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外交政策政策的論文
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上升,中國的外交政策及戰略日益成為牽動整個國際格局變化的重要因素,外界對中國外交的關注也日益強化。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推薦的關於中國外交政策的論文,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中國外交政策的論文篇一:《淺析新中國“一邊倒”外交政策》
[摘要]建國以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實行了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這一政策是中國共產黨堅持獨立自主原則的第一次偉大的實踐。本文是從“一邊倒”政策對我國的作用,弊端及其啟示三個方面來寫。從得出“一邊倒”是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選擇。
[關鍵詞]“一邊倒”外交政策;作用;弊端;啟示
“一邊倒”思想是毛澤東外交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從鞏固中國革命勝利成果和維護新中國國家利益出發,在認真分析了當時國際形勢之後提出的外交戰略特定的國際環境和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它形成於新中國建國前夕,是建國初期中國發展對外關係的指南。在“一邊倒”外交思想的指導下,新中國打破了帝國主義的封鎖與禁運,醫治了戰爭創傷,發展了生產,在尖銳複雜的國際鬥爭中站穩了腳跟。“一邊倒”政策的含意是:在國際上聯合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鬥,即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在堅持獨立自主的基礎上,加強中國和蘇聯及人民民主國家的聯絡,反對帝國主義的封鎖、侵略策略。其實質僅僅是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經濟封鎖下的政治方針。
“一邊倒”政策的作用
“一邊倒”外交方針作為特定時代的產物,明智的抉擇在於選定利多弊少的決策並在實施過程中興利除弊。事實上,“一邊倒”方針給剛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帶來巨大作用:
第一有效地抵制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殘餘勢力對新中國的顛覆活動,穩固了新政權和提升了在國際上的地位新中國成立之時,面臨著十分嚴峻的形勢:從國內來說,新中國脫胎於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經濟、文化極其落後,長年的戰爭更使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國民黨殘餘勢力和敵對分子的破壞和抵抗時有發生,尤其是蔣介石集團退守臺灣,也策劃有朝一日反攻大陸顛覆新型的人民政權;中間勢力由於對中國共產黨能否穩定政權產生懷疑,也處於搖擺不定和觀望之中。從國際上來說,在軍事上美國出兵干涉朝鮮內戰,先後與中國周邊的一系列國家、地區簽署雙邊軍事條約,形成了對新中國的軍事包圍圈,直接威脅著新中國的安全;在經濟上成立巴黎統籌委員會對新中國進行經濟制裁;在政治上,極力阻撓新中國進入聯合國。
第二,為我國迅速醫治戰爭創傷,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援助和強有力的支援。
新中國脫胎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文化十分落後,生產力水平低下,加上連年戰爭的破壞和國民黨的腐朽統治,中國共產黨接手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經濟爛攤子。所以,新中國成立後,要鞏固革命成果,就必須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以改變貧窮落後的面貌。世界經驗表明,要完成這個任務,國際援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美國對我國進行全面禁運,使中國經濟的恢復和建設面臨重重困難。“一邊倒”戰略的實施,使我國與蘇聯以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了良好的互助合作關係,蘇東國家對我國戰後重建尤其是經濟建設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技術援助。與此同時,我國還派遣大批實習生、留學生到蘇聯等國學習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此外,我國還對口派遣一些專家到蘇聯的冶金、機械、煤炭等生產部門進行考察、取經,併成立了中蘇科技合作委員會,與蘇聯定期互派科研人員,進行學術交流和專題科學研究,所有這一切,對於剛獲解放的新中國的經濟建設,無疑是雪中送炭。正是在蘇聯等國的援助下,我國戰後重建工作順利進行,經濟迅速復甦,粉碎了美國全面封鎖的政策。
第三吸收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在新中國建立了嶄新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制度。
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歷史和現實都證明,社會主義是中國人民擺脫貧窮落後,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唯一可行的道路。但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後面臨的一個艱難課題。十月革命勝利後,蘇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把社會主義變成了現實,從而形成了第一種社會主義模式,即蘇聯模式。蘇聯從1928年開始實行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工業生產得到持續發展,到1940年已超過英、法、德等歐洲發達國家,躍居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創造出用短短12年的時間完成資本主義國家用50年至100年才能完成的工業化任務的奇蹟,為贏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使當時大多數中國人心目中產生“社會主義就是蘇聯,蘇聯就是社會主義”的認識,加上當時毛澤東和中共對社會主義認識的不足以及中國當時面對的險惡國際環境,毛澤東和中共在新中國建立不久就終止了原先打算經過一個較長時間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的設想,提出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向社會主義過渡。儘管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呈現出自己的特點,但總的方向是按照蘇聯模式的特點去構造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經過三年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共在黨的八大上宣佈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建立。在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作為中國歷史上嶄新的社會制度極大地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中國社會面貌和經濟文化事業煥然一新。
