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書法家王獻之介紹

　　王獻之又名王大令，字子敬，小名官奴，祖籍山東臨沂，生於會稽***浙江紹興***，王羲之第七子，東晉書法家、詩人、大臣，晉簡文帝司馬昱的駙馬。王獻之官至中書令，為與族弟王珉區分，人稱王大令，與其父並稱為“二王”。下面是。

　　人物生平

　　王獻之生於這樣的家庭，父親是大名鼎鼎的"書聖"，母親及叔、祖輩、眾兄弟都是書法大家，從小的習是在所難免的。而他較之他人又更為勤勉，在學習書法時更為下力、專注、其性情也頗具乃父之風。

　　王獻之學書和他的父親一樣，不侷限於學一門一體，而是窮通各家，所以能在“兼眾家之長，集諸體之美”的基礎上，創造出自己獨特的風格，終於取得了與王羲之並列的藝術地位。他說的“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成為歷來讚美稽山鏡水的名句。

　　王獻之的書法藝術，主要是繼承家法，但又不墨守成規，而是另有所突破。在他的傳世書法作品中，不難看出他對家學的承傳及自己另闢蹊徑的蹤跡。前人評論王獻之的書法為"丹穴凰舞，清泉龍躍。精密淵巧，出於神智"。他的用筆，從"內拓"轉為"外拓"。

　　他的草書，更是為人稱道。俞焯曾說："草書自漢張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他的傳世草書墨寶有《鴨頭丸帖》、《中秋帖》等。清朝乾隆皇帝將它收入《三希帖》，視為"國寶"。他還創造了"一筆書"，變其父上下不相連之草為相連之草，往往一筆連貫數字，由於其書法豪邁氣勢巨集偉，故為世人所重。

　　王獻之是以一生精力研習書法的。他很有頭腦，曾經對父親說：“古之章草，未能巨集逸......大人宜改體。”***張懷瓘《書斷》***他不滿意於一切都和別人一樣，所以自創新體。張懷瓘《書議》說：“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 更開一門。夫行書，非草非真，離方偱圓，在乎季孟之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於草，開張於行，草又處其中間......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他的非草非行的新書體，被稱為“破體”，又叫“一筆書”。

　　人物成就

　　政治生涯

　　曾經擔任過州主簿、祕書郎、祕書丞、長史、吳興太守等官職;成為簡文帝駙馬後，又升任中書令***相當於宰相***。但政績一般，遠不如他的書名顯赫。故人稱“大令”。他一生最大的貢獻是如何教養後代成長。他自己一生為後代做出了榜樣!這是王獻之一生政治生涯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他最偉大的業績。

　　書法成就

　　他一生的書法藝術並不守舊，且與父不同，字身喜帶長形。王獻之家學淵源，學習勤奮。其詩文書法，為東晉後起之秀。他王獻之筆下的草書，下筆熟練、潤秀、飛舞風流，不亞於父親王羲之，父子合稱二王。王獻之自小跟隨父親練習書法，胸有大志，後期兼取張芝，別為一體。他以行書和草書聞名，但是楷書和隸書亦有深厚功底。由於唐太宗並不十分欣賞其作品，使得他的作品未像其父作品那樣有大量留存。傳世名作《洛神賦十三行》又稱“玉版十三行”。前人評論王獻之的書法為“丹穴凰舞，清泉龍躍。精密淵巧，出於神智”。他的用筆，從“內拓”轉為“外拓”。

　　他的草書，更是為人稱道。俞焯曾說：“草書自漢張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他的傳世草書墨寶有《鴨頭丸帖》、《中秋帖》等，皆為唐摹本，他的《鴨頭丸帖》，行草，共十五字，絹本。清代吳其貞在《書畫記》裡對此帖推崇備至，認為：“***此帖***書法雅正，雄秀驚人，得天然妙趣，為無上神品也。”他的《中秋帖》行草，共二十二字，神采如新，片羽吉光，世所罕見。清朝乾隆皇帝將它收入《三希帖》，視為“國寶”。

　　王獻之學書和他的父親一樣，不侷限於學一門一體，而是窮通各家。所以能在“兼眾家之長，集諸體之美”的基礎上，創造出自己獨特的風格。終於取得了與王羲之並列的藝術地位。書跡有宋米芾臨的《中秋帖》等。

　　王獻之是魏晉書家群體中的一位鉅子。父親王羲之的悉心的傳授和指導，使他奠定了堅實的筆法基礎。由於他是魏晉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觀上為他提供了博採眾家之長、兼善諸體之美的機遇，贏得了與王羲之並列的藝術地位和聲望。

　　人物評價

　　王獻之的楷書父子聞名之世，唐宋以下的書家們，寫楷嚴整俊美，媚俏的筆調。他們父子倆的楷筆，真可是千古不朽，萬世流傳，有不可磨滅的吸引力。

　　由晉末至樑代的一個半世紀，他的影響甚至超過了其父王羲之。梁書畫家袁昂在《古今書評》中說：“張芝驚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將四賢並稱。而宋齊之間書學地位最高者則一度推王獻之。獻之從父學書，天資極高，敏於革新，轉師張芝，而創上下相連的草書，媚妍甚至超過其父，窮微入聖，與其父同稱“二王”。樑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雲：“比世皆尚子敬書”，“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當時幾乎成了王獻之的天下。一直到了唐代，唐太宗竭力褒揚王羲之而貶抑王獻之，一些書法評論家才開始認為王獻之的書法比不上他的父親王羲之。但是北宋書法家米芾，主要是向王獻之學習。現代著名學者、書法家胡小石更認為張旭、懷素一派之“狂草”，便是由王獻之草書發展而成的。

　　王獻之的遺墨儲存很少，數量遠遠沒有王羲之那麼豐富。因唐太宗貶獻之而不購求其書作，內府的王獻之書跡“僅有存焉”。宋初的書法，並舉“二王”，宋太宗趙光義留意翰墨，購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跡，命侍書王著摹刻十卷，這就是著名的《淳化閣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賜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單著錄王獻之書帖的有七十三件，經後人考證為偽作或他人所書者達二十餘件，北宋宣和年間，宋徽宗雅好王獻之書法，《宣和書譜》所收的王獻之書跡增至八十餘件。但這些墨跡本絕大多數沒有儲存下來，僅存的墨跡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好在歷代刻帖還保留著一些真跡刻本，給我們學習瞭解王獻之書法留下寶貴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