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級下冊人教版語文課文朗讀

　　語文朗讀教學是語文閱讀教學的一個重要的方式,那麼該怎麼寫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我的第一本書

　　前幾天一位詩人來訪，看見我在稿紙上寫的這個題目，以為是寫我出版的第一本詩集，我說：“不是，是六十年前小學一年級的國語課本。”他笑著說：“課本有什麼好寫的?”我向他解釋說：“可是這一本卻讓我一生難以忘懷，它酷似德國卜勞恩的《父與子》中的一組畫，不過很難笑起來。”我的童年沒有幽默，只有從荒寒的大自然間感應到的一點生命最初的快樂和夢幻。

　　我們家有不少的書，那是父親的，不屬於我。父親在北京大學旁聽過，大革命失敗後返回家鄉，帶回一箱子書和一大麻袋紅薯。書和紅薯在我們村裡都是稀奇東西。父親的藏書裡有魯迅、周作人、朱自清的，還有《新青年》、《語絲》、《北新》、《新月》等雜誌。我常常好奇地翻看，不認字，認畫。祖母嘲笑我，說：“你這叫做瞎狗看星星。”那些本頭大的雜誌裡面，夾著我們全家人的“鞋樣子”和花花綠綠的窗花。書裡有很多奇妙的東西。我父親在離我家十幾裡地的崔家莊教小學，不常回家。

　　我是開春上的小學，放暑假的第二天，父親回來了。我正在院子裡看著晾晒的小麥，不停地轟趕麻雀，祖母最討厭麥子裡摻和上麻雀糞。新打的小麥經陽光晒透得發出甜蜜蜜的味道，非常容易催眠和催夢。父親把我喊醒，我見他用手翻著金黃的麥粒，回過頭問我：“你考第幾名?”我說：“第二名。”父親摸摸我額頭上的“馬鬃”，欣慰地誇獎了我一句：“不錯。”祖母在房子裡聽著我們說話，大聲說：“他們班一共才三個學生。”父親問：“第三名是誰?”我低頭不語，祖母替我回答：“第三名是二黃毛。”二黃毛一隻手幾個指頭都說不上來，村裡人誰都知道。父親板起了面孔，對我說：“把書本拿來，我考考你。”他就地看坐下，我磨磨蹭蹭，不想去拿，背書認字難不住我，我怕他見那本悽慘的課本生氣。父親是一個十分溫厚的人，我以為可以賴過去。他覺出其中有什麼奧祕，逼我立即拿來，我只好進屋把書拿了出來。父親看著我拿來的所謂小學一年級國語第一冊，他愣了半天，翻來覆去地看。我垂頭立在他的面前。

　　我的課本哪裡還像本書!簡直是一團紙。書是攔腰斷的，只有下半部分，沒有封面，沒有頭尾。我以為父親要揍我了，沒有。他愁苦地望著我淚水盈眶的眼睛，問：“那一半呢?”我說：“那一半送給喬元貞了。”父親問：“為什麼送給他?”我回答說：“他們家買不起書，老師規定，每人要有一本，而且得擺在課桌上，我只好把書用刀砍成兩半，他一半我一半。”父親問我：“你兩人怎麼讀書?”我說：“我早已把書從頭到尾背熟了。喬元貞所以考第一，是因為我把自己的名字寫錯了，把‘史承漢'的‘承'字中間少寫了一橫。”父親深深嘆著氣。他很瞭解喬元貞家的苦楚，說：“元貞比你有出息。”為了好寫，後來父親把我的名字中的“承”改作“成”。

　　父親讓我背書，我一口氣背完了。“狗，大狗，小狗，大狗跳，小狗也跳，大狗叫，小狗也叫……”背得一字不差。

　　父親跟喬元貞他爹喬海自小是好朋友，喬家極貧窮，喬海隔兩三年從靜樂縣回家住一陣子，他在靜樂縣的山溝裡當塾師。臉又黑又皺，脊背躬得像個“馱燈獅子”***陶瓷燈具***。

