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漢學的源流與衍變

漢學”一詞至遲在南宋已較常見，所指為兩漢時期的學術思想。清代的“漢學”是一個變化、發展的概念，其外延往往因時代和士人的思想、學術差異而有所不同。

　　清中期以後，重實證的乾嘉學風漸興，學者治經多尊信、歸依漢儒經說，貶抑宋學，形成“家家許、鄭，人人賈、馬”的乾嘉漢學。道鹹以降，隨著今文經學的興起，清代“漢學”的概念又為之一變。清末民初，學者多把今、古文經學都納入漢學範疇。

　　清代“漢學”的這種流變，正好反映了清代學術主流的時代特徵，也為中國現代學術的萌生、發展打開了一道閘門。

　　清代以來，“漢學”一詞使用很廣而語義不同。一為彰顯於清中期的傳統漢學***Han　Studies***，相對於宋學而言，偏重考據研究，近代學者多沿用此意；一為18世紀以後產生於歐洲的西方漢學，即Sinology，本意為中國學，中譯時借用了“漢學”一詞，內容包括有關中國的歷史、學術、文化和社會等所有研究，不限於考據。清末學者已注意到兩者的差異，經學家皮錫瑞指出：日本“所謂‘漢學重興’者，乃其國人以中國之學為漢學，非中國之所謂‘漢學’，且亦冀幸之詞耳，未知將來如何？”（《師伏堂未刊日記》，《湖南歷史資料》1959年第1期）其後，兩者在觀念、方法上有所借鑑和汲取，但並未渾然一體。事實上，傳統漢學也是一個變化、發展的概念。

　　漢代經學與宋明理學曾為儒學發展的兩個高峰，也是中國傳統學術的兩大正規化。清中期以後的學術主流是漢學，士人治經多歸依於漢儒經說，在研究方法和價值取向方面也呈現出異於前代的學術風尚。關於“漢學”一詞的出現，目前學術界的說法有二：多數論著認為“漢學”一詞最早見於惠棟的《易漢學》；此外，劉師培曾說，康熙年間的臧琳“樹漢學以為幟，陳義淵雅”（《清儒得失論》）。有的論著因此認為臧琳最先把經學研究稱作“漢學”。實際上，臧琳和惠棟只是加強了經學領域“唯漢是好”的趨向。“漢學”一詞至遲在南宋已較常見，而且均指兩漢時期的學術思想。南宋劉克莊評論漢、魏學術雲：“《易》學有二：數也，理也。漢儒如京房、費直諸人，皆舍章句而談陰陽災異，往往揆之前聖而不合，推之當世而少驗。至王輔嗣出，始研尋經旨，一掃漢學。”（《季父易稿》，《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他所謂漢學既指西漢之學，又包括東漢鄭玄之學，認為“鄭司農區區訓詁，不離漢學”（《恕齋讀易詩》，《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十一）。宋人所謂“漢學”多側重於兩漢《易》學。一些學者貶評漢儒以象、數釋《易》，而重視王弼以理求《易》，這與宋代理學背景密切相關。元、明時期，“漢學”不再囿於兩漢《易》學，而涉及諸多經學領域。宋末元初的戴表元提到：“ 秦禍息，漢學興，傳言者雜”（《天原發微序》，《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他推重西漢之學，認為“儒者欲求漢學，惟齊魯諸生訓注猶近古哉！”（《急就篇註釋補遺自序》，《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元、明士人的著述中，“漢學”一詞流傳不絕。

　　清代學者逐漸尊信和歸依於漢儒經說，“漢學”的價值評判也在實證學風的輝映下發生了根本變化。康熙年間，士人多以“漢人之說”、“兩漢之學”指稱漢學，這與當時治經不分漢、宋的氛圍相關。不過，少數學者已明確崇信兩漢經學，而排斥宋儒經解，從而推動了清代漢學的興起。武進臧琳為諸生30年，生前默默無聞，讀經不輟，將心得輯為《經義雜記》30卷。該書無“漢學”之名，卻有鮮明的尊漢抑宋傾向，故有“漢學”之實。他自稱“考究諸經，深有取於漢人之說，以為去古未遠也”（《經義雜記》“題記”，卷一）。臧琳的書未刊行，即受到閻若璩的讚譽，稱其“深明兩漢之學，既通聲音訓詁，又雅擅二劉、楊子云之長 ”（《序》，《經義雜記》“敘錄”）。康熙年間，“漢學”在江南學術圈中不再含有宋儒那樣的貶義。乾隆九年，惠棟著成《易漢學》8卷，仍著眼於《易》學而論漢學，與宋儒的概念不無相似，但《易漢學》既揭櫫漢學的旗幟，又明確排斥宋儒經說，彰顯了尊崇漢學的色彩。惠棟為首的吳派學者歸依漢儒經說，“漢學”成為其經學體現。稍後，戴震為首的皖派興起，不單純“唯漢是好”，而強調求是，但吳、皖學者均重視音韻訓詁，由考據以求義理。他們解經、注經多歸依於東漢經學，一時形成所謂“家家許、鄭，人人賈、馬”的局面。

乾嘉漢學源出於經學，但不限於經學，還包括子、史、文辭方面的考據研究。清末劉師培雲：“或以篤信好古，該漢學之範圍。然治漢學者，未必盡用漢儒之說；即用漢儒之說，亦未必用以治漢儒所治之書。是則所謂漢學者，不過用漢儒訓故以說經，及用漢儒注書之條例，以治群書耳。”（《近代漢學變遷論》，《劉申叔先生遺書》，第49冊）這基本揭示了清代漢學的考據學本質，即以漢儒訓詁方法、注書條例以研究群書。梁啟超稱以吳、皖為中心的乾嘉漢學為“正統派”，“其研究範圍以經學為中心，而衍及小學、音韻、史學、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輯逸等等，而引證取材，多極於兩漢，故亦有‘漢學’之目”（《清代學術概論》）。這些論述揭示了漢學蘊含的本質屬性。

