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白先勇散文

　　旅美的作家中，最有毅力，潛心自己藝術進步，想為文壇留下幾篇值得給後世朗誦的作品的，有兩位：於梨華和白先勇。下面是小編給大家帶來的，供大家欣賞。

　　：明星咖啡館

　　“明星”大概是臺北最有歷史的咖啡館了。記得二十年前還在大學時代，“明星”便常常是我們聚會的所在。那時候，“明星”的老闆是一個白俄，蛋糕做得特別考究，奶油新鮮，又不甜膩，清新可口，頗有從前上海霞飛路上白俄西點店的風味。二樓陳設簡樸，帶著些許歐洲古風。那個時期，在臺北上咖啡館還是一種小小的奢侈，有點洋派，有點沙龍氣息。幸而“明星”的咖啡價錢並不算貴，偶爾為之，大家還去得起。

　　“明星”在武昌街，靠近重慶南路，門口騎樓下有一個書攤，這個書攤與眾不同，不賣通俗雜誌，也不賣武俠小說，有不少詩集詩刊，也有《現代文學》，那便是孤獨國主周夢蝶的詩之王國。周夢蝶隱於市，在車馬喧囂中，參悟到明年髑髏的眼中，虞美人仍舊抽發茁長。《現代文學》常常剩下許多賣不出去的舊雜誌，我們便一包包提到武昌街，讓周夢蝶掛在孤獨國的寶座上，然後步上“明星”的二樓，喝一杯濃郁的咖啡，度過一個文學的下午。那時節“明星”文風蔚然。《創世紀》常在那裡校稿，後來《文學季刊》也在“明星”聚會。記得一次看到黃春明和施叔青便在“明星”二樓。六十年代的文學活動大多是同仁式的，一群文友，一本雜誌，大家就這樣樂此不疲的做了下去。當時我們寫作，好像也並沒有什麼崇高的使命感，沒有叫出驚人的口號——就是叫口號，恐怕也無人理睬。寫現代詩、現代小說，六十年代初，還在拓荒階段，一般人眼中，總有點行徑怪異，難以理解。寫出來的東西，多傳閱於同仁之間，朋友們一兩句好話，就算是莫大的鼓勵了。然而在那片文學的寂天寞地中，默默耕耘，也自有一番不足與外人道的酸甜苦辣。於是臺灣六十年的現代詩、現代小說，羼著明星咖啡的濃香，就那樣，一朵朵靜靜的萌芽、開花。

　　這幾年來，臺北滄海桑田，面目全非，踟躕街頭，有時竟不知身在何方。東區新建的高樓大廈，巍巍然排山倒海而來，目為之眩。臺北飯館多，其來有自，但是這次回來，我發覺臺北的咖啡館，竟也大街小巷，櫛比鱗次起來，猶如雨後春筍，完全取代了早年的“純吃茶”。而裝潢之瑰麗，五光十色，紐約東京瞠乎其後。有些名字取得妙——“夢咖啡”。聽說還有一家叫“杜鵑窩”的，不知道什麼人去光顧。價錢也不對了，坐下去就是六十塊，咖啡味道倒未必佳。或許是我的偏見，這些新興的咖啡館，豪華是豪華，但太過炫耀了，有點暴發戶。我還是喜歡武昌街上那間灰撲撲的“明星”，“明星”的咖啡，“明星”的蛋糕，二十年來，香醇依舊。

