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領導集體的倫理精神思考

　　摘要：倫理精神對於促進領導集體的團結和諧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作者闡釋了倫理精神的內涵和價值，對中國傳統文化關於組織構建的倫理精神進行了反思，即重愛講情、重和息爭、節忠尚從;從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提出了現代領導集體倫理精神的構建應該正確處理好三種關係：一是講真誠與友善，正確處理好肯定與否定的關係，樹立正確的情誼觀;二是講團結與統一，正確處理好求同與存異的關係，樹立正確的和諧觀;講平等與尊重，正確處理好集中與民主的關係，樹立正確的權力觀。

　　關鍵詞：領導集體;倫理精神;思考

　　領導班子形成集體力量要綜合考量多個因素，這其中既有技術性的組織結構合理，也有科學有序的權利分配和執行的制度安排，還有起內在作用、在潛移默化中顯現力量的精神文化現象，其本質就是領導者個人的德性和由這種德性相互發生和影響而構成的整體倫理精神，並通過這種精神達到領導者個體與整體相統一、領導者個人之間共生共容、整體執行和諧有序的狀態。本文從建設和諧領導集體的角度，探討在現代社會條件下應該樹立什麼樣的倫理精神。

　　一、倫理精神的內涵和價值作用

　　倫理精神是一個哲學概念，從倫理學元點出發，元倫理學的根本問題是“應該”與“事實”、“應該如何”與“事實如何”的關係問題，元倫理學的最基本的概念是“應該”，所有倫理學的概念以後都是圍繞“應該”來展開的，由此形成了倫理學的概念系統。“應該”的上位詞是“善”，下位詞是“正當”，“價值”是這個概念系統的開端，然後是具體於價值的“善和正當”，這也就是道德上的善，所以倫理學精神的實質就是個體通過對道德的價值判斷，發自於內心對社會倫理秩序的自覺認同而注重對“善”的追求。薛桂波、倪前亮在《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6年第五期《科學精神與倫理精神》一文中對倫理精神做了非常好的闡釋，“按照中國文化的理解與詮釋，倫理精神是社會的人倫精神，強調的是整體的和諧與秩序，體現的是社會內在生活秩序的精神。……根據德國古典哲學家的考察，‘倫理精神是個體與共體相統一的精神，是一種實體精神，它具有自在自為的特性，因為它不僅在本身內包含著作為其成員的個體，而且保持其自身於那些個體的反思之中’。而道德精神則不同，它是個體對其自身具有確定性的精神。在道德精神的領域，‘精神得到了恢復和愉悅就精神是思想而且保持為思想而言，並且知道這種包含在自我意識中的存在即思想是完善的和獨立的本質。’因而道德精神強調的是個體對整體的自我確認，體現了個體的道德自我確證。”從內容上來講，倫理精神包含了道德精神，既具有道德理性，又具有實踐理性，具體而言，倫理精神指的是我們在涉及到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係時，從“善”的追求出發，遵循理性的道德價值原則和規範，達到個人道德品質的自我完善和整體執行秩序有序性的有機統一。

　　以“善”作為價值判斷的取向具有崇高的個人精神價值和社會實踐價值。從個人價值上講，它指導我們在自身行為的選擇和評價他人行為時具有價值目標的一致性，解決了行為動機與效果不一致的矛盾，驅使我們每一個人向善、行善，從而實現道德品質的完善與提升，昇華內在精神品質，達到自身的和諧，不斷接近聖人的至善境界。從社會價值上來講，依據倫理精神的概念而行動，個人具有自覺追求社會體系和諧有序的自覺意識，能夠以最理性的方式安頓自己和調節秩序，解決了個人的非理性衝動和社會約束的矛盾，達到了個體與整體、個人與社會的一致，實現了整體和社會的安定和諧。

