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的財政政策相關論文

　　中央政府關於擴大內需、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決策十分正確 ,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內仍有繼續實施的必要。下文是小編為大家蒐集整理的關於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篇1

　　淺談必須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自90年代中期我國成功地實現了國民經濟軟著陸後，特別是1998年以來，針對通貨緊縮，巨集觀經濟形勢發生的許多新變化，中央政府實施了以增發國債，擴大支出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現已取得了較好的成效。為了更好地實施這一政策，發揮其更大的政策效應，需要進一步統一認識，及時對政策實施中的某些不足進行適度調整。這對於努力促進國民經濟持續有效增長是至關重要的。

　　一、今後一段時期要不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筆者認為，根據目前我國經濟執行態勢以及財政現狀，財政政策作為中央政府實施間接調控的重要手段，仍然有必要、也有可能對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提高經濟執行質量起多方面的 影響 和作用。

　　首先從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必要性看，一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對經濟增長進一步產生及時而直接的擴張效應。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 發展 ，市場的供求狀況發生了質的變化，初步實現了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轉變，有效需求不足，物價持續走低已成為經濟增長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所帶來的直接效應是 企業 經濟執行困難，生產能力普遍過剩，造成部分資源大量閒置，因此調整政府的巨集觀經濟政策以拉動內需顯得十分緊迫。

　　1996年以來，我國中央銀行採取各種政策手段，如多次降低銀行存貸款利率，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取消了信貸規模控制 方法 等等，然而由於受各種因素影響，特別是由於經濟結構扭曲，貨幣政策在擴大內需方面效果不很理想。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調整稅收，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就能對投資和消費需求產生及時而直接的擴張效應。時下，雖然財政政策的實施對民間投資和對居民消費需求拉動不很明顯，啟動內需的效應在減弱等等，但這隻能說明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和時間還不夠，只能說明實施政策的方向、重點應作適度調整。在當前及今後一段時期，在暫無有效手段刺激消費需求擴大的態勢下，繼續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並適當加大實施力度是十分必要的。

　　二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在增量上有效地解決我國經濟結構問題。目前我國經濟出現的總供給大於總需求的狀況，其形成原因固然與總需求不足直接相聯，但深層次的根源仍離不開結構問題。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在巨集觀調控中更偏重於經濟結構調整，而積極的財政政策可通過財政收支的調節，從財力上對投資方向、重點、規模作出 科學 合理的安排，在增量上對經濟結構調整起巨集觀性、導向性的作用。

　　三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能較好地規範財稅分配關係，從分配上拉動內需，啟動經濟。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當前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中存在的諸多不利於經濟高效執行，不利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障礙。例如可通過稅收返還等手段，調節地區間的財政收入，支援落後地區的發展、解決地區發展中的不平衡問題。通過 社會 再分配的調節，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工資，對社會上低收入者、低收入家庭給予一定的補助和救濟，縮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既起到擴大消費需求，又起到調動勞動者積極性的作用，這些都符合經濟集約型增長的內在要求。

　　其次從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可能性看，增發國債是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核心內容，這就決定了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可能性很大程度取決於國債規模是否控制在適度區間內，我們可從決定國債承受力的兩個重要的指標作些具體 分析 。一是國債餘額佔財政支出的比率，經濟學上稱債務依存度，國際上公認的警戒線為25～30%.我國1992年為24.59%，1996年上升到53.55%，1998年又升到60.39%，這個指標已遠遠大於國際警戒線，意味著駕馭巨集觀全域性的中央財政支出的一半以上來自發行的國債。另一個是國債餘額佔GDP的比率，統計學上稱國債負擔率。根據世界各國的經驗，發達國家的國債餘額最多不能超過半年GDP的45%，由於發達國家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一般為45%左右，依此測算，國債餘額大體相當於當年財政收入總額，這是公認的國債警戒線。

