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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文一：試論民族國家想象與中國現代文學

　　民族國家想象，可以細化出個人、民族主義和階級鬥爭等意識形態，其中民族主義在西方資本主義推動下衍生擴張，加快了世界市場形成步伐基礎上，也導致不同民族利益矛盾衝突激化問題。而在此期間，中國文學專家們決定獨樹一幟，主動透過不同層面挖掘想象美好的中國前景。

　　一、民族國家想象的產生背景論述

　　透過客觀層面觀察驗證，我國現代社會主義，可以看作是西方強行控制的產物，特別是閉關鎖國和西方列強頻繁侵略等歷史作用下，民族國家開始徘徊在野蠻和文明秩序之間，經過長時期的現代化改革，我國民族和現代世界已經融為一體，而這類結果卻和現代文學基礎性民族國家想象有著直接性關聯，畢竟中華現代民族主義是在西方列強侵略環境下對殖民主義的核心抵禦媒介。單純拿偉大的民族藝術家老舍為例，其曾經在《五四給了我什麼》中提到反封建、帝國主義是釋放人性尊嚴的必經之路，可以明顯看出作者蘊藏的民族國家想象情感是多麼深刻。由此可以清晰判定，西方列強憑藉殖民侵略方式，在現代中國文學創作體系搭建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指引角色。

　　二、中國現代文學描述下的個人、民族主義內涵和關係研究

　　在西方人看來，我國現代文學被稱作是民族寓言，儘管說內容中比可避免地遺留片面性，但是卻將大部分客觀事實細細道來，值得引起不同民族乃至整個世界的反思。歸根結底，民族主義屬於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正是在其征服封建主義過程中民族運動才順利爆發的。為了確保商品能夠順利流通，使用相同語言的地區必須利用國家形式加以統一，確保一切限制該類語言文學發展的因素都被扼殺在搖籃之中。為了建立現代化國家，關於以群為單位的文學知識開始接連萌發，同時被賦予許多現代民族國家的想象，諸如公德和公性情的討論現象等。單純拿五四時期個人主義話語興起結果為例，其絕非對晚清民族主義的單純反動形式，而是同構共謀的過程，就是說個人和民族主義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然而，現代文學集中表現的是對戰爭中為國捐軀靈魂的歌頌，不論是敘事的巨集達性、神話性都緊密關聯，整個行為過程就是將個人透過傳統家族捆綁境遇中解放，之後又利用國家整體形式予以重新吸納整理。

　　三、民族國家想象和現代文學交織的必然結果-現代中國的建構歷程補充

　　現代中國建設過程中的核心問題，就是民族認同情感的樹立結果，這直接關係到個體生命存在的正當性，如臺灣作家吳濁流寫的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便是強調民族認同情感這類主題的。其客觀描述了殖民地知識分子認定的困境和苦悶心情，一類苟存於日本、中國間諜夾縫中的知識分子，民族認同恐慌感油然而生，所謂的孤兒，即現代民族和國家認同的主要產物，唯獨在現代民族話語結構之中，民族認同環境下的孤兒意識才愈加強烈。透過上述現象觀察認證，在中國現代文學體系之中，特別是小說這類虛構敘事形式的邊緣文體，如今已經朝著正宗文學形式不斷過渡扭轉，畢竟該類作品在民族國家共同體構建期間發揮著不可小覷的支撐引導貢獻，在其指引下，我們才能更加清晰地認知到現代民族國家想象和構建的核心特徵。

　　歸根結底，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一類全新樣式的語言實踐專案，已經衍生出全新的寫作主題、話語表達模式、文學內部格局等，經過其多元化改革發展作用下，白話正式被認證是國語，使得以往難以清晰闡述的制度規範內容得以適當地對外推廣宣傳。現代文學史編寫過程，實質上根本未能擺脫文學創作和民族國家想象銜接的網路架構，文學表達形式內容規範嚴格，諸多情感抒發形式和民族風格胎死腹中，這是題材決定論控制下的必然結果，是和我國現代文學體系內的意識形態緊密關聯的。