　　二、對領導集體構建的倫理精神反思

　　儘管東西方文化對倫理精神的詮釋遵循不同的思維路徑，但是對倫理精神的本質理解卻是高度一致的，即倫理精神是個體與整體相統一的共體精神。以儒家文化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傳統文化從整體、大局、集體、民族、國家等大的組織概念出發，強調整體利益至上，個人利益服從整體利益，強調個人對國家和民族的貢獻，然後是國家、集體對個人需要的滿足，在先予後取中達到兩者之間的平衡和統一，由此而衍生出了“先公後私”、“大公無私”的政治倫理規範，“重義輕利”、把講“義”與“利”作為判斷是君子還是小人的標準，形成了“義利對立”的經濟倫理觀，推崇“和為貴”、“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推己及人的人際倫理觀等。而西方從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出發，在個人與組織的關係上，強調的是個人價值的實現，個人的自我需要和滿足，鼓勵和提倡個人奮鬥，個人對金錢和權利的追求，在先取後予中達到兩者之間的統一，因而衍生出了充分尊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政治倫理觀，“時間就是金錢”、敢於言利並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倫理觀，公正與平等的社會觀，敢於思考、勇於突破的創新精神等。這兩種不同的倫理規範究竟哪一個真正體現出了倫理精神，更能夠促進社會經濟和事業的發展，我們不好做出單一的判斷，從表面上看來，中國傳統文化好像更容易創造和諧，西方文化更容易創造效率，因此有必要在處理個人與整體的關係上對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做一個反思，才有利於豐富和發展我們中華民族倫理精神的內涵，彌合民族文化和精神的不足。

　　中國傳統的倫理精神是以儒家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儒家倫理精神，這種倫理精神是自然經濟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產物，在處理人與人之間、個人與組織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上具有人倫親緣、人倫和諧、人倫等級等特徵。

　　1、重愛講情

　　“仁愛”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基本的倫理規範，崇尚“仁愛”原則，主張“仁者愛人”，並且把“仁”與“禮”結合在一起。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強調“推己及人”，關愛他人。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在論述什麼是“仁”時，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意思是對父母盡孝、對兄弟講愛是“仁”的根本。孟子也強調：“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荀子則強調“仁者自愛。”與儒家愛有差等不同的是，墨子提出了“愛無差等”、“兼相愛，交相利”的思想。如何為仁?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朱熹對孔子的為仁作了進一步的解讀：“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他們從心即主觀願望、個人需要出發來講仁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偏狹性。

　　儒家重愛講情的倫理價值取向的基本面是積極的。幾千年來，國人相互之間與人為善，推己及人，建立了友善互助的人際關係;中華各民族始終互相交融，和衷共濟，形成了團結和睦的大家庭，這也是中華文明得以延續的文化基因。在組織中，講情重愛的倫理價值取向，要求寬容人，諒解人，融洽了集體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形成了團結和睦的工作氛圍，穩定了組織結構。但是儒家所提倡的先愛自己的雙親、再兄弟、然後是普通的民眾和世界萬物的“愛有差等”的思想以及“仁存吾心”、“我欲仁，斯仁至矣”價值判斷標準，模糊了倫理精神的理性價值，混淆了道德價值標準，引起了道德判斷的混亂。特別是過分強調講感情，淡化了原則是非，輕視了制度法律的作用，所以在孔子哪裡，在回答如何為“仁”時，他本身也出現了邏輯上的混亂。孔子在和一個叫葉公的人討論什麼是“直”時，葉公問他：“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這是“直”嗎?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父親犯了偷羊的錯誤，兒子應該隱瞞事實而不應該去舉證他，很顯然，這是混淆了是非觀念。這與我們現代社會既講愛人、講同情和關心，又講原則、講法理是不相容的。直到現在，在組織行為中還可以見到那些講原則的人私下受到指責和排斥，而拋棄原則講哥們義氣的人卻大行其道，很吃得開，被認為是很有本事的人;在社會生活中認為揭發違法犯罪是不講道義，檢舉人或者做證人往往被人誤解，認為這樣的人不可交，不可信，不可用，這些觀念和現象對我們建立法治文明的現代社會有很大的負面作用。

　　2、重和息爭

　　“和”是中國傳統倫理精神的核心內容，也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社會的道德目標。孔子提出的“中庸之道”其本質就是“和”，在人生修養上主張的“執兩用中”、“致中和”的思想，強調的也是事物的度與和諧。其弟子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認為治國處事、內外交往，應該以“和”為標準，這就更加鮮明地肯定了“和”的價值。孟子提倡“人和”至上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認為“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荀子提出“群居和一”說，認為人只有生活在一起，才能團結一心，形成力量。墨子主張“兼愛”、“尚同”，他把人們“能相和合”作為求得社會安定的原則。墨子認為，和合是處理人與社會關係的根本原理，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在於父子兄弟結怨仇，存有離散之心，所以“內之父子兄弟結怨仇，而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只有“和合”才能使家庭、社會群體凝聚在一起。

