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學的現代意義

　　康德對哲學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不過人們更多地關注康德對形而上學的批判和他的認識論思想,而往往忽略了他的形而上學情懷,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的相關資料，希望對你有幫助!

　　篇一

　　[關鍵詞]

　　今年是康德逝世200週年。在以反傳統著稱的20世紀西方哲學中,無論是英美哲學還是大陸哲學都對康德青睞有加,對他的研究甚至超過任何一位古典哲學家,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異數。

　　200多年前的康德哲學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意義何在?

　　康德對哲學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不過人們更多地關注康德對形而上學的批判和他的認識論思想,而往往忽略了他的形而上學情懷,我想更進一步突顯其哲學中的這一方面。簡言之,就康德面臨的哲學問題而論,一方面是經驗論與唯理論關於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問題的爭論陷入了困境,理性的有限性問題“浮出水面”。另一方面,盧梭以標新立異的方式突出了自然、自由與文明、進步之間的矛盾,促使啟蒙主義開始了自我反思。與此同時,作為哲學核心部門的形而上學面對休謨的懷疑論和法國唯物主義的攻擊而名存實亡。對康德來說,所有這些問題亦可以歸結為這樣一個問題在嚴格受自然法則限制的世界上,人究竟有沒有自由,有沒有不同於一般自然存在物的價值和尊嚴康德之所以把問題集中在自由問題上,是因為在他看來自由才是促使形而上學產生的源泉和動力。就此而論,康德所面臨的問題是形而上學問題,也是我們稱之為“終極關懷”的問題。康德曾經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把哲學問題歸結為三個問題1、我能認識什麼 2、我應該做什麼 3、我可以期望什麼 後來又加上一個問題 人是什麼 康德回答這些問題的出發點是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而他回答這些問題的思路則是 限制知識,為信仰留地盤這裡的“信仰”不是或者主要不是宗教信仰,理解為道德信念可能更合適 。這一思路揭示了康德哲學與啟蒙主義之間的複雜關係。

　　康德以其“哥白尼式的革命”顛倒知識與物件之間的關係,從二元論和不可知論出發,劃分了理性的兩種功能,即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以限制理性的認識能力的方式,突出了實踐理性的優先地位,從而將形而上學的物件從理論理性的認識領域轉移到實踐理性的道德領域,以道德實現自由的方式來滿足人類理性試圖超越自身有限性通達自由境界的終極關懷。

　　康德為什麼採取這樣的方式來解決形而上學問題?

　　因為康德的時代面臨著價值虛無主義的威脅。

　　近代哲學是在經院哲學衰落的背景下產生的。經院哲學試圖調和理性與信仰,結果不僅證明不了信仰,也動搖了人們對理性的信任。此後的文藝復興對經院哲學煩瑣的理性推理深惡痛絕,加之對基督教禁慾主義的反動,全面走向了感性的時代,所以這個時期活躍於歷史舞臺上的主要是文學家、藝術家而不是哲學家。近代哲學從笛卡爾開始,在自然科學飛速發展的鼓舞下,逐漸恢復了對理性的信心,而哲學家思想家們自覺地擔負起了鼓吹理性,提倡科學,推進知識,教化大眾的歷史使命。於是,哲學與科學聯手,逐漸以理性取代上帝的權威,展開了廣泛深入的啟蒙運動。笛卡爾包括前批判時期的康德 曾經發出了這樣的豪言壯語 給我物質和運動,我就能夠創造世界。理性與科學被神話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近代哲學主要把理性理解為認識能力,科學作為其成果亦是其力量的證明,因而所謂理性即是科學理性,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工具理性”。雖然真正意識到理性主義的侷限要等到19世紀下半葉,達爾文的進化論、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熄滅了理性頭上的神聖光環,但是康德已經敏銳地預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科學理性的發揚不能證明人的價值和尊嚴,它證明的是人的有限性;不能證明人的自由,證明的是必然。更重要的是,科學理性作為人的理效能力是有限度的,無論信仰還是道德,皆非科學理性所能企及。因此,理性無論如何不能承擔上帝的職能。當上帝被迫遜位而理性卻不能登基坐殿的時候,人們面臨的就是虛無主義的威脅。而康德解決問題的方式則是突出實踐理性相對於理論理性 科學理性 的優先地位。

　　按照康德,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因而他同時是兩個世界的成員,受到兩種法則的影響。作為自然存在物,人受制於必然的自然法則,因而沒有自由。作為有理性者,他雖不必然但卻應該遵守理性法則而行動,在此領域他出於自身的內在必然性而行動,自己立法自己遵守,因而是自由的。這就意味著,人居於兩個世界“之間”：他是自然的一分子,但不完全是自然存在;他是有理性的,但也不完全是理性世界的成員。由此可見,康德繼承了啟蒙主義的精神,仍然高揚理性的大旗,不過他所理解的理性不是人的理性,而是純粹理性,而且始終視之為理想而不是現實。因為人終其一生都受制於自然法則而不可能完全按照理性法則行動,而且理性法則表現為應該做什麼的道德法則。這就引出了康德哲學的兩大主題自然與自由,它們源於有限的人類理性的兩種功能,即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在《實踐理性批判》的結論中康德指出,有兩種東西,我們越是對它們反覆思考,它們所引起的敬畏和讚歎就越是充溢我們的心靈,這就是“頭上的星空”和“內心的道德法則”。在此,康德並沒有按照通常的方式通過宗教信仰超越自然,或者通過傳統形而上學的方式以理性的認識能力超越經驗,而是通過倫理學來超越人的有限性。他經歷著信仰的衰落,亦預見到了科學對價值的威脅,從而把道德確定為實現自由的方向,以期重新塑造終極關懷的理想。

　　對康德來說,科學知識是必要的,但也是有侷限的,如果不加限制地擴充套件到人類知識的所有領域,其後果十分嚴重,那將使一些對我們來說性命攸關的有價值的東西面臨毀滅的危險。尼采則從另一個角度揭示了科學的威脅我們通過科學殺死了上帝。與康德不同的是,尼采不是限制知識為信仰留地盤,而是乾脆以絕對的虛無主義對抗虛無主義,讓人自己成為價值的創造者。顯然,康德與尼采對問題採取了兩種不同的回答。那麼,我們究竟選擇康德還是選擇尼采換句話說,在尼采之後,康德哲學的意義何在?

　　20世紀西方哲學以反主體性著稱,康德哲學和尼采哲學卻都具有主體性的特徵。他們之所以仍然受到人們的重視,在康德是因為他對理性的審慎態度,在尼采則是因為他對理性主義的猛烈批判。假如我們可以藉助尼采用鐵錘思考的方式破壞一箇舊世界,但卻難以由此而建設一個新世界,或許可以通過康德來“中和”尼采。換言之,我們也許無法使已經死了的上帝“復活”,但是當我們不能以超人的態度超越虛無主義的時候,康德的道德理想主義仍然是一條可以選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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