“一邊倒”政策的弊端
任何外交戰略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一邊倒”畢竟是我國在兩大陣營對抗這一特殊歷史時期採取的外交戰略,難免存在一定的弊端,主要表現為:
第一,“一邊倒”外交戰略的確立及實施,使我國為維護與蘇聯的聯盟,在國家利益上不得不部分地向蘇聯作出違心的讓步。
不可否認,50年代尤其是前中期的中蘇關係是友好的,蘇聯對我國的幫助和支援是巨大的。但作為沙皇俄國的後身,蘇聯和蘇共為了維護其本國的利益和實現其與美國抗衡的國際戰略,它在為其它社會主義國家提供幫助和支援的同時,也不時地將大國沙文主義和老子黨的做法強加於其它國家,對中國也不例外。
第二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中,中國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教條主義傾向,對蘇聯的經驗存在照搬照抄現象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宣佈說:“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20世紀50年代特別是在蘇共二十大以前,中國掀起全面學習蘇聯的運動,大到國家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文化教育體制,小到每個企業的建設和管理,存在著盲目迷信蘇聯、迷信斯大林的現象,不加分析地按照蘇聯模式照搬照抄。而對中國原有的一切,不管正確與否,只要與蘇聯不同,或加以取消,或加以改造。儘管在蘇共二十大以後,毛澤東和中共對蘇聯模式的弊端有所察覺,並開始探索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但這種探索被後來日益嚴重的“左”傾思潮所中斷,甚至在“”期間把蘇聯模式推向極端。我們無可否認這種體制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曾經起過積極作用,但其負面作用也是不言而喻。
第四限制了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和交往,使中國沒能抓住戰後新一輪科技革命提供的發展機遇
社會主義社會大都建立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無論從經濟實力還是科技實力都遠遠落後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二戰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長時間的科技積累以及對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調整,興起了新一輪的科技浪潮,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得到了極大增強,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實力差距進一步拉大。這種現狀要求社會主義國家主動與西方發達國家交往以獲取資本主義國家的資金、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經驗,提升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力和科技力。但中國沒有主動去迎接新一輪的科技浪潮,喪失了一次良好的發展機遇。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很多,客觀上來說,一方面,是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對中國實行軍事包圍、經濟封鎖、政治孤立的政策。另一方面,中國近代以來受資本主義列強控制和凌辱,在情感上,中國人民對資本主義有一種天然排斥情緒。
“一邊倒”政策的啟示
從“一邊倒”外交戰略提出和實施的利弊得失來看,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第一、處理國與國的關係必須遵循“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的原則,這不僅適用於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也適用於同一種社會制度國家之間;處理黨際關係必須遵循“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各個國家和政黨必須尊重別的國家和政黨自主選擇社會發展道路的權利。
第二、從國家利益出發確立外交戰略和政策,儘量減少和避免意識形態與政治觀念的干擾。不能單純把國家利益理解為維護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還應該認識到促進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等等,也是國家利益的重要內容。因此,制定外交戰略不僅要從軍事和政治的角度考慮國家安全和主權,而且也要從經濟的角度去考慮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這就要求我們要與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進行經濟文化交流和往來,吸取人類社會一切優秀成果,提高國家綜合國力,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獨立自主。
第三、實行對外戰略必須堅持保持中立、不結盟的立場,才能夠做到根據問題本身的是非曲折制定出真正符合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對外政策,為自己拓展更為廣闊的國際空間。同大國結盟,一,中國主張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交往,而同大國結盟可能妨礙、或者至少影響我們廣交朋友;二,它會妨礙我們抵制對方可能有的越軌行為,甚至還有可能給對方利用去反對另一些友好國家。這是我們總結過去幾十年經驗得出的結論,是受到全國人民支援的長期決策。
中國外交政策的論文篇二:《試論新中國外交政策變化》
論文 關鍵詞:獨立自主;和平與 發展 ;和諧世界
論文摘要:新 中國 的外交政策在國際國內形勢的不斷變化中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毛澤東時期主要解決中國的國家主權、爭取合理的國際地位問題;鄧小平時期主要解決良好的國際 環境為中國的 經濟 建設服務問題;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 報告中所提出的“和諧世界”主張,則是表明已經崛起的中國對世界未來發展方向的主張。