　　正是從“和”的理想道德目標出發，中國傳統倫理講究處事待人謙敬禮讓，不要鬧矛盾，爭短長。“恭敬之心，禮義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還強調要克己復禮。君子無爭，是孔孟的一貫思想。“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意思是君子矜持、自重而與人無爭，合群而不結黨。史書記述了孔子關於何謂君子之爭：“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譯成現代漢語大意是：孔子說：“君子對什麼事情都不爭。如果說有所爭，那一定是射箭比賽吧!雙方互相作揖，謙讓，然後登場;射完箭走下來飲酒，這種爭是君子之爭。”顯然，孔子把“無所爭”作為君子的道德標準之一，也是針對如何處理人際關係而言。莊、老從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出發，提出了“無為”的概念，引申論述做人要“怡養性情”、“清心寡慾”，達到“無為至極”的境界。莊子在《南華經》中《繕性》篇中寫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與恬交相養，而合理出其性。”老子認為，人與人之間應該應該“無慾”、“無為”、“無爭”，彼此和諧相處，寬大為懷，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這更是消極遁世、迴避矛盾的人生價值觀。

　　重和息爭的倫理精神，固然有利於培養國人的善良本性，形成和諧的人際關係，保證組織團結和社會的安定有序，但是容易造成“和稀泥”的態度，否認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和事物的複雜性，不利於組織討論問題時相互之間展開充分的討論和爭論，求得對事物真理性的認識，因而造成組織缺乏活力和創造性，形成“不敢為天下先”的保守心裡和明哲保身的人生態度，導致整個社會的死板和僵化。

　　3、節忠尚從

　　中國傳統倫理崇尚“忠義”、附從，這種思想文化產生於封建社會等級森嚴的制度並且為維護這種制度服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強調的是臣子、百姓對君王的絕對服從。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是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經濟結構，以家庭或者再擴大一點以家族作為主要的經濟生產單位，人們交往狹窄，非常重視血親、姻親關係的作用，人的知識和生活的本領主要依靠上輩人的教育和傳授，因而這種生活方式反映到人倫關係和政治制度中就形成了宗法制度和家國同構、君權至上的封建專制和官僚體制，使得社會形成了寶塔式的等級制結構。在宗法制度下，最基本的人倫關係是父子、君臣、夫妻、兄弟、朋友等五倫關係。孔孟從“仁愛”原則出發論及了五倫關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荀子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謂大本。”自從漢代確立儒家思想的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地位，這種節忠尚從的思想不斷得到強化。系統闡述等級倫理的漢代大儒董仲舒說：“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於陰陽之道。均為陽，臣為陰;夫為陽，妻為陰。陰道無所獨行”，從而確立了君權、父權、夫權的絕對地位，於是形成了以“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為核心精神的等級倫理精神。董仲舒還說：“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進而將“三綱”神學化。宋明理學家又提出“君尊臣卑”的觀點，並說：“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進一步將等級倫理理學化。在這種倫理精神支配下，封建宗法制和等級制固化了人們的地位，強調臣對君、子對父、妻對夫的絕對服從，由此衍生出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宗教式的大眾教義，對女子強調“三從”，“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凡是忠於君、忠於父、忠於夫、朋友互忠的就是講“義”，就是講“德”。

　　這種強烈的等差觀念強調的是絕對的人身依附，“血緣基礎上形成的‘自然道德’的阻力就在於，它不承認人與人是平等的，它一定要‘愛有差等’”。從組織權利結構來講，君權至上，決定一切;下級權力絕對服從上級權利，各級官員惟命是從;普通百姓只能任由命運主宰。

