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選修課論文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本用現代學術方法系統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書，是中國哲學史學科成立的標誌。以下是小編整理分享的的相關資料，歡迎閱讀!

　　篇一

　　淺議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

　　摘 要：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本用現代學術方法系統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書，是中國哲學史學科成立的標誌。這部哲學史採用了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和歷史演進的眼光，也處處體現出作者五四新文化時期的時代精神。不過同時，由於該書的一些疏漏，引起了學術界尤其是梁啟超的一些批評與爭論。時隔近一個世紀重讀這本著作，應該能引起我們對當下的一些思考。

　　關鍵詞：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評價與爭論

　　中圖分類號：B261 文獻標誌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3-0052-02

　　一、《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寫作背景

　　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人，自小接受舊式教育。1902年去往上海求學，接觸維新改良、革命派和西方的新思想，接受系統的現代公民教育。1910年，胡適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批留學生，出國留學。1915年進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美國著名的實驗主義哲學家杜威攻哲學，獲哲學博士學位，其哲學博士論文《中國古代邏輯方法的發展》，中論及的“孔子的邏輯”、“墨翟和後期墨家的邏輯”，“進化論和邏輯”等，是後來《中國哲學史大綱》以下簡稱《大綱》的基礎。

　　胡適的《大綱》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本用現代學術方法系統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書，大量學者認同此書是中國哲學史學科成立的標誌。“哲學”一詞在19世紀末傳入中國，很多人在哲學一詞傳入我國後致力於中國哲學研究，但不成體系，沒有章法，材料極為雜亂，把經學、史學、文學材料一鍋煮。當時人分不清楚哲學和哲學史的分別，對於哲學的認知也是較為模糊的。

　　當時梁啟超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對胡適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將中國學術思想史分為七個時代。胡適自傳中說：“這是第一次用歷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學術史’的見解。”但梁啟超在論其中的“全盛時代”時，把諸家學說的本論並沒有詳細闡述，因此胡適想替梁任公先生補作這幾章缺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這便是胡適著《大綱》的初衷。

　　二、對《大綱》的評價與爭論

　　1919年《大綱》出版後，反響異常熱烈。這是中國哲學史研究的開山之作，但也存在不足之處。我們將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對這本著作進行評價，並分析該書引起的一些爭論。

　　一開創了研究新正規化

　　在寫作背景中我們談到，此前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是經學史學文化各種材料一鍋亂燉的局面，而且傳統的治學方法是採用學案式將各家思想平行排列，無法尋出各家思想的沿革與演進。胡適將西方的學術體系應用於中國傳統哲學思想，進行研究。近代學術要求，研究者應當對於本學科領域的研究目的、要求，研究物件發展演變的階段及其特點做出合理的界定和闡述，並提供給入門者以研究的方法[1]。

　　《大綱》導言中開宗明義，說“‘凡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把種種哲學問題的種種研究方法和種種解決方法，都依著年代的先後和學派的系統一一記敘下來，便成了哲學史。”從最基本的定義出發，胡適繼而對哲學史的研究物件和研究範圍進行了闡述，包括：天地萬物的來源宇宙論;知識思想的範圍、作用及方法名學及知識論;人生在世該如何行為人生哲學;怎樣才可使人有知識，能思想，行善去惡教育哲學;社會國家應該如何組織、管理政治哲學;人生究竟有何歸宿宗教哲學。研究物件和範圍的確定可以說是確立這個學科的重要前提。

　　緊接著，胡適在書中導言闡述了研究哲學史的三個目的：即明變、求因和評判。明變，即要弄清古今思想沿革的線索;求因，即尋找不同時期思想沿革變遷的原因;評判，就是要弄清各家哲學學說的價值所在。在這樣的體系構建中對各家的學說進行了系統的研究，這在當時是開創性的工作。這個在當時讓人耳目一新的研究體系的構建，為此後的研究提供了新正規化，也是這個學科真正確立的標誌。

　　二研究方法的先進性

　　這裡所說的先進性，是較所其處時代而言，胡適的這本書開風氣之先，研究方法和以往的學者大相徑庭。他的方法論，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個是實證主義的宗旨，一個是歷史發展的眼光。

　　第一，先從實證主義來看。主要表現在引據上採用疑古的懷疑精神。胡適美國留學時的導師是實用主義派的杜威，實用主義強調忠於事實，胡適正是將其傳入中國的第一人。

　　胡適治學，講究“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在《大綱》導言中講到哲學史史料取捨審定之法有：史事，與人物所處年代是否相符;文字，尤其是各個時代語言的特色;文體，同一個哲學家的文體自成特色，出入太大定是偽作;思想，一家之言必定能夠前後連貫，若一本書中自身觀點相左，也是偽作;旁證，是從別的書裡尋找佐證。以上互為印證，方可證明一學說的真實性。

　　所以在這本書中，胡適直接從周宣王講起，從《詩經》講起，認為這之前的史料難辨真假又大都不可考，因此直接捨棄，只有《詩經》可以用驗證方法證實。各位哲學家的生平，他都進行嚴格的考證，講明自己的推理或者前人的錯誤。比如在墨子生於何時的問題上，有人說“並孔子時”，有人說“六國時人，週末猶存”，相差兩百多年，容易引人誤會。胡適說：“我以為孫詒讓所考不如汪中考的精確”[2]，並指出了孫詒讓的幾個錯誤，最終定了墨子的大概生平區間。像這樣的考證和論述在全書中俯拾皆是，體現出作者深入的洞察力。

