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的政治思想是什麼

　　康有為主張變法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康有為作為晚清社會的活躍分子，在倡導維新運動和領導戊戌變法時，體現了歷史前進的方向，下面是小編蒐集整理的康有為的政治思想，希望對你有幫助。

　　康有為的政治思想

　　康有為的立憲思想曾經啟迪和影響了後來的憲法理論，但是，其中卻存在許多保守主義的成分，主要表現在對君權的妥協以及對傳統的、佔統治地位的以禮治國、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

　　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改良派缺乏成熟的階級力量的支援。康有為對西方的立憲政治缺乏價值上的深刻認識。由於時代的侷限性，康有為對西學的認識仍然停留在“器物”論的基礎上，他還不能把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與封建的開明政治嚴格區分開來。就憲法的來源看，立憲主義包括立憲的價值學說和立憲的規範形式兩方面，其中憲法的價值尤其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相伴生。它是一個“新開端”，反映的是新生的獲得勝利的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康有為的立憲理想則是從社會進化論出發，希望調和君權與民權之間的矛盾，減緩新生力量對封建專制的衝擊，維護舊體制。因此，康有為對憲法的理解是有內在矛盾的。中國唯以君權治天下而已，若雷厲風行，三月而規模成，二年而成效著”。康有為一直稱讚西方的代議制，但是他主張設立的制度局、集意院、懋勤殿等都屬於君主的智囊機構，而不是民選機構。不但如此，議院作為資產階級國家的權力機構，是作為封建君權的對立物而出現於歷史舞臺之上的。然而，康有為和當時中國先進的思想家往往是從“通下情”的角度來認識其作用的。這樣一來，議院的設立並不否定封建君權，相反倒成為強化封建國家機器的有效機制。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其憲政實踐的諸多兩難困境。

　　康有為的立憲思想

　　康有為早年思想的演變經歷了一個由儒家學說到佛學、道學，再由佛、道之學到西學的曲折過程。由於家庭環境的影響，康有為自幼即開始接受正統的儒家教育。

　　由於堅持儒教正統，康有為有意識地摒棄了盛行於近代西方國家的某些民主觀念。例如，他從中西文化淵源的不同出發，指出：“中西之本末絕異有二焉：一曰勢，一曰俗。二者既異，不能以中國之是非繩之也”。雖然他當時主要是為了批評“中國秉禮而日弱。泰西尊賢而能強”，但終究認為“幸先聖之學，深入於人心，故時清議能維持之朝居矣”。

　　康有為保守主義立憲思想的第二個來源是其“同治情結”，這是中國的王黨主義。在《七十賜壽謝恩折》***1927年***中，康有為稱：“臣海濱鄙人，文質無底，雖十三世為士，而門非華腴，既四十歲而無聞先帝擇臣於側陋冗散之中，諮臣以變法自強之業，諭臣專摺奏事，由是感激，竭盡愚忠。”此後，當梁啟超企圖與革命黨合作時，康有為強烈反對，指責梁啟超辜負聖恩。康有為所主張的變法，仍然是一種統治階級內部的糾紛解決機制，是一種自我“革政”，並未上升到革命。如果說“制度局也罷，懋勤殿也罷，都是百日維新時康有為藉以寄身，藉以參與到清中央政權中去指導變法的機構”，那麼在辛亥革命之後，帝制既已被推翻，他仍然堅持維護君主的利益，直至策動復辟，則充分表現出其保守的一面。

　　康有為的書學思想

　　後人瞭解康有為，大多基於“戊戌變法”。康有為在書法藝術方面所作的貢獻，絕不比他在政治舞臺上的作為遜色。他不僅是位傑出的政治家，也是繼阮元、包世臣後又一大書論家。他於光緒十五年***18******所著的《廣藝舟雙楫》從理論上全面地系統地總結碑學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說，大力推崇漢魏六朝碑學，對碑派書法的興盛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康有為的事業成就涉及多方面，皆有驚人建樹，僅著述就有700多萬字，具有濃郁的浪漫主義特色，輯成《南海先生詩集》。代表詩篇即《出都留別諸公》5首，其中對國家危亡命運十分關切，意氣豪邁。其政論文打破傳統古文程式，汪洋恣肆，駢散不拘，開梁啟超“新文體”先河。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日本變政考》、《大同書》和《歐洲十一國遊記》等。然而多年來，很少能見到康有為著作的全貌。近代史上的風雲人物，如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等不僅出版了全集，而且還出版了奏議、家書、政論、未刊遺稿等，身後備極哀榮，而學貫中西、放眼世界的康南海則受到很冷遇。

　　變法失敗後，康有為開始周遊列國。當今在瑞典驚現“康有為島”，足以見證他遊歷之廣，康有為由此成為中國近代史中偉大的旅行家之一。吳昌碩曾給他刻一枚印章：“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週大地，遊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裡”。他周遊列國的經歷，拓展了他的胸襟與學識，這在近代知識分子當中是屈指可數。而在他的學生中，梁啟超、王國維、徐悲鴻、劉海粟和蕭嫻等，在文藝領域內都有建樹，說明康有為也是偉大的教育家。

　　康有為以晚清書法鉅子身份，對帖學一系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尚碑”意識，造就一代新風，提出“卑唐”，將有唐數百年來書家創作一筆抹殺，終覺太過偏激。大凡有成就的理論家很難成為創作大家，因為理論和實踐之間既有相輔相成的一面，也有相矛盾對立的一面。理論需要冷靜的邏輯分析，創作需要發自心胸的激情，理論強調公正，創作必須“偏激”，才能顯現個性的建立。自古以來，象孫過庭、蘇軾和米芾這樣的理論實踐均有極高造詣的雙棲人物極為少見。康有為振聾發聵的理論是為自身創作服務立言。以他在政壇上曾經叱吒風雲而最終遭慘敗流亡的情況看，以胸中鬱勃不平之氣作書，不會傾心於柔媚一路的趙董一流，也是情理中的事。

　　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發動了近代書法領域內的一場深刻的“變法”運動。相比較而言，他的書法創作勝過阮元和包世臣，但就他自身而言，創作和理論成就相比，還是有段差距，他並不是最傑出的碑學實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