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歷史心理學論文

　　歷史心理學是從心理學的視角對個體和群體的歷史資料進行研究,以驗證和構建心理學理論的一門學科。歷史心理學的研究範圍和內容可分為心理傳記學、群體歷史心理和心理變遷三個領域。以下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準備的：淺談歷史心理學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淺談歷史心理學全文如下：

　　[摘 要] 歷史心理學是歷史學與心理學相結合的產物，不僅開拓了史學研究的領域，而且轉變了史學研究的思維。傳入中國後，給中國的史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契機，它為中國的史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新史學”思潮的開創者和實施者梁啟超較早倡導和運用心理學方法研究歷史，為我們留下了大量心理史學研究範例。

　　[關鍵詞] 歷史心理學;梁啟超;史學思想

　　“王先生的性格很複雜，而且很可以說很矛盾：他的頭腦很冷靜，脾氣很和平，情感濃厚，這是從他的著述、談話和文學作品看出來的。只因有此三種矛盾的性格合併在一起，所以結果可以至於自殺。他對於社會因為有冷靜的頭腦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氣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濃厚的情感所以常常發生莫名的悲憤。積日既久，所以只有自殺之一途。我們若以中國古代道德觀念去觀察，王先生的自殺是有意義的，和一般無聊的行為不同。”

　　這是1927年6月2日，王國維先生自殺沉昆明湖後，梁啟超先生在其墓前的悼詞。不難看出樑先生在分析王國維先生自殺的原因時運用了歷史心理學這種方法。

　　梁啟超先生早在其《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提出了有關心理學理論與歷史研究極為獨到的觀點，“歷史為人類心力所造成，而人類心力之動乃極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數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則其產生之歷史自亦與之統一性質”再如“夫史蹟為人類所造，吾儕誠不能於人外求史。然所謂‘歷史的人格者’，別有其意義與其條件。史家之職，惟在認取此‘人格者’與其周遭情狀之相互相互因果關係而加以說明。若夫一個個過去之古人，其位置不過與一幅之畫，一座之建築物相等。”

　　歷史心理學，也稱心理史學。關於歷史心理學的定義，有人認為是一門新學科，也有人認為是史學流派或分支學科，也有人認為是一種史學研究方法，總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不過這門新興的跨學科合作領域引起了學者們越來越多的關注。但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歷史心理學在中國大陸地區並未有長足的發展。

　　一、心理史學發展緩慢的原因

　　一傳統的治史風格

　　要想很好的運用歷史心理學，必須懂中國古代治史的風格，這是相當重要的。鄭樵在《通志》總序中的一段話道出中國古代傳統的治史風格實質“史冊以詳文該事，善惡已章，無待美刺。讀蕭曹之行事，豈不知其忠良?見莽卓之所為，豈不知其凶逆?……而當職之人，不知留意於憲章，徒相尚於言語。正猶當家之婦不事饔飧，專鼓脣舌。”史官們始終秉持成者王敗者寇，揚善抑惡的方針，為封建統治者歌功頌德。

　　心理學的研究必須要建立在大量材料的分析之上，中國古代的正史中大多描寫和歌頌帝王將相的豐功偉業。並且當中某些史料則又因為避諱而沒有從實描述，多少帝王將相生平的描寫開頭都是“天賦異稟”的神話色彩，讓研究者很難從史料中分析其成長經歷對日後行為的影響，從而阻礙了對某些歷史現象因果的分析。此外，若想研究中國古代普通民眾或組織的群體心理、社會心理，其材料就更為缺乏。