　　我國的財政收入包括預算外財政收入也只佔GDP的20%，因此我國國債佔GDP的比重，最高以不超過20%為宜。據測算，我國1991年為5.41%，1996年上升到5.6%，1998年又升到10%，低於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比率。前一指標說明我國財政執行風險加大，財政形勢較為嚴峻;後一指標顯示積極的財政政策有繼續實施的空間，財政形勢有相對寬鬆的一面。如果考慮到國債餘額是從國民經濟的總體和全域性，而不是僅從財政收支上來考察和把握國債的數量界限的，這是一個更為全面、綜合地反映一國舉債潛力的指標;考慮到國債餘額較低情況下出現債務依存度偏高的情況，是與現行體制和政府財政分散程度等特殊因素相關;再考慮到目前我國有世界上最高的儲蓄率，居民儲蓄總額有近6萬億元，相當部分未能轉化為投資，在通貨緊縮的態勢下政府通過發債方式向銀行借款，不但可解決政府建設資金不足問題，還可有效解決 金融 機構無法擴大高質量資產問題。鑑於上述思考的理由和根據，筆者認為，通過利用國債，進一步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可行的，這一政策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間和迴旋餘地，我們必須以適當加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拉動經濟增長。

　　二、作為反週期的積極財政政策，在政策具體實施過程中，必須注重 研究 政策實施效應。

　　根據1998年以來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實施狀況，目前財政政策的取向應把握以下幾點。

　　一是要注意投資與消費雙向啟動。前一階段，積極財政政策刺激的重點是投資需求，選擇了基礎設施為投資物件，現在看來需要把增加投資規模與刺激居民消費需求結合起來，實行雙向啟動。因為在促進GDP增長的三個因素中，消費拉動最為重要。有關專家對1978年以來經濟增長的拉動因素作了統計 計算 ，消費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在60%左右。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取得多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居民消費需求的擴大。中間需求對經濟增長髮揮多大作用，取決於最終需求狀況。如果最終需求一直疲軟乏力，不能有較大幅度地啟動，即使有再多的投資也發揮不了作用。

　　針對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態勢，注意到消費的不同層次，以及 農村 消費的巨大潛力，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刺激消費需求的擴大，可供選擇的政策措施有：1.調節收入分配關係，增加行政事業單位中低收入者工資。適當降低企業流轉稅稅率，增加企業所得，提高職工收入，從而擴大消費支出。2.增加對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和企業職工退休費支出，必要時可發行專用於社會保障的特種國債。3.減徵個人所得稅，主要是對城鄉居民購買汽車、住房的消費支出，減徵個人所得稅。4.積極做好準備，對居民儲蓄存款開徵利息稅。5.適當加大政府採購力度。6.繼續加大政府對 教育 的投資，擴大居民的教育消費。

　　二是逐步解決好財政分配中“越位”與“缺位”問題。

　　可考慮做這樣幾項工作：1.努力減少膨脹過度的行政管理經費，這方面的開支漏洞較多、浪費很大。可利用這次政府機構改革的機會，努力加以調整縮減。2.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逐步減少鉅額的企業經營性虧損補貼。同時進一步理順和改善農產品供求關係，減少價格補貼。3.隨著政府職能和財政職能進一步轉變和調整，財政應逐步退出經營性領域，對一般的經營性領域應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政府的作用是加強引導和監督，併為之創造公平而寬鬆的發展環境。

　　這樣通過“壓、減、退”的途徑，卸了部分財政包袱，就可對公共產品與服務的財政投資提到更靠前的序位上，投入較多的資金。當前主要用於公共工程開支，著重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但又必須看到，隨著市場體制、技術條件的變化，教育、醫療保健、公用基礎設施等準公共產品兩重性，將帶來許多新技術、新開拓的空間。特別是面對21世紀知識經濟的挑戰，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顯得愈益重要，如何使政府的財力與民間的財力在發展科學與技術方面更有效地結合運用，應該成為財政政策一個重要取向，認真加以研究實施。