　　父親對我說：“你從元貞那裡把那半本書拿來。”我不懂父親為什麼要這樣，送給人家的書怎麼好意思要回來?元貞把半本書交給我時，哭著說：“我媽不讓我上學了。”

　　晚上，我看見父親在昏黃的麻油燈下裁了好多白紙。第二天早晨，父親把我叫到他的房子裡，把兩本裝訂成冊的課本遞給我。父親的手真巧，居然把兩半本書修修補補，裝訂成了兩本完完整整的書，補寫的字跟印上去的一樣好看，還用牛皮紙包了皮，寫上名字。元貞不再上學了，但我還是把父親補全的裝訂好的課本送給他。

　　這就是我的第一本書。對於元貞來說，恐怕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本書。

　　父親這次回家給我帶回一個書包，還買了石板石筆。臨到開學時，父親跟我媽媽商量，覺得我們村裡的書房不是個唸書的地方。我父親很清楚，老師“弄不成”***本名馮百成，因為他幹什麼事情都辦不成，村裡給他取了這個外號***，為人忠厚卻沒有本事。父親讓我隨他到崔家莊小學唸書。我把這本完整的不同尋常的課本帶了去。到崔家莊之後，我才知道除了《國語》之外，本來還應該有《算術》和《常識》，因為“弄不成”弄不到這兩本書，我們就只念一本《國語》。

　　還應當回過頭來說說我的第一本書，我真應當為它寫一本比它還厚的書，它值得我用崇敬的心靈去讚美。

　　我們那裡管“上學”叫“上書房”。每天上書房，我家的兩條狗***一大一小***跟著我。課本上的第一個字就是“狗”，我有意把狗帶上。兩條狗小學生一般規規矩矩地在教室的窗戶外面等我。我早已經把狗調教好了，我說“大狗叫”，大狗就汪汪叫幾聲，我說“小狗叫”，小狗也立即叫幾聲。“弄不成”在教室裡朗讀課文時，我的狗卻不叫，它們聽不慣“弄不成”的聲調，拖得很長，而且沙啞。我提醒我的狗，輕輕喊一聲“大狗”，它就在窗外叫了起來。我們是四個年級十幾個學生在同一教室上課，引得鬨堂大笑。課沒法上了。下課後，“弄不成”把我叫去，狠狠地訓斥了一頓，說：“看在你那知書識禮的父親的面子上，我今天不打你手板了。”他罰我立在院當中背書，我大聲地從頭到尾地背書。兩隻狗蹲在我的身邊，陪我背書，汪汪地叫著。後來老師“弄不成”還誇我的狗聰明，說比二黃毛會念書。

　　抗日戰爭期間，二黃毛打仗不怕死，負了幾回傷。他其實並不真傻，只是心眼有點死，前幾年去世了。他的一生受到鄉里幾代人的尊敬。聽說喬元貞現在還活著，他一輩子挎著籃子在附近幾個村子裡叫賣紙菸、花生、火柴等小東小西。

　　那位朋友再來我這裡時，一定請他看看這篇小文，我將對他說：“現在你該理解我的心情了吧!”我的第一本書實在應當寫寫，如果不寫，我就枉讀了這幾十年的書，更枉寫了這幾十年的詩。人不能忘本。

　　我的母親

　　我小時身體弱，不能跟著野蠻的孩子們一塊兒玩。我母親也不准我和他們亂跑亂跳。小時不曾養成活潑遊戲的習慣，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是文縐縐的。所以家鄉老輩們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穈先生”。這個綽號叫出去之後，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叫作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更不能跟著頑童們“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門口和一班孩子“擲銅錢”，一位老輩走過，見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擲銅錢嗎?”我聽了羞愧得面紅耳赤，覺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們鼓勵我裝先生樣子，我也沒有嬉戲的能力和習慣，又因為我確實喜歡看書，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過兒童遊戲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裡去“監割”***頂好的田，水旱無憂，收成最好，佃戶每約田主來監割，打下穀子，兩家平分***，我總是坐在小樹下看小說。十一二歲時，我稍活潑一點，居然和一群同學組織了一個戲劇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槍，借得了幾副假鬍鬚，就在村口田裡做戲。我做的往往是諸葛亮、劉備一類的文角兒;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榮一箭從椅子上射倒下去，這算是我最活潑的玩意兒了。