　　這種節忠尚從的倫理精神對於上級命令的絕對執行，維護決策的嚴肅性、保證社會的穩定的確具有積極的作用。但是它也衍生出了盲從、官本位觀念、特權思想等，這種從上到下的縱向權力來源容易導致下級對上級的依附，下級為了保住官位盲目執行錯誤的決策;執行錯了的，則文過飾非，百般掩飾，推脫責任;為了升遷則阿諛奉承，溜鬚拍馬，甚至行賄營私，形成關係圈和利益鏈，更嚴重的結成朋黨，阻擋正常組織權力行使的通道，造成權力的異化。古代皇帝清除的朋黨，大多以“圈”的形式出現的。現代社會反腐懲貪，扒起蘿蔔帶起泥，一打一大片，就是這種關係圈、利益鏈把他們捆綁在一起。

　　三、關於領導集體的倫理精神思考

　　領導班子作為一個有組織的集體，它既有團結，也有分歧，既有統一也有對立，既有肯定，也有否定，既有求同，也有存異，既講服從統一意志，也講個人心情舒暢，但不管是那一對哲學矛盾，他最終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共同目標而達到“合”，即達到團結統一，這樣“從善如流”的領導班子始終充滿活力，富有積極性和創造性。如何樣保持這樣的活力，需要我們創造性地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文化，又需要結合現時代的要求正確處理好幾種關係，構建現代領導集體的倫理精神。

　　1、講究真誠與友善，正確處理好肯定與否定的關係，樹立正確的情誼觀

　　領導幹部要做“君子”。在《論語》中，提到“君子”一詞的有一百多處，什麼是真正的君子?這就是要在講真誠與友善的基礎上，處理好贊成與反對、頌揚與批評、肯定與否定的關係，凡是認為主要領導說的話都是正確的，做的事都擁護，這樣的人不一定都懷著好心、真心，不是真正的君子。《論語》曰：“巧言令色，鮮仁矣”，《陽貨篇》、《公孫長篇》中對“巧言令色”的斥責還有兩次。曾子曰：“脅肩陷笑，病於夏畦”，意思是聳起肩頭做出討好人的笑臉，這就好比頂著夏天的毒日帶病在地裡幹活一樣。

　　孔子提出的君子標準有三條：第一有善良之心;第二“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第三“矜而不爭，群而不黨”關於第三點我們在下一個問題再論及。第二個標準意思是說一個人只想著自己的小家，想著自己的利益，這樣的人不是君子。孟子是從“居仁由義”的原則出發來論述君子的，在他那裡，君子叫做“大丈夫”，“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意思是說，殺一個無罪的人這是不講仁德的行為，假如一個人不是罪有應得而取了他的性命，這是不講道義，為何我們的居所、行走的路上有惡行呢?那是因為我們對“仁”、“義”理解、應用不當造成的，所以，我們講“仁愛”要看我們的行為是否符合“道義”，是否適當，這樣的話，你做大事的條件就具備了，這也是一個君子應該做的事情。後人進一步按照孔、孟思維的邏輯發展線索拓寬了君子的涵義，即品德高尚正直、與人為善、做事講道義且符合大多數人願望的就是君子，不能以個人的好惡為標準來作為判斷君子的標準，即使是封建帝王也不能把反對他意見的大臣說成是小人。因而我們“不可以一時之譽，斷其為君子，不可以一時之謗，斷其為小人”這就需要我們因情而析，因事而斷，看其一貫的言行表現。

　　領導幹部之間的關係要講“君子之交。”“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這個道就是道義、正義、真理、理性。那麼，我們應該交什麼樣的人，即什麼樣的人才是好搭檔、好同事?孔子曰：“古有朋友，三益三損。友直、友諒、友多聞，為益;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孔子告訴我們交正直的朋友，心胸開闊的朋友，博學多聞的朋友。不要去交那些脾氣暴躁的朋友，優柔寡斷的朋友，心懷鬼胎工於心計的朋友。“君有過則諫”，主張大臣對君王的過錯要加以勸阻。後梁拜安城王國侍郎周興嗣在《千字文》中寫道：“交友投分，切磨箴規”，“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君子交往應該以做學問、做好人來相互砥礪，增進彼此的仁德。《弟子規》寫道：“善相勸，德皆建;過不規，道兩虧。”當主要領導的要特別警惕下級中的諂媚者、阿諛奉承者、溜鬚拍馬者，因為這些人都有共同的目的，即都是奔權勢而來，奔利益而來，都想謀一己之私利。清朝山陰金先生在《格言醒壁》中論述對這種人的態度時說：“能媚我者必害我，宜加意防之;肯規予者必肯助予，宜傾心聽之。”儘管在“能媚我者必害我”之處有絕對化的傾向，但是對於領導幹部有非常大的警醒作用。凡“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我們要百倍警惕那些領導在臺上就百般獻媚奉承，領導離崗退休或者下臺失勢就態度冷漠、置之不理甚至還要踩上一腳的小人。馬克思說：“真誠的、十分理智的友誼是人生的無價之寶。你能否對你的朋友守信不渝，永遠做一個無愧於他的人，這就是你的靈魂、性格、心理以至於道德的最好考驗。”