　　三是財政投入的重點取向應作適當調整。去年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最具有代表性的措施，是大規模舉辦政府投資的六大基礎設施建設，即農田水利、江河治理、生態環境，鐵路、公路、電信設施，城市公用事業，國家儲備糧倉，農村電網，經濟適用房。這些方面建設是必要的，對促進經濟增長意義十分重大。因此上述六個方面仍然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必須關注的重點，特別是一些規模大、週期長的工程專案，應繼續注入必要的政府資金，力爭及時、高質量地建設好。但必須指出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實施，不能忽視支柱產業的技術改造和固定資本的更新。

　　原因在於：

　　第一，社會規模的固定資本的更新是拉動經濟走出低谷、擺脫衰退，推動產業結構向合理化、高階化方向演變的重要物質基礎。如果我們不把投資的重點適時轉向技改和裝置更新上，即使速度暫時上去了，也很難提高經濟的質量和效益。

　　第二，加大技術改造和裝置更新的力度，是由我國現實情況決定的。我國的基礎產業和技術產業現有裝置陳舊、技術落後。所生產的產品多為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初級產品，不迅速改變這種狀況，我們無法迎接知識經濟的挑戰。

　　第三，加大技改力度，創立名特優產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是增加對外貿易，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需要。大力發展進出口貿易已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我國出口商品多為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商品。在未來世界市場更激烈的競爭中，這些商品很難有立足之地，出口額很難有大的擴大，改變這種狀況的根本出路在於加大技改投入，搞好技術改造。基於上述考慮，當前財政支出結構應作適當調整，可採用財政貼息政策和加速折舊政策，對企業實施較大規模的技術改造。還可考慮對於企業以利潤或紅利進行的技術改造，予以稅收減免，適當調整目前足額徵收所得稅政策。

　　三、根據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實踐，實際工作中應注意這樣幾個 問題 。

　　一是政策實施的階段性。

　　上文已述，我國 目前 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是一種赤字財政政策，這種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 經濟 增長乏力，亞洲 金融 危機的 影響 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實施的特殊政策，一旦政策環境和條件發生了變化，如隨著內需擴大、經濟快速增長， 社會 資源瓶頸再現，現實經濟增長率超過了可能經濟增長率，財政政策就應另行選擇，調整取向。可見實行這種政策是有條件的，不可能長期使用。這種政策和赤字財政相聯絡，靠擴大國債發行規模來實施，明顯是不得已而為之，不能視之為一項長期政策來使用。否則國家財力無法承受，陡增財政執行的風險，弄不好會重蹈通貨膨脹的覆轍。從中長期看，鑑於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受到財政能力、財政制度、財政政策結構的多重約束，我們仍然要堅持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對於這一點，必須保持清醒頭腦，要嚴密注意我國財政資金運作狀況，一旦情況發生變化，就適時進行政策轉換。

　　二是政策實施的導向性。

　　一般而言，經濟增長有兩種型別：一類是由需求面擴張所引起的經濟增長，這往往伴隨著物價上升並易導致高投入、低效益。另一類經濟增長是由供給面的改善所推動的經濟增長，它與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升級、制度創新相聯絡，最終導致效益提高。根據國內外經驗教訓，同時考慮到目前我國政府的職能尚未完全轉變， 企業 機制尚未完成完全轉換，以及體制性、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的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應以調整結構、改善投資環境，增強經濟增長的後勁和產業帶動效應為目的，以社會基礎設施為重點。只有以此為導向，加大這些方向的投資力度，才能既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於調整優化結構。如果偏離上述政策方向，只注重增長速度，在原來不合理的結構上平面擴張投資，會使本來就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關係雪上加霜。這樣就難以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這個問題必須引起我們充分注意。