　　九月十五、十六、十七日，《現代文學》與作家們舉行了三次的聚會，我和“遠景”的沈登恩商量，地點就設在“明星”三樓，也是敘舊的意思。頭一天光臨的是詩林高手，《創世紀》、《藍星》、《龍族》、《草根》，各派宗主，一時到齊。難得孤獨國主周夢蝶下凡一遊。管管有多年沒見面了，上一次遇見他是十七年前在陳若曦永康街的家裡。張默來了，送了一套《創世紀》給我。《創世紀》是九命貓，比《現代文學》的歷史還要古遠，這兩本雜誌，可算曆盡滄桑。還有洛夫、商禽、辛鬱、藍星詩侶羅門蓉子。瘂弦帶來了他的手下大將丘彥明，《臺灣時報》的梅新、《中華日報》的蔡文甫、“爾雅”的隱地、難得露面的張健、愛吃西瓜的羅青、喜歡寫蝴蝶的景翔，統統圍成了一桌，當然還有《現代文學》元老何欣與姚一葦兩位先生。高上秦姍姍來遲，晚了半個鐘頭——這樣的集會，真是難得。人生聚散無常，這麼多老朋友濟濟一堂，機會不多。二十年前葉維廉頭次帶瘂弦到我家，記得韓國詩人許世旭先生也來了。我家住在松江路——那一帶還是一片稻田，野趣橫生——我們一行數人，步小徑，談詩。瘂弦剛寫了《巴黎》，文壇譁然。虧他想得出來，把女人的嘴脣比做絲絨鞋!許世旭初試漢文詩，頭幾首便發表在《現代文學》。今夏“聯副”有一個餐會，設宴在松江路的“金玉滿堂”，我去一看，原來這家巍峨堂皇的大飯店竟坐落在從前我家的舊址上。真是巧，那天韓國詩人許世旭赫然在場，一別二十載，舊地相逢，令人感到時空交錯。去年許世旭寄了一本韓文版的《臺北人》給我，是他譯的，我當然很興奮，只是看不懂韓文，滿紙的小圈圈，覺得很好玩。許世旭的漢文修養如此深厚，譯筆必是好的。可惜他早返韓國，未克參加這次《現代文學》詩人歡聚。明星的西式午餐很簡單，一菜一湯，與“金玉滿堂”的華筵不能比，但我看見大家還是滿興高采烈的，故人相聚，何況又在懷有共同回憶的地方。有的白了幾根頭髮，有的添了幾條時間的痕跡，然而我訝異詩人們豪情不減當年，意興飛揚，尤有過之。是什麼力量支撐他們尚文精神勇猛如昔?大概還是他們的詩吧!這群拓荒者已經替臺灣的現代詩鋪下了一條道路，這條路雖然曲折、崎嶇，有時驚險重重，而且分歧，但路總是築成了，後人走起來，至少有條途徑可循。

　　第一天來了一位年輕作者李捷金，他本來屬於第二天的聚會，因有事，提前來。前年在“聯副”上我讀到一篇小說《貓》，筆調沉著老練，老年人的心境寫得體貼入微，我原以為作者李捷金一定是個閱世已深的中年人，沒料到竟是個在學的青年學生，大為詫異。可惜那篇小說沒有得到那年“聯合報小說比賽獎”，甚感不平，去年李捷金榮獲“中國時報小說獎”第二名，夏志清先生特別推崇他那篇《窄巷》，所見略同。現在臺灣新生代的小說家真不得了，又多又好，各有千秋。第二天到了宋澤萊、吳念真、陳雨航、古蒙仁、陳銘，還有七等生——我和七等生神交已久，這次卻是首次見面。他支援《現代文學》，十數年如一日，投在《現代文學》的小說稿，篇數第二多。宋澤萊、吳念真、陳雨航今年都得到《聯合報》的小說獎，古蒙仁也得到《中國時報》的小說推薦獎，皆大歡喜。臺灣文學，現在屬於小說時代，年輕小說家，揚眉吐氣，比比皆是，真為他們高興。從前我們寫小說，是沒有幾個人看的，誰還會想到給我們獎金?臺灣新生代的小說家，給我的感覺是紮紮實實，不飄不浮。到底他們土生土長，跟臺灣這塊土地完全認同了，臺灣文學的旗纛應該由他們扛下去。我跟七等生坐在一起，突然感到我們是同一輩的人，我們的哀樂大概是可以溝通的。難為七等生特地從外埠趕來臺北，大概也是為著對《現代文學》多年的那一份情吧。

　　“明星”對陳映真恐怕回憶更深更濃更悠遠，從前《文學季刊》在那裡聚會比我們頻繁得多。我跟陳映真是真正屬於六十年代的。遠在大學時期，陳映真他們還在辦《筆匯》，我們見過一面，他到我家來玩，我們那時都是學生，臺北正在放映《上帝創造女人》，我們笑著談論BB。三年前在施叔青家重逢，大家都走了好長一段路。我床頭有一本陳映真的小說選集，許多年來一直放在那裡，是我最喜歡看的書籍之一。十七日晚還有奚淞、姚一葦、沈登恩，五個人一起在“明星”三樓喝了幾瓶啤酒。姚先生的結論是：只有文學值得奮鬥。廉頗未老，豪興依舊。沈登恩的勇氣也不小，《現代文學》這付重擔，“遠景”也敢來扛。西諺“人生短暫，藝術長存”，在這個白雲蒼狗，瞬息萬變的人世間裡，這句話大概還有幾分真理吧。