　　四、結語

　　綜上所述，民族國家文學可以說同步涉獵現代文學史和古典文學等諸多領域，包括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等作品都被劃入到西方文學史佇列之中，相比之下，漢語的閱讀和寫作實踐已經邁向國有、現代化層次之上。需要加以強調的是，私人化性質比較強烈的文類，如古典文論中的誄、碑、銘、箴等等，則被排除在民族國家文學的大意義圈之外，受到冷落或輕視。透過巨集觀角度認證，我國現代文學還是在民族國家想象等不同意識形態的組織、控制下發展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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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韓 偉. 問題意識的轉變與研究方法的更新——尋找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新的學術生長點[J]. 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6，1101：77-89.

　　範文二：從《人民文學》看當代民間文學發展史

　　一、《蝕》——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病態與迷惘

　　《蝕》三部曲作為茅盾在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很好地體現了茅盾的創作思想。在《從牯嶺到東京》一文中，茅盾袒露了自己當時的心理抑鬱：“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敗，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觀……”1927年南昌起義的失敗，茅盾上了黑名單，被迫躲在家中十個月。時局的黑暗、個人生命安危的驚恐使他產生了消極、迷茫、悲觀的情緒。這些情緒投射在茅盾的作品《蝕》中，便使得《蝕》的基調一直籠罩在哀婉深沉的氛圍裡。

　　《蝕》三部曲，《幻滅》《動搖》和《追求》，都是以大革命前後某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動態和生活歷程為題材。

　　《幻滅》的女主人公章靜情感脆弱而富於幻想，在讀書和愛情兩方面都感到了幻滅，為革命形勢所鼓舞，她到革命中心的武漢。她換了三次工作，但是每次都“只增加些幻滅的悲哀”。章靜抱著這種脆弱的感情和幻想，尋求個人心靈的寄託和安慰，結果是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幻滅，這些都反映了革命浪潮衝擊下某些知識分子共同的特點和命運。

　　《動搖》寫的是大革命時期武漢附近一個小縣城的故事。主要人物是妥協、懦弱並且選擇逃避的方羅蘭和“積年的老狐狸”胡光年。還有革命者李克，雖然用墨不多，但多少勾勒出了他的敏銳果斷、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由於反映了鬥爭生活，以及李克這個人物的出現，《動搖》成為三部曲中低沉氣氛最少的一部。

　　《追求》如茅盾在《讀〈倪煥之〉》中所說，意圖在於“暴露一九二八年春初的知識分子的病態和迷惘”。其中所寫的人物，在革命高潮期間都曾有過一度的昂奮，當革命處於低潮、白色恐怖籠罩全國的時候，他們既不肯與反動派同流合汙，但又囿於階級的侷限，認不清自己的正確道路，故雖各有所追求，而最終都不免於失敗。張曼青的“教育救國”和王仲昭的“新聞救國”的道路沒有走通;章秋柳只能在官能享受的自我麻醉中毀滅著自己，也毀滅著別人;另一人物史循，則由懷疑、頹廢以致求死不得。“理想與事實不相應合”，是這些人在“追求”失敗後得出的共同結論。

　　《蝕》三部曲的灰暗色調在當時引起了國內部分人的不滿，在《從牯嶺到東京》中，茅盾指出了《蝕》遭受批評的原因：“現在差不多有這麼一種傾向：你做一篇小說為勞苦群眾的工農訴苦，那就不問如何大家齊聲稱你是革命的作家;假如你為小資產階級訴苦，便幾乎罪同反革命。這是一種很不合理的事!”並且在另一篇文章《讀<倪煥之>》中完整地闡明瞭自己關於小資產階級文藝的觀點。茅盾認為，創造社、太陽社的人自從提倡無產階級文學以來，並沒有創造出一篇表現“時代性”的作品來，相反，寫出了這樣的作品的正是被他們斥之以為“厭世家”的葉聖陶，而且《倪煥之》所描寫的正是小資產階級，這更支援了茅盾的論點——以小資產階級生活為描寫物件的作品，也能成為表現時代性的鉅著，這樣的作品對於千千萬萬“尚能跟上時代的小資產階級群眾”是有積極作用的。