　　當然，清代漢學的外延也並非一成不變。乾嘉時期，漢學是指以古文經學為中心的考據研究，其典型體現是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道光以降，隨著今文經學的興起，清代士人的“漢學”概念有所擴充套件，今文家與古文家的看法不盡一致。一些今文家認為，西漢今文經學才是“真漢學”。常州莊氏今文學被乾嘉學者視為“乾隆間經學之別流”，“世之語漢學者鮮稱道之”。而魏源認為，莊氏“所為真漢學者，庶其在是，所異於世之漢學者，庶其在是”（《武進莊少宗伯遺書序》，《魏源集》上冊）。清末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更是以“漢學”專指今文經學，攻擊古文經學為“新學”，從而為維新變法張目。另一方面，清末一些古文家批評道鹹以後的今文經學，而視古文經學為漢學正統。但有的古文家如章太炎雖指斥龔自珍、魏源、邵懿辰等今文家，卻認為今文經學更接近漢學本意：“大抵清世經儒，自今文而外，大體與漢儒絕異。不以經術明治亂，故短於風議；不以陰陽斷人事，故長於求是。短長雖異，要之皆徵其文明。”章氏對“漢學”之名頗持疑議，而將他貶抑的今文學視為漢學。清末民初，一些學者把今、古文經學納入漢學範疇。今文家皮錫瑞認為，嘉、道年間“西漢今文之學”興起後，“義愈推而愈高；屢遷而返其初，一變而至於道。學者不特知漢、宋之別，且皆知今、古之分。門徑大開，榛蕪盡闢”（《經學歷史》，中華書局版）。他推崇今文學派，視之為漢學正統。其後，經學史家周予同也認為“漢學”應包括西漢今文學和東漢古文學。他說，紀昀、江藩、阮元等人“所謂‘ 漢學’是專指東漢古文經學，並不包括西漢今文學。這樣，不正是截去經學史的首尾嗎？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前序說：‘凡後世所指目為漢學者，皆賈、馬、許、鄭之學，乃新學，非漢學也。’這種譏評的話也確有一部分理由。”（《序言》，皮錫瑞《經學歷史》）這種看法帶有今文家的傾向，但在清末民初的論著中並不罕見。錢穆曾評論陳澧、康有為所謂“孔門四科”之說：“東塾不言經世，又以鄭、朱並舉，不數西漢，仍不脫乾嘉諸儒牢籠，故不免以勸人讀註疏終。康說微近東塾，然舍鄭玄而取董仲舒，以西漢議政易東漢之說經，以經世、義理為孔學兩幹，局度恢張，意趣巨集括，實較東塾為勝。”（《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實際上，陳澧雖重視古文經學註疏，但也兼顧義理和經世，只是不像清末今文家那樣明顯。錢穆代表了現代新儒學的一家之言，在民國學術界有一定的社會基礎。

　　綜上可見，清代的漢學是一個變化、發展的概念，其外延往往因時代和士人的思想、學術差異而有所不同。就語源來看，宋元時期的“漢學”一詞本來涵蓋兩漢經學，清末許多學者包括一些古文家也將今文學歸諸漢學。再則，嘉慶以後的今文經學豐富了漢學傳統的思想內涵，其中雖有偏差，但程度不同地傳承實證學風。故考察清代漢學既涵蓋乾嘉古文經學及其流風餘韻，又應包括嘉慶以降的今文經學。

　　清代漢學反映了一代學術主流和趨向，符合清學的基本情形。乾嘉時期，經學盛極，考據子、史書籍雖然也有成就，但總體上不能與經學比肩，而且一些論著帶有“以子證經”或“以史證經”的色彩，諸子學、史學考據多少有點經學“附庸”的意味。至道鹹以後，考據子書、史地的成就和地位更為凸顯。倘若從寬泛的漢學範疇來說，則包括考據子、史在內的漢學至清末仍顯勃勃生機，並無衰退之象。即使在經學領域，晚清漢學仍然是值得重視的。

　　大致說來，乾隆年間的重要學者惠棟、戴震、錢大昕、江聲、盧文弨等人都崇尚考據，多注重開宗立派，建立學術壁壘。今文家莊存與、孔廣森等人也偏重考據和專精。嘉慶初年以後，新一代漢學家如凌廷堪、焦循、阮元、王引之等人反思漢學積弊，治學領域有所擴充套件，大多趨於博通。其次，嘉道年間，漢學群體兼採宋學或講求義理的傾向有所發展，逐漸成為學術主流，焦循、阮元尤為其中代表。再則，自嘉慶初年以後，士人的經世意識迅速傳播，在學術上兼顧或講求經世致用的漢學家有所增加，漢學逐漸走向經世致用。這些均為清代學術的重要轉變，也是清末學術鉅變的基礎。

　　道光以後，漢學既承續乾嘉學派，又獨具特色，其學術內容、價值取向及學術格局都較之以前有所變化，形成了具有時代特徵且影響後世的學術精神。它們成為清季多數漢學家或考據家的學術共性，其主要內容是：一、經乾嘉學者弘揚的以求真為基礎的實證學風；二、嘉慶以後不悖求真而又注重經世致用的價值取向；三、以調和漢宋、融合中西為標誌的調適精神；四、以清末學術多元化為標誌的民主性。這些傳統在乾嘉之際已露端倪，至清末而更趨成熟和彰顯。五四之後，這些傳統因時發展，成為構建中國現代學術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