　　我跟奚淞離開“明星”，臺北已經漸入深夜。我們沿著重慶南路一路徜徉了下去。奚淞與我有許多共同的瞭解，我們談起話來，很省力。奚淞建議我回來居留一個時期，我說我很想這樣做。我有根深蒂固的懷舊習慣，對臺北這份執著，情不能已。臺北雖然變得厲害，但總還有些地方，有些事物，可以令人追思、回味。比如說武昌街的“明星”，“明星”的咖啡和蛋糕。

　　：恐懼與悲憫的淨化

　　大學求學期間，恐怕是一個人一生中對人生意義的探求，對精神生活的嚮往，最強旺的時期。如果這時候有幸讀到一本好書，這本書可能會影響一個人一生的心路歷程。

　　我念大學的時候，在研讀過的西洋文學書籍中，可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瑪佐夫兄弟》這本小說，曾經給了我最大的衝擊與啟示。我是在愛荷華大學唸書的時候看的，我記得那是一個冬天的雪夜，我在宿舍裡看完這本書，已是天明，從窗外望出去，只見一片白茫茫的大地，我心中突然湧起一陣奇異的感動，我不是基督徒，也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但那一刻我的確相信宇宙間有一個至高無上的主宰，正在默默的垂憐著世上的芸芸眾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部驚心動魄的曠世傑作，激起了我那片刻幾近神祕的宗教情感，猛然間我好像聽到了悠悠一聲從中古教堂傳出來的格里曆聖歌，不禁一陣憫然。

　　《卡拉瑪佐夫兄弟》是陀氏晚年扛鼎之作，享譽之高，與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齊名，是俄國文學黃金時代的一雙瑰寶。陀氏與託翁同時代，處於俄國十九世紀新舊交替大變前夕，他在政治上、心理上、精神上，屢遭困厄，年輕時，曾因參加激進黨政治活動被捕下監，險遭槍斃，放逐西伯利亞十年，恢復自由後，反過來猛烈抨擊左翼虛無分子，陀氏相信只有希臘正教才可拯救俄羅斯民族，而左翼分子只有將俄國拖向萬劫不復。他的寓言對了，俄國後來果然產生了斯大林的恐怖政權。他一生執著於研討人與上帝的關係，經常擺盪於天堂與地獄之間，穿梭於神性與魔性的兩極，直到他年屆六十，終於寫下《卡拉瑪佐夫兄弟》，在人類精神領域中，豎立了一座高峰。

　　這本小說是敘述卡拉馬佐夫一家四個同父異母兄弟的故事，四兄弟分別代表了情、理、聖、魔人性中的四種可能，四個手足相生相剋，顯示了人性中生而俱來無法消弭的基本衝突。陀氏在這本小說中說道：“這是一場上帝與魔鬼的戰爭，戰場就在人的心中。”陀氏是研究人類心靈中善惡衝突最深刻的小說家，在這部書中，杜氏對於人類善與惡的檢視，已經提高到了宗教的層面。他在另一本小說《罪與罰》中寫道：“如果上帝不存在，那麼任何事都可能發生。”的確，如果沒有代表道德力量的上帝存在，那麼弒父也隨時可以發生的了。“弒父”這項最違反人倫的罪惡便是這本小說的主題。西方文學從古希臘索福克利斯的悲劇《伊底帕斯王》到陀氏的《卡拉瑪佐夫兄弟》，許多傑作都在挖掘這個令人不寒而慄的人倫禁忌，證諸佛洛伊德學派現代心理學的研究，我們不能不懍然於人心惟危，在重重宗教、倫理、道德的壓束之下，而人類那股最原始的嗜血亂倫的衝動卻仍舊蠢蠢伺機而發。西方文學的深刻處在於敢正視人類的罪惡，因而追根究底，鍥而不捨。《卡拉瑪佐夫兄弟》，“恐懼與憐憫”不禁油然而生。恐懼，因為我們也意識到我們本身罪惡的可能;憐憫，因為我們看到人竟是如此的不完美，我們於是變得謙卑，因而興起相濡以沫的同情。文學最大的功能，大概就是喚起人類常常處在休眠狀態中的惻隱之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