　　茅盾在這一時期很鮮明地把自己劃歸到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行列，其文學作品也都是寫知識分子的幻滅、動搖與追求，茅盾在文字裡說：“我是真實地去生活，經驗了中國的最複雜的人生的一幕，終於感到了幻滅的悲哀，是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執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裡的餘燼從別的方面在這迷亂灰色的人生內發一星微光，於是我就開始創作了。”《從牯嶺到東京》因此可以看出他的創作實踐與理論是基本吻合的，比較真實地反映了當時部分小資產階級的心態。

　　二、《虹》——現實歷史的反思與革命信心的重建

　　在革命文學論爭後期，個人的漂泊、社會人生的雙重陰影使他對革命文學形成了自己一定的看法。於是茅盾也接受了革命文學陣營批評他的一些建議，著手創作《虹》。

　　對於五四時期的新女性而言，最大的課題在於打破傳統家庭與婚姻給女性的束縛，以及在社會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虹》可以說是梅行素作為一個“五四女性”解決這兩大課題的過程，通過這兩大課題的考驗，梅行素才能稱得上是一個完整的“個人”。小說的前二分之一，著重在梅行素受到五四思潮的影響，努力擺脫父母之命的婚姻的束縛，勇敢地隻身在社會中闖蕩，這一部份強調梅行素的個人主體意識的建立;小說的後二分之一，從梅行素在瀘州教書，到梅在上海受到共產黨員樑剛夫的影響而走上群眾運動的道路，參與五卅運動，這個過程是梅行素在社會上找尋人生方向的過程。在作家的安排下，梅行素最後確立的人生方向，就是集體群眾運動的道路。從“五四”到“五卅”這一歷史時期，由個人主義到集體主義、由封建制度叛逆者到革命者，這一歷程同時也伴隨著茅盾對於現實的審視。

　　小說對於現實的審視首先體現在，對於五四精神的審視——“從前我是和舊勢力反對的，我從家裡逃出來，我獨立生活，後來又正式離婚，我總算都沒有失敗，然而究竟對於國家有什麼好處呢?一點也沒有。在四川的時候，是看不到有什麼國家的，到這裡來幾個月，卻漸漸看見了。”書中的梅行素並不滿足於五四所宣揚的新思潮，她嚮往著“偉大的前程”。“五四”精神重在立人，但是這對於國家民族的解放顯然是不夠的，這就使得一批先進知識分子開始思考關於整個名族國家怎樣“富強”、獨立起來，思考的結果只有反抗，也就是革命。因此，五四精神向革命過渡。

　　其次是對於革命的審視。在革命文學論爭期間茅盾的心情是灰暗的，經歷了革命的失敗，作者內心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對革命的失望情緒，革命究竟往何處去的憂慮撞擊著他，他明顯感覺到光憑熱情是不夠的，《虹》裡面有寫到革命內部存在的黨派鬥爭，以及革命內部成員對領導人蔑視懷有蔑視的情緒，說明革命內部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

　　《虹》中對梅行素思想變化的評述，即可看作是茅盾對自己自“五四”以來經歷的剖析。茅盾借這部小說回顧五四運動到20年代中期群眾運動的歷史，並重建了自己對共產黨革命道路的信心。作為一個社會分析家，“在重新確立信念、重新出發之前，總要站在更高的層次重新審視曾經身處其中，使人迷茫的，混亂的歷史。”

　　從《蝕》到《虹》我們可以看到茅盾在革命文學論爭期間文學創作心理的成長。《蝕》三部曲熔鑄了茅盾內心裡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消極和悲觀，而《虹》則更多地站在理性主義的視角上梳理和反思現實與革命。

　　茅盾在革命文學論爭期間鮮明地體現著“為小資產階級寫作”的思想，這一點也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國內批評他的文章也不少有克興的《小資產階級文藝理論之謬誤——評茅盾君底<從牯嶺到東京>》、虛白的《文藝的新路——讀了茅盾君的<從牯嶺到東京>之後》等。在以後的創作中茅盾把筆觸深入到農民與工人運動等更加廣闊的題材中，大概這也是“革命文學論爭”對他的啟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