　　我在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點底子。但別的方面都沒有發展的機會。有一次我們村裡“當朋”***八都凡五村，稱為“五朋”，每年一寸輪著做太子會，名為“當朋”***，籌備太子會，有人提議要派我加入前村的崑腔隊學習吹笙或吹笛。族裡長輩反對，說我年紀太小，不能跟著太子會走遍五朋。於是我失掉了這學習音樂的惟一機會。三十年來，我不曾拿過樂器，也全不懂音樂;究竟我有沒有一點學音樂的天資，我至今還不知道。至於學圖畫，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紙蒙在小說書的石印繪像上，摹畫書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見了，捱了一頓大罵，抽屜裡的圖畫都被搜出撕毀了。於是我又失掉了學做畫家的機會。

　　但這九年的生活，除了讀書看書以外，究竟給了我一點做人的訓練。在這一點上，我的恩師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麼事，說錯了什麼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丟臉、出醜。***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到天大亮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裡;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裡去敲門。先生家裡有人把鎖匙從門縫裡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嚴父。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只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就嚇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時才教訓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後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她教訓兒子不是藉此出氣叫別人聽的。

　　有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飯，在門口玩，身上只穿著一件單背心。這時候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條小衫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說：“穿上吧，涼了。”我隨口回答：“娘***涼***什麼!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剛說了這句話，一抬頭，看見母親從家裡走出，我趕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晚上人靜後，她罰我跪下，重重地責罰了一頓。她說：“你沒了老子，是多麼得意的事!好用來說嘴!”她氣得坐著發抖，也不許我上床去睡。我跪著哭，用手擦眼淚，不知擦了了什麼微菌，後來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醫來醫去，總醫不好。我母親心裡又悔又急，聽說眼翳可以用舌頭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頭舔我的病眼。這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

　　我母親二十三歲做了寡婦，又是當家的後母。這種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筆寫不出一萬分之一二。家中經濟本不寬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經營排程。大哥從小就是敗子，吸鴉片煙，賭博，錢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見了香爐就拿出去賣，撈著錫茶壺就拿出去押。我母親幾次邀了本家長輩來，給他定下每月用費的數目。但他總不夠用，到處都欠下煙債賭債。每年除夕我家中總有一大群討債的，每人一盞燈籠，坐在大廳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廳的兩排椅子上滿滿的都是燈籠和債主。我母親走進走出，料理年夜飯、謝灶神、壓歲錢等事，只當做不曾看見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門”了，我母親才走後門出去，央鄰舍本家到我家來，每一家債戶開發一點錢。做好做歹的，這一群討債的才一個一個提著燈籠走出去。一會兒，大哥敲門回來了。我母親從不罵他一句。並且因為是新年，她臉上從不露出一點怒色。這樣的過年，我過了六七次。

　　大嫂是個最無能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個很能幹而氣量最窄小的人。她們常常鬧意見，只因為我母親的和氣榜樣，她們還不曾有公然相打相罵的事。她們鬧氣是，只是不說話，不答話，把臉放下來，叫人難看;二嫂生氣時，臉色變青，更是怕人。她們對我母親鬧氣時，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這一套，後來也漸漸懂得看人的臉色了。我漸漸明白，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旁人看。這比打罵更難受。

　　我母親氣量大，性子好，又因為做了後母後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兒比我只小一歲，她的飲食衣料總是和我的一樣。我和她有小爭執，總是我吃虧，母親總是責備我，要我事事讓她。後來大嫂、二嫂都生了兒子了，她們生氣時便打罵孩子來出氣，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話罵給別人聽。我母親只裝做沒有聽到。有時候，她實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後門去，或到左鄰立大嫂家去坐一會兒，或走後門到後鄰度嫂家去閒談。她從不和兩個嫂子吵一句嘴。