　　2、講究團結與統一，正確處理好求同與存異的關係，樹立正確的和諧觀

　　領導幹部還要做“群而不黨”的君子。一個領導班子的團結一致並不是說全體成員鐵板一塊，唱著同樣的音高，沒有矛盾。一個和諧的領導班子應該是在個人意見對立、展開充分辯論的基礎上求得相對正確結論，還要允許個人或者少數人保留不同的意見，這就是“求同存異。”據上所論，孔子提出君子的第三條標準是“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意思是君子應該是“矜持”、內斂而不爭名奪利，與別人搞好團結而不拉幫結派與另外的人搞對抗。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道德高尚的人講團結、和諧，但他不一定對別人的意見表示贊同，而品質低劣的人表面上贊同你，但他在內心反對你，背後搗你的鬼。孔子把對“和”與“同”的不同取捨作為區分君子與小人的標準，體現出了孔子“重和”的價值取向，但從論述中國鮮明地看出孔子是主張“求同存異”的。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即君子普遍地厚待人們，而不偏袒阿私;小人偏袒自己周圍的人，搞自己的小圈子，而不公正、普遍地厚待大多數人。

　　然而，“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爭”，不僅是動物的本能，也是人身上的動物性的表現，或說是人出於本能的一種情緒表現。墨子曰：“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司馬遷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忘。”這裡講的“利”，有權利、利益、名譽、地位、威望等。前面講的，孔孟是不主張爭利的，孔子連射箭這樣的娛樂活動都主張不要分出勝負，執手登臺、退而飲酒不去算輸贏。孟子曰：“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但是世界沒有爭論是不可能的，特別是我們領導幹部爭的大多數不是利，多數情況下是站在不同角度對問題的不同主張，沒有絕對的對與錯。有了爭論怎麼辦呢?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代表者都主張“調和”，孔子從人生修養的角度提出“執兩用中”、“致中和”，孟子的“人和”，荀子的“群居和一”等。宋代哲學家張載對中國的“調和”哲學做了很好的詮釋：“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調和的手段是什麼，即以什麼標準來調和矛盾?孔孟等主張從“義”出發，惟從是義。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不逋也，無莫也，義與之比”，也就是說領導要做到不強求別人，不刻意去反對人，一切惟道義行事。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董仲舒也說過，君子正其義而不謀其利，張載更是從上天賦予的理性觀念出發，把正與反、對與錯、是與非、分與合的檢驗標準看成是上天的意志。

　　但不管是將“心”作為原點的主觀唯心主義還是將“絕對觀念”、上帝意志作為標準的客觀唯心主義，都否認了“調和”的客觀基礎。但他們在主張調和哲學的思辨中都閃耀著辯證思想的光輝。例如如何行“義”?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作為具有決策權的領導，在碰到爭議的事情時，多聽聽大多數人的意見，不要先表態，這樣就少招致很多怨恨;多觀察和調查研究，沒有把握的事情先放一放，這樣做就少了很多失誤的地方，自己也少了很多後悔。在這裡講的“行義”就不是按一個人的主觀好惡辦事，而是集中大多數人的意見和集體的智慧，就是哲學上講的“探索真理”和追尋事物的客觀存在性，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求實。”漢武帝在位時的大學博士韓嬰曰：“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密必疏，”也就是說領導決策只有尊重事實，把真實情況說清楚，才能夠消除隔閡，把人團結起來;如果靠虛張聲勢，以勢壓人，會使親密的人變得疏遠。王夫之後面在解釋張載的觀點時說：“內者，心之神，外者，物之法象，法象非神不立，神非法象不顯。多聞而擇，多見而識，乃以啟發其心思而會歸於一。”意思是內心為神，外為天地萬物，萬物之各種現象只有通過人的內心才能認識，人的認識能力也只有通過萬物才能表現出來。多聞多見，則啟發人的心智，增長智慧，最後萬物與人的認識歸於統一。在“多聞”、“多見”、求“實”的基礎上從義，“求同”和“存異”就統一起來了，領導班子之間的矛盾調和也找到了正確方法。

