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資本主義需要經濟民主
對一向標榜民主的資本主義制度說需要民主，似乎不好理解。繼2001年出現美國安然公司營私舞弊案，公司財務醜聞是西方媒體報道出現頻率很高的關鍵詞。歲末年初，義大利最大的食品加工企業帕瑪拉特公司財務醜聞成為熱點新聞。有媒體警告，大公司高層管理人士巧取豪奪公司財產的事件仍有蔓延之勢。用“天馬行空，獨往獨來”形容他們濫用權力，並不為過；以民主制約權勢，便是題中應有之意。
勞動者的私有財產被侵吞
富豪暴富總是與貧富差距聯絡在一起。如何認識貧富差距，卻是一個頗為複雜的問題。
在發達國家，人的生存幾乎不是問題，但貧富差距遠未解決。
從工資分配意義上理解，大公司高層管理人士（以下簡稱“高管”）與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差距擴大。有西方經濟學家提出，差距的合理範圍是20-30倍。1970年，美國最大的100家大公司的“高管”的是普通勞動者的39倍。到20世紀90年代末，擴大到1000倍。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生存意義上的貧富差距，工資分配意義上的“高管”與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差距，都是由資本主義私有制造成的。它們是在私有制原則允許的範圍內出現的。
大公司高層主管佔用公司財產卻讓人費解。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原則是私有財產不可侵犯。“我的，就是我的”是對這個原則的通俗說法。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的股份公司的股東結構出現了大眾化趨勢，普通勞動者把子女教育費、醫療費和退休費等用於未來消費的資金投資到股票市場，公眾持股人數迅速增長。1983年，美國持股家庭只佔家庭總數的19%；1999年，這一比例已迅速增長到52%。在這個大背景下，高層主管私自佔用公司財產，包括了對勞動者投資於公司的資產的無償佔有。
大公司高層主管所作所為明確無誤地表明，不但“我的，就是我的”，而且“你的，也是我的”。這就從根本上違反了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原則。本來，擁有鉅額私有資產的富豪最主張維護私有制，但他們卻毫不猶豫地侵吞了勞動者的私有財產。於是，資本主義出現了新的制度矛盾：主張私有制的人踐踏了私有制。
新矛盾的根源是企業經營的專制性
針對大公司財務醜聞，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說：“20世紀90年代，人的貪婪本性沒有增加，但謀求貪婪行為的機會增加了。”作為道德，貪婪是公司“高管”竊取公司財產的動機，它能夠得逞則有更深刻的經濟根源。
20 世紀初，自由資本主義轉向管理資本主義，企業實行垂直一體化經營，包攬了生產的全過程：從設計開發、零部件加工、成品裝配、一直到產品包裝、營銷和售後服務，並實行多種經營，公司成為多種行為和多個單位組成的企業。這種生產組織方式以大規模生產為基礎，對提高勞動生產率，推動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
但是，它也有弊病，即經營管理具有專制性。垂直一體化經營實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大型企業由一些不同的經營單位組成，由專職的高階經理組成的等級制管理班子負責。每一個職能，由一個部門來管理；總經理統領部門經理，中層管理人員協調並監督低一層的管理人員的活動。以權威和指令完成整個生產過程。處於最下層的是勞動者。一位中國經濟學者非常讚許這種企業制度的專制性。他說：“企業的參與人屬於不同的群體，其偏好相差很大，通過民主化程式解決他們的分歧會非常沒有效率。”在他看來，企業只能搞獨裁，萬萬不可民主化。然而，垂直一體化企業的專制性一旦被放大，“高管”就能夠利用手中的權力胡作非為，資本主義新的制度矛盾就由此激化了。面對“高管”的自私行為，美國著名管理大師德魯克指出：“這不是個人的失敗，而是制度失敗。”
20世紀80年代以來，標榜產權明晰的企業制度出現了所有者缺位現象，垂直一體化企業的專制性弊病有了放大的機會，使“高管”手中的權利得以濫用，暴利唾手可得。
由於公司向“高管”贈與股權，在紐約股票交易所上市的100家傳統產業的企業中，“高管”掌握的股權比例平均高達14%。成為企業的大股東，造成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混淆不清。普通勞動者作為小股東，直接參與公司決策的成本太高，難以起到監督管理者的作用。他們沒有理財的能力和經驗，於是把投入到股票市場的資金，委託共同基金等機構投資者管理，從而無法直接監督公司管理者。投資機構的管理者與公司“高管”勾結，從事股票非法交易；行使監督職能的會計公司和諮詢公司放縱舞弊行為。因為所有者缺位，對專制性的大企業經營管理缺乏監管，“高管”更加為所欲為，作為股東的普通勞動者成為挨宰的物件。
經濟上的專制需要政治支援。金錢與權力結合，政客與“高管”勾結，確立了“高管”竊取公司財產的合法性。