　　還有，中國古人治史其目的是為了借古喻今，這就加重了史料的主觀色彩，正如梁啟超先生所說“吾儕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於客觀性質的歷史。我國人無論治何種學問，皆含有主觀作用――攙以他專案地，而絕不願為純客觀的研究。例如文學，歐人自希臘以來，即有‘為文學而治文學’之觀念。我國不然，必曰因文見道。道其目的，而文則其手段也。結果則不誠無物，道與文兩敗俱傷。惟史亦然：從不肯為歷史而治歷史，而必侈懸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經世”等，一切史蹟，則以供吾目的之芻狗而已。”[2]這就對我們蒐集、把握和運用資料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在運用歷史心理學時，當事人的日記、書信、自傳是首選材料，但正如劉子健所說：“國史人物，很少有可靠的私生活資料。幼年感受，家庭關係，夫婦感情，都認為不登大雅之堂。”並且，古人治史“本意並不在述史，不過借古人以寄其理想，故書中所記，乃著者理想人物之言行論行事，並非歷史上人物之言論行事。”[2]古人的這種治史的風格給歷史心理學的運用造成很大的困難。

　　二今人不良的治學風格

　　現在有一種現象就是強材料以就我，或者是為了支援自己的觀點而片面擷取某段材料。如梁啟超早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談到有的人“對於一件事的說明，到了材料不夠時，不得不用推想。偶然得到片辭孤證，便很是高興，勉強湊合起來作為事實”。還有“自己有一種思想，或引古人以為重，或引過去事實以為。”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看出傳統的治史風格和今天一些學者不嚴謹的治學都給歷史心理學的運用造成了很大的困難。因此，儘管心理史學走過了百年曆程，但真正有價值的成果少之又少。

　　二、運用歷史心理學應注意的問題

　　一善用發展的觀點

　　事物是不斷變化發展的，一如人之心理亦是不斷變化的，“社會倘永為一種勢力――一種心理之所支配，則將成為靜的、僵的，而無復歷史之可言”[2]我們在運用心理學理論研究歷史問題時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待歷史事件，認識到不管是一個人還是一個群體的所作所為絕不是某一心理所支配的，它一定是存在變化的。在運用歷史心理學史分析一個人的行為時，要能夠發展的看到，隨著周邊環境的不同，其心理是變化的，其表現出來的行為是不同的。錢穆先生在《歷史研究法》也提到善用發展的觀點看待歷史的必要性：“諸位研究歷史，首當注意變。其實歷史本身就是一個變，治史所以明變。”“正如一個身體健康的人，他也會有病時。一個身體孱弱的，也會有康強時。所以衡量一人之體況，該看其前後程序。”

　　舉一個例子說明，西漢初黃老之學成為顯學，被確立為國家政治活動的指導思想，在國家內外政策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然而到漢武帝時，隨著社會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在意識領域內“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此儒家思想成了漢代統治集團制定大政方針的理論依據，取代了黃老無為思想發揮著主導作用。這是一個大家都知道的歷史事件。這就是隨著社會群體心理的發展造成的歷史結果。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意識的發展，西漢統治集團這一社會群體的心理是發生變化的，為維護自己的統治採用適合自己統治需要的思想。這就不難解釋儒家思想取代黃老思想成為統治者內外政策制定的依據。 　　再如，大家都知道隋煬帝楊廣，其陰險狡詐、殘酷暴孽、城府極深，但其這一性格在韜光養晦時和大權在握時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是完全不同的。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就是因為周邊環境不同。所以在運用歷史心理學必須的注意到發展的看待問題。

　　二注重群體心理

　　目前歷史心理學的運用還是偏向於個人心理。我們應該在注重分析個人心理的同時，看到群體心理對歷史事件的重要性。

　　樑先生對此明確指出：“人格是個共同的，不是孤另的。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會的人格向上。然而社會的人格，本是各個自己化合而成。想社會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教化壞，氣與俗則壞，如西漢國風壞，則出現“王莽盜國，獻符命者遍天下”的不良社會風氣;教化好，氣與俗則好，如東漢“光武起而矯之，尊經術，禮獨行，，東漢風俗之美，冠絕仿古”

