時，我又一次經過您的住地，上了天安門城樓，看到您與周在一起檢閱遊行的隊伍。在城樓的休息廳，您與林彪兩人坐在沙發上親切交談，姚文元還把我找去，把我介紹給陳伯達，我們三個人在休息廳一起交談，可惜陳伯達一口福建腔，我一句也沒有聽懂，姚見我無法接話頭，是他一句一句地當翻譯。國慶節晚上舉行了煙花晚會我們在城樓上，看著您與康生兩人一起乘電梯上城樓，我們排著隊守候在旁，您向我們一一招手。大家更是雀躍歡呼，那一天晚上，在城樓和廣場上人頭攢動，大家都是那麼興奮若狂地觀看天上的煙花和地上的燈光，六九年那次國慶觀禮的活動，始讓我永?難忘。

　　我是建國以後成長起來的一個知識分子，雖然在解放前就參加了地下黨，但我是五O年進的大學讀的歷史專業，從年起，我是在上海市委直接領導下參加寫反蘇修、批蘇修的專業文章。六五年初起我奉命一直在姚文元領導下工作，為他寫作的需要作一些資料性的工作，我很少出頭露面，只想默默無聞為黨多做一點工作，獲悉我們的工作是為您老人家服務，我是以此為榮的，並想盡量主動多做一些對黨對人民有益的工作。您晚年由於白內障視力退化，您通過姚文元讓我為您組織上海的專家學者標點了八十六篇古文，您打開了中美關係外交的僵局，為了外事工作的需要，我們組織了近現代世界史方面的專家翻譯了許多專門的著作，還翻譯了許多西方古典自然科學的理論著作。您送給許世友那本哥白尼的《天體執行》，正是復旦大學理科大批判組重新翻譯後上送給你的。當您支援大學辦學報時，我們辦了《學習與批判》這份復旦大學的學報，當您希望繁榮文藝創作時，我們辦了文藝刊物《朝霞》，中美關係改善以後，當人們需要了解外部世界時，我們辦了三本摘譯，當您關心下鄉知識青年的境遇時我們組織出版了青年自學叢書，讓上海的大學到農村去辦函授，讓農村的知識青年可以繼續學習，只要是您關心的，黨和人民需要的，我們都盡心盡力地去做。不求名，也不求利，只求對黨對人民有益，這就是我們最大的安慰。

　　毛主席，你您世以後，我們的境遇發生了根本的逆轉，我們所做的一切受到了組織上的重新審查，我被帶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被判了十四年徒刑，一下子被打到最底層。剝奪了自由和工作的權利，對這一切變化，我無怨無悔，我做了什麼，我為人的準則我自己心裡有數。所以我沒有因個人的得失背上思想包袱，以平和的心情面對眼前的一切困境。如何審查，如何判決那是組織上的事，我左右不了，對我而言反而給我提供了時間，過去忙忙碌碌的沒有時間好好系統地讀一點書現在有機會了，靜下心來讀書，我讓媽給我買了一套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鑑，我還把過去身邊的馬列著作和您的著作，一起送進隔離室來，我係統讀了資本論，讀資治通鑑，二十四史從頭讀起，還讀四書五經，使我悟出了很多道理。您是在日理萬機的情況下讀那些書，我是在牢房裡系統地讀那些書，這也是跟您學的。您不是講五個不怕嗎?我在受審查和被關押期間，也沒有什麼恐懼，所以雖然環境不太好，健康也還沒有摧垮，這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即便是關押在上海提籃橋監獄中，我也還想著如何為人民做一點好事，不能白吃人民的飯呀!我與獄中一些有知識的青年和我的同案犯們一起為監獄辦了一所文科大專班，四十二個學生，都是在押的犯人，幫助他們補習文化，從高小文化補起，直到他們通過電大考取了中文專業大專班的證書。學了文化，思想也好了。這些年青的犯人，出獄以後走上正途了。當然這一切還是決定於監獄當局的開明，記得那時的監獄長就是現在上海市人大的主任劉雲耕，我離開提籃橋時，他還找我深談了一個晚上，他還鼓勵我出獄以後，繼續努力上進。我這個人跟了共產黨一輩子怎麼能自暴自棄不求上進呢?

　　記得我是八八年末離開監獄回家的，那時正是改革開放的起步年代，我實在沒有辦法也為此出一份力，發一份光。我還是在家安心養病讀書，以後經我學生介紹，認識了臺灣三民書局的編輯們，我開始與肖木、王知常一起為他們標點註釋翻譯古文的工作，這十多年時間我出版了《呂氏春秋》、《唐六典》、《春秋繁露》這三部書，加在一起也有五百萬字。過去我不拿稿費，有了稿費也都交了黨費，現在我得為自己的稻樑謀了，開始那麼二百元錢一個月的生活費不夠個人生活，我還得看病吃藥呀，只能靠稿費為生呀!現在我還在繼續為三民書局標點註釋宋人洪邁著的讀書筆記《容齋隨筆》，這部書是您從延安帶到北京，一直放在身邊隨時準備翻閱的，還是您最後的日子想看的書，等大字本印好後，您已離我們遠行了。我現在做的正是了卻您想讀這本書的心願。這本書過去沒人註釋過，它是一本讀書筆記，它讀的東西太廣闊了，文、史、哲、經那一方面都有，經、史、子、集什麼都讀，還有佛教經典，和他所看到的金石文字，我想盡我所能把它註釋清楚，加上譯文和我的分析說明，您讀起來一定會方便許多。我說這些，也只是平實地向您彙報這幾十年是怎麼過來的。記得曹操曾經給將去世的蒯越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如果您返生的話，我要說的也還是這一些，不如有一些人在您生前與死後完全表現出兩付截然不同的嘴臉。記得您曾經反覆用《詩經》中"靡不有始，鮮克有終"的話告誡過我們的黨員幹部，要保持革命的晚節。做人也確實應該慎始如終，始終如一，要做到這一點，人得要有一點精神，有一點骨氣。這精神這骨氣就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就是孟子所講的那股浩然之氣，否則的話只能是牆頭草，隨風倒的小人焉哉!他們還不如我這個被逐出教門的信徒心誠意正。對那些反覆無常的小人，我想借韓愈《調張籍》那首詩開頭的幾句話了："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那些蚍蜉不過是在茅坑邊上蠕動的蛆蟲而已，起不了什麼波瀾和風浪。

　　在您老人家誕辰一百十五週年之際，獻上這一些文字，作為我的一柱心香和一束鮮花，讓人民對這一切作出他們的評價，我就心滿意足了。為了紀念您的誕辰，我們大家一起來獻上一束鮮花和一柱心香，表示我們的祝願吧!

　　朱永嘉

　　2009-01-12 1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