　　三是政策實施的帶動性。

　　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對去年以來經濟增長速度扭降轉升起到了積極作用，這是必須加以肯定的。同時應當看到，迄今積極財政政策所啟動的主要是政府的公共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從而使一些相關的投資品產業市場情況有所改善，但對於非政府的社會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刺激則不很明顯，即是說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帶動性不強，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財政政策的績效。因此下一步財政政策，應力求在帶動民間投資和消費需求上有所作為，應該說實施這方面政策的空間還是較大的。在帶動民間投資方面，財政在繼續投入，興辦資本密集型規模較大工程專案的同時，也應考慮勞動密集而有一定技術含量的中小型建設專案。可運用財政貼息、政府控股或參股、財政擔保等手段，充分調動、吸納社會資金參與基礎設施、基礎產業、高技術等方面投入。以政府資金作為引導，積極吸引社會資金參股，設立主要投資中小企業的風險投資基金、創業基金等。在帶動消費方面，上文已述，也可採用工資、稅收等手段，引導居民擴大消費需求。

　　四是政策實施的適度性。

　　凡事都應有個“度”，積極的財政政策也不例外。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必須注意這一政策本身的侷限性及其可能帶來的消極效果，財政政策本身的侷限性主要是其內在滯後較長，存在“擠出效應”。同是減稅增支和增發國債的財政手段一般總是與赤字的擴大相聯絡，因此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過程中，財政舉債規模必須適度，控制在一定的數量範圍內。上文已述，目前我國擴大國債規模，適當加大力度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還是有潛力的，但這種 分析 並不是說赤字和國債多多益善，必須認識到經濟的增長不能建立在無節制地擴大赤字和增發國債的基礎上。目前我國中央財政運作千億元債務啟動內需，這在我國財政史上前所未有，且又無這方面的經驗可借鑑，因此把握好適度債務，並注意謹慎操作，顯得尤為重要。

　　五是政策實施手段的配套性。

　　如在財政政策手段上，除重點以國債形式籌集資金，刺激投資與消費外，也可通過稅收徵減手段，一方面增加財政收入;另一方面可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拉動經濟增長。如可提高一部分產品出口稅率，調整進口裝置稅、降低部分外商投資專案的關稅等等。積極的財政政策離不開貨幣政策手段配合，應藉助於存款準備金、基準利率再貸款、再貼現、公開市場業務等手段，共同引導財政資金、信貸資金投向戰略重點產業，改善資金分配結構。面對這種經濟成份共同 發展 的新變化，各種政策手段不能再按所有制區別實行稅收、貸款不平等待遇，而只能為所有企業創造公平競爭條件。政府債券、金融債券、股票和企業債券的發行，財政與銀行也應加強協調，這是防止誤導資金流向的重要環節。財政投融資發展、實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也離不開兩者之間的配合。

　　多種政策手段的配套使用，必須注意四個結合：一是增加投資規模與拓展最終消費需求相結合，二是總量適度擴張與結構優化調整相結合。三是擴大內需的當前政策效應與中長期政策效應相結合，四是公平公配與提高效率相結合。

　　【 參考 文獻 】

　　[1]劉溶滄：《論積極的財政政策》，《光明日報》1999、3、26.

　　[2]尹國平：《論我國反週期的財政政策》，《經濟問題探索》1999、2、16～17.

　　[3]李珍萍：《擴大內需和促進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湖南稅務高等專 科學 校學報》1998、3期。

　　[4]夏傑長：《論當前擴張性財政政策的迴旋空間、制約因素及解決對策》，《管理世界》1999、3期。

　　[5]賈康：《轉軌中的財政制度變革》，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1月。

　　[6]袁東：《當前國際國內形勢下的財政貨幣政策分析》，《改革》1999、2期。

　　[7]趙仁平：《當前的巨集觀經濟形勢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經濟問題探索》1999、3期。

　　[8]劉國光：《財政要“四兩撥千斤”》，《經濟參考報》1999、4、21.

　　[9]賈康：《積極運用財政政策加強供給管理》，《財政 研究 》1999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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