　　樑先生《中國道德之大原》一文中提及：“國民既有一種特異之國性，以界他國而自立於大地”。同年，他專作《國性篇》，再一次說：“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國之所以與立者何，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國性。國之有性，如人之有性然。”樑先生所說的“國性”就是群體或社會心理。樑先生談朝鮮滅亡的原因，認為是因為其國民沒有堅強的鬥志和毅力，“朝鮮人易怒好生事，一受侮則攘臂而起，然其怒不崇朝而息”。一息則“若已僵之蛇，撥之不動也。”我們在運用心理學原理研究個人心理時一定要注意到當時“國性”。

　　“所謂‘首出人格者’表面上雖若一切史蹟純為彼一人或數人活動之結果，然不能謂無多數人的意識在其背後。”如，漢楚爭霸，劉邦項羽誰得天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秦帝國滅國後，長期的戰爭中人民深受苦難，急需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來恢復生產，需要一位明白他們需求的英雄一統中原。劉邦出身底層以及不懼失敗的性格正好符合了這種社會心理的需求，相反，項羽出身貴族家庭，從小接受著傳統正規的教育學習，其思想與一般百姓有著本質的不同，他一心只想建功立業，名垂歷史，然項羽的生存環境與成長經歷決定了他無法承受失敗的打擊然。相比之下，劉邦更適應當時社會的需要，最終戰勝了項羽。我們可以假設如果沒有人民的支援，沒有社會發展的需求，劉邦或許就是失敗者。歷史現象中有許多內在的、潛在的心理因素有待挖掘，不同時期的社會階層組成也有不同，研究者須將各種層次的心理因素都納入考慮範圍中。

　　這樣的例子很多，樑先生談顧炎武忠貞不二之根源：顧炎武被公認為清學開山之祖，專以《論語》中“行己有恥，博學於文”修養自己。清軍入關後，他不做清官，為明代忠貞不二之遺老，原因得益於其母之教誨。“他的父親早死，母親未婚守節，十七歲到顧家，過繼他做養子，慢慢地撫育成人。滿州入關，義不事二姓，絕食二十七日而死。……顧母死時，囑咐亭林，不得在清朝作官。他平時所受教育很深，臨終又有這樣大的刺激，所以他一身行為，完全受顧母的支配。”正如偉大教育家福祿倍爾說：“國民的命運，與其說是操在掌權者手中，倒不如說是握在母親的手中。因此，我們必須努力啟發母親――人類的教育者。”不難看出，母親的言傳身教深深影響了孩子們的的道德觀和價值觀，但是，我們除了看到這些偉大母親的人格魅力對她們孩子的影響，還應該考慮到傳統觀念和社會群體心理也是對於個人行為影響的重要因素。他們本身生活於封建社會中，自幼接受禮教或儒家傳統思想這一社會心理的作用。

　　三、發展前景

　　心理因素在對歷史事件的分析解讀中是不容忽視的，歷史心理學依然是歷史研究中一塊神祕的、重要的領域。也正因如此，擁有獨特史學研究視角和方法的心理史學在未來具有極大發展潛力。正如有學者所說的：“後現代主義對理性的懷疑自然對人類行為的解釋有不同觀點。就此而言，宣稱能解釋人類理性行為的心理分析理論就有了相當可以發揮的空間。……不論個人或群體，其許多行為要藉助心理分析工具才能有較滿意的解釋，因此在未來，心理史學要比從前更有前景。”英國學者傑弗裡?巴勒克拉夫對歷史心理學地位的評價也證明這一點，“它不是歷史學的替代物，而是歷史解釋中的一個有意義的內在組成部分。對歷史上的每一個決策和事件所作的合理分析都留下了一部分剩餘的問題未加以解釋。只要心理學能夠幫助歷史學家弄清這些剩餘的問題，歷史學家就不會拒絕它的幫助。只要對心理學加以謹慎的應用，便沒有任何理由不應當藉助於心理學來擴大歷史理解的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