從毛澤東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革命與戰爭的外交思想,到鄧小平的“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的判斷,再到胡錦濤“和諧世界”的主張。中國的外交政策經過了三個階段的發展。重新審視這個發展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幫助我們比較客觀地瞭解中國和世界。
1堅持獨立自主的基本原則,維護國家主權是新中國外交政策的立足點
新中國建立之初,毛澤東在新政協籌備會上明確宣佈:“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他提出了“另起爐灶”和“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外交方針。
“另起爐灶”,就是割斷同舊中國屈辱外交的 聯絡,不承認舊中國同任何外國建立的外交關係,而在互相尊重主權、領土完整和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經過談判,同各國建立新的外交關係。鑑於當時蔣介石集團盤踞著 臺灣 ,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尚未恢復,還確定了我國同外國建交的三條原則:第一,凡願與我國建交的國家,必須同臺灣斷絕外交關係,不能搞“兩個中國”;第二,對我國採取友好態度,支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第三,通過談判證實其尊重我國主權的誠意。按照上述原則,新中國同許多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
“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就是要先清除帝國主義留在中國的特權和影響,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有步驟地徹底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和“取締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新中國成立後逐步肅清了帝國主義在華一切特權,有力地鞏固了我國的獨立和主權,為發展同世界各國的平等互利的合作關係開闢了道路。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重大決策,把美軍打回三八線附近,迫使美國坐下來同中朝方面進行談判,並於1953年7月27日簽署了朝鮮停戰協定。與此同時,應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要求,黨中央和毛澤東做出了援越抗法、抗美的決策。1954年,新中國首次實際上以五大國的身份參加日內瓦會議,同其他與會國一起為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做出了巨大貢獻。美國在朝鮮戰爭中失敗後,為加緊控制檯灣,於1954年12月同臺灣當局簽訂了所謂“共同防禦條約”,中國大陸沿海受到騷擾。中國人民解放軍一舉解放了一江山島。毛澤東堅定指出,解放臺灣是中國的內政,聯合國或任何國家都無權干涉。
50年代末60年代初,蘇聯當時的領導人推行“蘇美合作,主宰世界”戰略,向我國提出有損主權的無理要求。當黨中央和毛澤東堅決拒絕後,蘇聯領導人仍一意孤行,把意識形態的分歧擴大到兩國關係,撕毀 合同,撤走專家,不斷製造邊境糾紛,推行霸權主義,並威脅我國的穩定與安全,使中蘇關係迅速惡化。毛澤東先採取“堅持原則,後發制人;堅持鬥爭,留有餘地;堅持團結,反對分裂”的方針,同蘇聯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面對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甚至挑起邊境衝突,把中蘇關係推向戰爭邊緣的舉動,毛澤東採取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針鋒相對的方針,堅定不移地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和利益。
對於毛澤東的國家主權思想,鄧小平給予完全的繼承和發展。1982年,在會見撒切爾夫人時就曾義正詞嚴地宣示我們的基本立場:“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同年鄧小平在會見尼克松時也指出:“人們支援人權,但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權。談到人格,但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格。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沒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獨立,國家是站不起來的。”正是基於這種思想,小平同志在國家統一、領土完整的問題上的態度是十分明確而堅定的。同時,小平同志在處理具體問題的方法上又表現出了極大的勇氣和超人的智慧,“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和 實踐,為和平解決國家統一、維護國家主權開闢了一條嶄新的道路。1997年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1999年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目前海峽兩岸關係的進展都是小平同志維護國家主權思想的精彩體現。
而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所提出的“和諧世界”主張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在國際關係中,必須尊重和完善現有的各種機制和制度,遵守聯合國憲章、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維護聯合國的權威,有效發揮聯合國及其他國際 組織的重要協調作用,平等相待,和睦相處,包容多樣,謀求共贏。世界各國風俗各異、制度不同,發展程度千差萬別,無論大小、強弱、貧富,都有其平等的尊嚴和權利。在國內,各國人民都有自主選擇 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在國際上,各國都有平等參與國際事務、共同解決人類面臨的各種問題的權利。各國國內的事情應該由本國人民自己決定,世界上的事情應該由各國人民共同決定。國與國之間應該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國際事務上倡導多邊主義,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攜手把世界上的各種問題處理好。在這裡,我們可以十分明確地看到,我們所維護的國家主權,已經不僅僅是中國的主權,而是全世界每一個國家的主權,維護的不僅僅是每一個具體國家的主權,而是全世界主權國家的主權。維護的基本渠道就是在現有的聯合國憲章、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框架內,尊重國家主權獨立,平等相待,和睦相處,包容多樣,謀求共贏。