　　每個嫂子一生氣，往往十天半個月不歇，天天走進走出，板著臉，咬著嘴，打罵小孩子出氣。我母親只忍耐著，忍到實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這一天的天明時，她就不起床，輕輕地哭一場。她不罵一個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命苦，留不住丈夫來照管她。她剛哭時，聲音很低，漸漸哭出聲來。我醒了起來勸她，她不肯住。這時候，我總聽得見前堂***二嫂住前堂東房***或後堂***大嫂住後堂西房***有一扇房門開了，一個嫂子走出房向廚房走去。不多一會，那位嫂子來敲我們的房門了。我開了房門，她走進來，捧著一碗熱茶，送到我母親床前，勸她止哭，請她喝口熱茶。我母親慢慢停住哭聲，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著勸一會，才退出去。沒有一句話提到什麼人，也沒有一個字提到這十天半月來的氣臉，然而各人心裡明白，泡茶進來的嫂子總是那十天半個月來鬧氣的人。奇怪的很，這一哭之後，至少有一兩個月的太平清靜日子。

　　我母親待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但她有時候也很有剛氣，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個無正業的浪人，有一天在煙館裡發牢騷，說我母親家中有事總請某人幫忙，大概總有什麼好處給他。這句話傳到我母親耳朵裡，她氣得大哭，請了幾位本家來，把五叔喊來，她當面質問他，她給了某人什麼好處。直到五叔當眾認錯賠罪，她才罷休。

　　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度過了少年時代，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我十四歲就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里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 ------ 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藤野先生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鑑，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裡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裡面的幾間洋房裡倒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鬥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去。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裡。不知怎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卻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個市鎮，並不大;冬天冷得利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

　　大概是物以希為貴罷。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系往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尊為“膠菜”;福建野生著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美其名曰“龍舌蘭”。我到仙台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裡的，初冬已經頗冷，蚊子卻還多，後來用被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插嘴，居然睡安穩了。飯食也不壞。但一位先生卻以為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裡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難卻，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於是搬到別一家，離監獄也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嚥的芋梗湯。

　　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學。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須，戴著眼鏡，挾著一疊大大小小的書。一將書放在講臺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

　　後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他接著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於這一門學問的著作。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學，並不比中國早。

　　那坐在後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在校已經一年，掌故頗為熟悉的了。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這藤野先生，據說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裡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帶領結。

　　過了一星期，大約是星期六，他使助手來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他其時正在研究著頭骨，後來有篇論文在本校的雜誌上發表出來。

　　“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麼?”他問。

　　“可以抄一點。”

　　“拿來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還我，並且說，此後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我拿下來開啟看時，很吃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末，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裡去，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著，向我和藹的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麼樣的，我們沒法改換它。現在我給你改好了，以後你要全照著黑板上那樣的畫。”

　　但是我還不服氣，口頭答應著，心裡卻想道：

　　“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於實在的情形，我心裡自然記得的。”

　　學年試驗完畢之後，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100餘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弟。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區域性解剖學。

　　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為難的時候。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麼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嘆息道，“總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幹事到我寓裡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卻只翻檢了一通，並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你改悔罷!”

　　這是上《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托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託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 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裡卻早受了他的影響了。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講義上做了記號，我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匿名 。

　　我這才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因為要開同級會，幹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 “請全數到會勿漏為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很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洩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幹事託辭 檢查的無禮，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終於這流言消滅了，幹事卻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結末是我便將這托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著便有參觀槍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黴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裡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裡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閒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並且離開這仙台。他的臉色彷彿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悽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為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於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他嘆息說。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裡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著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並且時時通訊告訴他此後的狀況。

　　我離開仙台之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為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卻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後， 杳無訊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裡和心裡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著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不幸7年前遷居 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