1968年，美國國會通過的聯邦威廉姆斯法提高了外部人士購買企業的成本，加強了“高管”對公司的內部控制能力。20世紀80年代，美國一些州的法律削弱了公司董事會的權力。近年來，美國與公司有關的法律逐漸從側重保護股東利益轉向保護“高管”。最典型的是，美國參議院通過法案，規定送給“高管”的股票期權不計入公司成本，“高管”用股票期權獲利得到法律保障。遊說國會通過該法案的主謀就是現任財長斯諾。他曾擔任美國一家鐵路公司的“高管 ”，1997-2001年的薪水共達3740萬美元；離職後，仍享用公司提供的飛機、汽車和鄉村俱樂部。1994年，他擔任由大企業“高管”組成的美國企業圓桌會議的主席。該組織促使參議院以88票對9票通過了關於股票期權的法案。一貫維護公司“高管”利益的斯諾當上財長，自然要變本加厲地為富豪服務。小布什政府通過優惠富人的減稅政策，斯諾功不可沒。副總統切尼曾管理過一家能源公司，上臺後製定了有利於能源企業的政策；美國海空軍司令都曾任職大型軍火企業“高管”，於是實行了有傾向性的軍火採購政策。在其他發達國家，曾經擔任大公司“高管”的人從政，並竭力維護富豪利益的現象，也並不鮮見。
解決矛盾需要企業治理民主化
針對大公司財務醜聞，發達國家政府加強了對大企業監管力度。但是，上層建築的改變必須具有經濟基礎；制約“高管”手中的權力，解決資本主義的制度矛盾，取決於生產組織方式的變化。
在技術進步推動和競爭壓力之下，20世紀80年代，發達國家出現了新型生產組織方式：從設計開發、零部件加工、成品裝配，一直到產品包裝、營銷、售後服務等生產階段，被分解到不同企業。例如，大型汽車企業把零部件包給不同的供應商生產，自己專注於技術開發和整車裝配。名牌電子企業把零部件設計和產品加工製造完全包給其他企業，成為“沒有工廠的工業企業”。最著名的例子是戴爾電腦公司。在服裝業和鞋業，世界著名的品牌企業把加工生產轉包給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美國耐克公司作為品牌營銷商並不製造運動鞋。美國的沃爾瑪商店作為零售商，不僅從事零售業，而且組織和管理分佈在全球範圍內的產品生產。以垂直一體化企業為主導的生產組織方式，正在逐步讓位於企業之間實行水平一體化合作的全球生產網路。
在這個網路中，多個企業共同完成一個產品的生產經營過程。企業之間合作的基礎是各自生產經營能力的互補性，並不涉及資產所有權。股份公司治理的委託-代理關係變為全球生產網路的共同參與關係，單個企業的等級制結構必然要向扁平結構轉化。有人對300家美國大公司1986-1999年的變化做了調查，結果表明它們的結構層次減少，“高管”的權力被削弱，對企業的支配作用也在弱化。
利潤是每個參與全球生產網路的企業各自謀求的目標。但是，企業之間合作的目標是共同生產出符合市場要求的產品，而不是利潤。衡量合作業績的標準是產品的效能、質量、交貨期、市場佔有率和消費者滿意度等非財務指標。企業不再單純追求利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管”以贏利為藉口的短期行為。
通過全球生產價值網路，供應商取得了進入市場的便利；生產商把加工生產分散到眾多的供應商，不必大量投資於固定資本，避免了市場波動的損失。基於能力互補和穩定市場的需要，企業之間的合作是連續的，從而削弱了企業追求短期目標的動力，促使“高管”正視企業長期經營的必要性：
消費者決策對生產的影響力加強。經營者更加註重消費者主權，把吸收消費者反饋作為改善經營管理的重要方法。消費者資訊成為企業的一種生產投入。
由於知識成為生產手段，人力資本的作用增大。勞動者不但擁有所在企業的股份，還參與產品開發設計和生產經營管理，成為治理的主體。
可持續發展要求企業保護生態環境，企業與它所在地區的利益關係更密切。企業所在地區居民對企業的資源配置具有影響力，成為公司治理的參與者。
從單純謀求利潤出發，公司治理機制由兩個主體組成：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從謀求長期發展目標出發，除了所有者向企業投入資本之外，其他的利益相關者也以不同的資源對企業做出貢獻。企業的投資者、勞動者、消費者、其他的相關企業和社群居民共同參與企業經營管理活動，公司治理的利益相關者模式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企業採納。利益相關者，即民眾參與企業經營管理，無疑是經濟活動民主化的進步；對制約“高管”的獨裁和金錢政治，縮小由“高管侵吞公眾財產造成的貧富差距，具有積極作用。
發達國家的生產組織方式處於轉折期，企業生產組織方式從垂直一體化企業轉向水平一體化網路，公司治理方式從專制走向民主，不會一帆風順。發達國家大公司的財務醜聞就是舊勢力頑強掙扎的體現。一些學者也在為他們辯護。前面提及的經濟學者就說，讓經理對所有利益相關者負責，結果將導致他對任何人都不負責。這段話說明，堅持陳舊生產組織方式仍大有人在，新舊勢力的較量不會輕易結束。主張私有制的人在實踐中踐踏私有制，說明資本主義私有制進一步陷入困境。要擺脫困境，就要實行經濟民主。在標榜民主的發達資本主義制度中，實現經濟民主並非易事。如果說資本主義還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調節能力，可行的出路已經擺在任命面前：發展有利於經濟民主的全球生產網路，實行利益相關者參與的公司治理模式。
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