2努力維護世界和平。反對霸權主義
新中國成立後,中美關係曾經歷了長期的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承認中國新生的人民政權,孤立、封鎖新中國,並先後從朝鮮、臺灣和印度支那三個戰略方向對新中國施行軍事威脅。為了維護國家獨立、尊嚴、主權和領土完整,毛澤東在朝鮮、越南和臺灣三個問題上採取強硬態度。在外交上實行“一邊倒”的政策,與以蘇聯為首的十幾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並獲得蘇聯的經濟援助,使新中國頂住了撲面而來的驚濤駭浪。
50年代末60年代初,蘇聯推行霸權主義,並威脅我國的穩定與安全,使中蘇關係迅速惡化。1969年甚至挑起了珍寶島事件,對中國直接施加軍事威脅。毛澤東及時調整外交戰略,1972年2月實現了尼克松正式訪華。2月28日在上海 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終於結束了中美長達二十二年嚴重對峙的僵局,打開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大門,為實現中美建交鋪平了道路。通過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動,毛澤東推動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建立,平衡並制約著國際戰略力量,使國際緊張局勢趨向緩和,進一步開拓了我國外交新局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成為國際社會所面臨的突出問題。毛澤東於1946年4月寫下了《關於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指出:“世界反動力量正在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戰爭危險是存在著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過世界反動力量,並且正在向前發展,必須和必能克服戰爭危險。因此,美、英、法和蘇聯的關係,不是或者妥協或者破裂的問題,而是或者較早妥協或者較遲妥協的問題。”他進一步指出:“美、英、法和蘇聯之間的這種妥協,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動力量作了堅決的和有效的鬥爭的結果。”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他提出了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廣泛發展與各國的正常友好關係,重點是發展與廣大亞非拉三大洲的新興國家的關係。1949年,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建立之時,只有屈指可數的十幾個國家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經過二十幾年的艱苦奮鬥,當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世界上已有110個國家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並且開展了廣泛的 政治 、經濟、 文化、軍事往來。1971年l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大以壓倒多數通過了恢復我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把國民黨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決議。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空前提升。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開展,鄧小平用實事求是的思想對20世紀以來世界的變化作了通盤審視,得出了“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u的 科學 論斷,從而形成了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的嶄新的時代觀。1985年3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友人時進一步闡述了和平與發展的思想:“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他明確指出:“我們對外政策還是兩條,第一條是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第二條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和經濟新秩序。這兩條要反覆講。”
2005年9月聯合國成立60週年首腦會議上,胡錦濤主席 發表題為《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 講話,他指出:“建設和諧世界,各國應該相互信任、加強合作,堅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戰爭手段解決國際爭端,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及延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告訴我們,戰爭和對抗無法根本解決人類面臨的各種難題;通過加大軍事投入、強化軍事同盟謀求單方面絕對安全和軍事優勢無法帶來世界的和平穩定。”2007年9月28日 中國 外交部長楊潔篪在第62屆聯大一般性辯論中作了題為《共謀合作共建和諧》的發言,他表示,本屆聯大應致力於推動世界各國和諧相處,妥善處理 熱點問題,通過對話合作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在朝鮮半島核問題上,六方會談已成為有關各方就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有關國家關係正常化、構築和諧東北亞新格局進行對話和磋商的重要平臺,中方將一如既往,為推進六方會談和半島無核化程序發揮建設性作用。
3鄧小平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主要著眼點在於為國內 經濟 建設服務
鄧小平把“和平與 發展 ”的時代特徵,當作是 歷史 提供給中國 社會發展經濟的“機遇”。他反覆講“要抓住機會呀,現在就是好機會。我就是擔心喪失機會。”¨根據這個判斷,作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一切 工作的中心的重大戰略決策。同時,鄧小平敏銳地把握住了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基本發展脈絡,他認為,由於 現代 科學 技術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社會化向國際化的發展已經成為無法逆轉的大趨勢,只要世界生產力繼續迅速發展,經濟一體化的程序就不會改變,經濟和科學技術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