　　第二，即歷史發展的眼光。這在上文闡述胡適研究哲學史的目的時已經有所體現。明變、求因、評判，弄清古今思想沿革變遷的線索，變遷的原因，再對這種思想歷史上產生的實際效果進行評判。所以在書中，胡適按照時間的先後對各家思想進行講解。改變了古人學術的平行法，顯出變遷的痕跡，顯示演進的脈絡。他將中國哲學史分為古代哲學從老子至韓非，中世哲學自漢至北宋，近世哲學明清時期。可惜這本《大綱》並不完全，胡適只作了古代哲學，不免是一種遺憾。這種歷史演進的眼光是作者唯物史觀的體現，是之前研究中少見的。 　　三平等、科學的新精神傳播

　　《大綱》出版於1919年，正是新文化運動的高潮時期，處處體現出作者的時代精神。傳統治學，把古人的原文為主，自己的觀點小字附註，體現尊古崇古之風氣。胡適將自己話作為正文，古人的話小字附註，表新出五四時代的獨立精神。蔡元培評價這本書的另一個長處便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評判哲學，不是是墨非儒，就是是儒非墨，自漢以後，儒家一家獨大，排斥諸子。胡適儘管對孔孟之道不認同，但書中也能還其一個本來面目，各家學說等而視之。

　　除此之外，胡適還大力推崇科學，反對迷信、鬼神。在《大綱》中，他說儒家雖不相信鬼神，卻如此的重視祭祀和葬禮，情願造出鬼神來崇拜。儘管他在書中並沒有進行強烈的褒貶，但我們可以感覺到對迷信思想的批駁;在後面又用生物進化論來解莊子的學說，也可以看出他對科學的偏好。

　　四梁啟超對《大綱》的批評與爭論

　　《大綱》出版後，一時好評如潮。但也有學者提出了不一樣的聲音。我們這裡主要介紹梁啟超的觀點。首先，梁啟超對於該書進行了積極評價，但充其量只能說是一種演講時的恭維，緊接著他就從幾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異議。

　　首先，梁啟超認為胡適把思想的淵源抹殺的太過了，與作者本身所提倡的歷史演進的眼光來看各家學說之淵源的觀點不相符合。老子孔子的一家之言必定是在受了之前很多哲學的啟發和薰陶才發揚光大的，而書中把哲學勃興的原因歸結為長期戰爭、人民痛苦的觀點，只拿一部孔老之前兩三百年的《詩經》來講中國哲學的背景，太過牽強。他批評胡適“疑古太過”，凡是所懷疑的書都不引，這種過猶不及的方法不可取。

　　其次，梁啟超針對其中的特定幾章觀點進行了辯駁。他說：“這部書講墨子、荀子最好，講孔子、莊子最不好。”[3]梁啟超認為胡適書中除了知識論，其他方面多是淺薄和謬誤。對儒家的學說，胡適瞭解的太淺薄。例如關於《論語》中的“學”作何解，胡適認為孔子的學便是“讀書”，只是文字上傳授來的知識。梁啟超對此提出尖銳的批評，認為孔子既說“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又說“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因此為便是學，學便是為，是屬於實踐、經驗方面的學問。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胡適的這本書裡的確存在一些疏漏之處，尤其是其儒學造詣不深常為他人詬病，梁啟超對該書一些具體內容上的批評是有其合理性和建設性的，但梁啟超批評這本書避重就輕，針對一些具體的細節展開攻訐，對於這本書的重要價值和革命性的地位避而不談，是有失公允的。

　　這兩位學者的觀點的對立與爭論事實上是五四新文化時期新老一代新舊之爭的縮影。無論如何，作為現在中國哲學史的開山之作，《大綱》的開創性是無法否定的。

　　三、重讀《大綱》對當下之意義

　　此書出版將近百年，書中的某些觀點和思想，仍然能用來對當下社會和人生態度進行審視。

　　首先，他講中國哲學，對存疑的材料疑而不用，嚴於考證，體現了做學問的嚴謹、審慎、科學的態度，是學術界應當尊重和學習的。

　　其次，胡適在書最後講到古代哲學中絕的原因時提出四點，這裡就取三點為例。第一，以莊子為代表的名學講求出世，認為萬物無時不變，尋求真理和知識是十分無用愚蠢的行為，這對於哲學、科學的發展產生了極端的消極影響。個人、社會的發展都需要積極的參與的態度，消極避世，不應是人生的追求。現代社會也是一樣。第二，狹義的功用主義。墨子、荀子的應用主義提出處於各國需要富國強兵的時代，到後來發展成為了狹義的功用主義，不能立刻見效的學說一概銷燬。胡適說，這種短見的功用主義乃是科學和哲學思想發達的最大阻力。雖然他也重“效用”，但絕不是如此唯功用的狹隘。這種風氣在當下社會也有所體現，當今社會有一種浮躁的功利主義，還有人提出“讀書無用論”，令人唏噓不已。第三，專制的一尊主義。自漢以後，儒學一家獨大，古代哲學自此式微。因此學術、思想自由，相容幷包，是科學、哲學發展的必要條件。我們不能一味追隨主流文化，盲目從眾，推崇一家之言，這樣才有助於現在學術的良好發展。

　　參考文獻：

　　[1]陳其泰.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新正規化[J].史學集刊，2005，3.

　　[2]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M].長沙：嶽麓書社，2010：110.

　　[3]梁啟超.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G]//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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