　　3、講究平等與尊重，正確處理好集中與民主的關係，樹立正確的權力觀

　　從整體上講民主平等思想沒有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和主流意識形態，但其中包含了比較豐富的民權思想內容，從維護統治者的權利和地位出發，其主要觀點是：仁政愛民、齊之以德、君臣同心、用人唯賢等。怎麼樣處理好統治集團內部的關係，如何樣行使權力，形成具有統治力的內部組織結構，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論述充滿了哲學的智慧。孔子提倡君臣有等級的以禮相待，魯定公問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與孔子不同的是，孟子充滿了反叛的精神，提倡君臣有情誼的平等交往，君主要重視大臣的作用。多次提出“聖人之於民，亦類也，”“聖人與我同類”、 “人皆可為堯舜”，雖然他是從道德修養的角度來說的，但包含了人格平等的思想，所以發出了“如欲治平天下，夫當今之世，捨我其誰”的吶喊。“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心腹;君子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仇寇。”“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在孟子看來，人天生就是平等的，當君主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必須要把大臣看成自己事業的一部分，重視大臣的意見，發揮整體的作用，否則大臣可以聯合起來罷免君主。墨子從如何“為政”的角度，論述了君王應該如何遴選大臣、對待大臣，認為“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闢私怨。”這裡墨子提出了聖王不僅要舉賢，還要授權，關心大臣的生活，這樣做不是為了賢者本身，而是為了自己事業的成功的需要。西漢戴德、戴聖叔侄編撰的《禮記.祭統》強調“政事之均焉”,“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違,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意思是，為政者不要厚此薄彼，要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這樣才能取得事業的成功。

　　從樸素的平等觀出發，當領導的應該如何行使權力呢?一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傾聽於民。《周易.繫辭上》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要允許別人發表意見，各抒己見。孔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作為一個領導者，只要有寬厚之心，他就不怕別人給他提意見;善於聽取別人的意見，他就不會被矇蔽，成為有智慧的人;勇敢的領導者要勇往直前，不要有什麼擔心的。孟子是極力主張兼聽不同的意見的，特別是要聽取下屬和大多數人的意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那些事情可以做，那些事情不可以做，不要只聽自己親信的話，也不要只聽班子成員的意見，要多聽一聽群眾的意見，這就是所謂的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二是博採眾長，從善如流，傾聽於臣。封建社會的皇帝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利，但是他要實現自己的權力也不是隨意所欲的，在他下面設立了三公九卿，明智的皇帝決策也是要聽取大臣的意見，決策之後還是要交由大臣們實施。中國古代的權謀之術是隱諱之術，沒有人論證過君臣如何行權。孔子只是從“為學”的角度來論述如何學習別人長處。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韓愈在《師說》中論述瞭如何“聞道”，“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所以，“吾聞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作為領導者或者一個班子的首長，所見所聞畢竟有限，精力時間也有所不濟，要多“聞道”，然後“從義”，才能幹好事情。三是見賢思齊，聞過則改。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作為領導者在自己內心裡要建立起強大的精神支柱，要有自我批評的主動性和勇氣，惟賢者尊，惟賢者學，惟賢者用，用則予權，做到“勇者不懼”。孟子曰：“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要保證權力的正確行使，必須要敬賢哲，做到賢者有位，賢者有為。

　　當然，公正與平等、集中與民主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也只是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才來到中國，在中國的封建社會是絕對沒有人敢提與皇帝講民主的，封建皇帝為了實現自己的統治只是自覺或者不自覺地與自己的統治集團分享了權力，但這種分享也是非常有限的，來自於皇帝的授權，這與我們現代社會所提出的尊重民意、提倡民主完全是兩回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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