只有緊緊抓住歷史提供的和平時機,把對內的改革發展與對外的開放密切 聯絡起來,努力推動中國經濟社會迅速發展。他說:“中國長期處於停滯和落後狀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閉關自守。 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是離不開世界的。”因此,中國的“開放是對世界所有國家的開放,對各種型別國家的開放。”目的是大膽借鑑世界其他文明的成果,促進中國經濟建設的發展。正是在小平同志的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30年,取得了舉世公認的經濟社會發展成果。GDP從1980年的4000多億增加到了2007年的24萬多億,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
4“和諧世界”思想的提出是新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對世界未來走向的主張
2005年9月胡錦濤主席在聯合國成立60週年首腦會議上提出構建“和諧世界”理念,2006年8月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把“堅持推動建設和諧世界”定為中國新時期對外工作的主要目標之一,2006年l0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議中明確提出要“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胡錦濤主席提出的“構建和諧世界”重要思想既是中國外交的重要理論創新,也是中國外交的一個基本原則和核心目標。
20世紀90年代初期,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冷戰格局一夜之間宣告結束。全世界似乎一下子失去了方向。美國作為冷戰的勝利者,並沒有認真對待新的世界。而是以勝利者自居,在全世界推行“單邊主義”政策。然而,“9·11”事件,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歐洲的“去美國化”,中、俄、印、巴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崛起、美國經濟的困難境地……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格局的大潮撲面而來。
既然這個世界不可能是美國可以隨便支配的。那麼,今後世界將按照什麼軌跡執行呢?作為目前世界上領土最遼闊、人口最多、經濟社會發展速度最快,綜合國力比較強大,在世界上擁有較大影響力的國家,中國的主張,當然會受到世界的廣泛關注和重視。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 報告中提出“構建和諧世界”就是要遵循五個方面的原則:
1切實維護和尊重聯合國作為當代國際體系最高 組織機構的地位與權威,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製造藉口架空、置棄、取代聯合國的地位與作用。處理和解決重大國際問題特別是國際安全問題必須由聯合國主導,不能由任何一個國家未經聯合國授權而自行主導。這是區分多邊主義還是單邊主義、區分國際關係治與亂的分水嶺。
2切實維護和遵守聯合國憲章原則和一切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違反和破壞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這是區別國際公理與強權、正義與邪惡的試金石。
3 文化上相互借鑑、求同存異,尊重世界多樣性,共同促進人類文明繁榮進步;擯棄冷戰思維,不以意識形態劃線,承認並尊重世界文明多元性和發展模式多樣性的現實。各國根據本國國情選擇自己的社會制度、發展道路、價值觀和內外政策取向是其固有的神聖權利,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不能以任何藉口予以干涉和侵害。提倡各種文明進行對話,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和諧共存;反對任何單一文明自我“神聖化”和搞唯我獨尊,歧視、排斥其他文明,反對任何國家將自己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強加給別國。
4 政治 上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共同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國家有大小、強弱、貧富之分,其承擔的國際責任與義務有輕重、大小之別,但所有國家在國格上是平等的。各國內部的事情由各國自己決定,國際事務由各國共同參與和協商決定。反對大欺小、強凌弱、富壓貧,反對任何國家壟斷和操縱國際事務。提倡國與國之間建立真正的平等夥伴關係,而不搞主從關係和控制與被控制關係。
5經濟上相互合作、優勢互補,共同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均衡、普惠、共贏方向發展;當前國際關係中一個突出的嚴重問題是南北差距越拉越大,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浪潮中被邊緣化,貧困化愈益加劇。從其外因看,主要由於西方發達國家依仗先發優勢和強大的經濟、科技實力,堅持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壟斷全球化規則的制訂和主導權,使其利益配置大幅向發達國家傾斜。世界貧富鴻溝擴大、南北矛盾加深、多數發展中國家貧困加劇,不但是一個嚴重的經濟問題,也是一個嚴重的世界政治問題,是造成一些國家社會、國際局勢緊張與動盪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對發達國家的安全與穩定和經濟的再發展也極其不利。解決世界發展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破除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在於南北通力合作,促進共同發展與繁榮。
當務之急是發達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程序中對發展中國家放權讓利,做到雙方權益均沾,互惠雙贏。具體來說,發達國家要調整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策,將其對發展中國家由高築貿易壁壘轉為向其開放市場,加大對發展中國家技術 轉讓力度,增加對其發展援助和投資,減免其所欠的債務,切實為發展中國家克服經濟困難和瓶頸,促進其經濟發展做實事。“構建和諧世界”理論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一大成果和國際關係發展演進的產物。它對正確解決重大國際問題、促進國際形勢和國際關係的健康、理性發展與實現世界和平、發展兩大歷史任務,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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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近代的土地政策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